刘猛将军庙与阜阳“刘公祠”比较研究

虽然刘猛将军庙庙主和阜阳"刘公祠"祠主所指都是宋末的刘锜,但前者是作为神灵祭祀,而后者则是顺昌(今阜阳)人民的恩人受到祭拜,且刘猛将军庙的建造时间远晚于刘公祠。同时,宋理宗敕封刘猛将军的初始目的到明清时发生变化,刘猛将军已不再是刘锜,此时仅具驱蝗功能。随着人类对蝗虫认识的提高及除蝗技术的进步,刘猛将军逐渐失去存在的依据;但"刘公祠"则因刘锜卫国保家之功世代受到怀念,永享香火。     

江西的刘猛将军庙与蝗灾

刘猛将军是中国民间最有名的驱蝗正神.明清时期各地普遍立庙供奉.国际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先生认为;民间以为刘猛将军“赋有神力.可以驱除蝗虫.便在一些比较现实的地方建立刘猛将军庙,想用武力来镇压蝗虫.”(1)这就说明了刘猛将军庙的基本功用.本文仅就江西地区刘猛将军庙的一些问题作些探索.一、江西刘猛将军庙的分布关于全国蝗神庙分布的一般情况,陈正祥先生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明确说到:“(1)中国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2)华北以南.蝗灾渐少,到了东南沿海、几乎完全没有.故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四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中地区蝗神庙探析

蝗神庙是以祭祀虫神为主的庙宇,它主要包括虫王庙、八蜡庙、刘猛将军庙。20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中地区的蝗神庙繁多,祭祀活动较为普遍,且祭祀方式多样化,这与日军侵华、民族危机加深以及冀中地区灾荒频仍、民间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共冀中抗日根据地坚持民族解放与治蝗破除迷信并举的方针,有效抵御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困,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皖北刘猛将军庙分布探究

皖北是中国古代蝗灾高发地区之一,蝗灾发生频度较高。通过对皖北历代方志中相关资料的整理,可以看到刘猛将军庙的兴起与蝗灾密切相关,并与八蜡庙具有明显区别。皖北刘猛将军庙的空间分布较为广泛、均匀,几乎各地都有刘猛将军庙。建庙时间相对集中,主要为清雍正、乾隆时期,各志所载祭祀时间也基本一致。     

明清时期海州地区民间信仰初探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在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时期海州地区民间信仰种类众多,分布广泛.其中既有对碧霞元君、东岳大帝、真武大帝、城隍等自然神以及关帝、天妃等人格神的信仰,也有对龙王、八蜡、刘猛将军等灾害神的崇拜.民间信仰呈现出种类多样性、地域广泛性、主体普遍性、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对地方民众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清时期临沂地区民间信仰述略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民间信仰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在各种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明清时期临沂地区民间信仰种类众多,分布广泛。其中既有对碧霞元君、东岳大帝、玉皇大帝、真武大帝、城隍等自然神以及关帝、地方乡贤名宦等人格神的信仰,也有对龙王、八蜡等灾害神的崇拜。民间信仰呈现出种类多样性、地域广泛性、主体普遍性、目的功利性等特征。在民间信仰发挥心理慰藉、社会整合等作用的同时,因其而产生的庙会活动对当地民众的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保漕与禳灾:明清时期南旺分水龙王庙的功能及影响

基于保障漕运的需要,明清两代河漕官员多次重修和祭祀南旺分水龙王庙。有明一代,汶上南旺一带水患频发,南旺分水龙王庙主要发挥了抵御水患、防洪护堤的职能。清代漕运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南旺分水龙王庙因而得到统治者更多的关注,成为河漕官员表达利益诉求和祭祀理念的重要场所。庙内供奉的龙神、宋礼、白英等神灵主要是为了满足明清国家保障漕运、平息水患等利益诉求,而关帝、观音、文昌、刘猛将军等神灵则体现了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在禳灾、教化和祈福等方面的信仰需求。在明清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共同作用下,南旺分水龙王庙呈现出强烈官方性和正统性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和民间色彩。     

李世民何以成了虫王?

中国是一个农以为本的国家，民间祭祀着不少与农事相关的神灵，虫王便是其中之一。在我国民间，一般都只流传着虫王是“鹙”和“刘猛将军”的传说，但在山西省晋南和晋东南地区所供奉的虫王却是唐太宗李世民。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以旱蝗责躬”的神化传说，也有人们对他的纪念缅怀，还有这一带历史上是一个多蝗灾地区，所以人民祭祀他，以求丰年。     

明清鄱阳湖区元将军崇拜探析

元将军庙,又称江王庙、老爷庙。该庙立于都昌县的鄱阳湖边,俯瞰鄱湖。老爷庙这片水域,发生过非常离奇的沉船和翻船事件。这些奇异的事件与老爷庙的传说相互交织,给作为守护这一方水域的老爷庙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明清鄱阳湖地区老爷庙元将军崇拜由来已久并逐渐演变为水神、湖神。究其原因有：国家构造神灵秩序,本土化神灵的固有优势,庙宇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其灵异传说,百姓对民间信仰神灵的精神渴求。     

《排神簿》中道教信仰的民间特点——以山西贾村赛社为例

新近发现的山西贾村赛社《排神簿》抄本是当地祭祀蝗皇时多村转赛时所用的神祗排位册子,反映了当时当地的民间信仰状况。通过对咸丰、光绪年间两本《排神簿》中的神祗数量、种类分析,指出了当地赛社祭祀蝗皇时道教信仰的民间特点：道教信仰的广泛性超过佛教信仰;该神祗系统是以道教神＂昊天玉皇上帝＂为中心的多神信仰;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道教神成为供奉的主要对象。     

移风易俗与象征替代:明清宁化显应庙的祭礼之争

五代十国时期宁化建立的显应庙,原是宁化民间举行祭拜草仓神的重要活动场所,南宋时期纳入官方祀典.明代国家对民间信仰活动实行严格控制,官方希望通过以李纲为主神来重新确立显应庙神灵体系,但这种具有合法地位的外来神明未能与地方社会建立直接联系,最终未能实现"民间化"和"在地化".     

日本京都大将军八神社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兼论阴阳道在中日文化关联中的一个侧面

日本京都大将军八神社与中国古代的民间信仰关系密切。其所祭祀的大将军等八将神虽被视为阴阳道体系中的神灵,却是中国鬼神传入日本后“在地化”文化演变的结果。而大将军信仰的历史变迁,不仅反映了日本阴阳道流变的一个轨迹,从中也可窥见中日文化关系里的一种内在血脉关联性。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秦州“猫鬼神”信仰——以秦州区汪川镇为例

猫鬼神这一特殊信仰在汉族、土族、蒙古族、藏族等地区广泛流传,但到目前为止有关猫鬼神这一特殊信仰的论述较少。以家乡所在地为例,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下,从猫鬼神信仰的由来、供奉规则、功能、驱神策略,以及产生的原因等五方面予以初步探讨。     

清代湘西地区伏波信仰探析

东汉初年,伏波将军马援征湘西五溪蛮,病卒于壶头山,死后被当地百姓敬为神,立庙祭祀。随着时代的变迁,伏波神具备了忠义神、水神的主神职,最终成为无所不能的神。湘西地区一些族群还将马援奉为祖先神灵,借助伏波信仰的文化影响力来树立自己的文化权力地位。这与广西沿海地区伏波信仰的地方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盘古信仰:从上古神话到客家文化空间——以江西于都县盘古信仰为考察重点

江西于都县盘古信仰中盘古山、盘古祠、女娲庙等文化遗迹一应俱全,构成完整的盘古信仰体系。盘古帝庙最初功能为始祖神盘古信仰,后来融入作为地方保护神的文官武将、土地神、药王神等神像,并日益融入客家民俗生活,体现客家人的多神信仰内涵,构成客家人多元一体的信仰特色与文化空间。     

试论明清时期贵州地区的黑神庙信仰

黑神庙是明清时期外地对贵州移民会馆的称谓,其在贵州本土文化和和外来移民文化交流中,不仅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还重新构建了贵州的信仰成分。黑神庙以唐代在睢阳殉国的南霁云为祭祀对象,但南霁云从未到过贵州。文章将从黑神信仰的由来、黑神信仰在贵州地区的传播和黑神地方神地位的转变等方面探讨黑神信仰与移民文化之间的关系。     

明清时期雷州海神信仰的特点

明清时期,雷州人信仰的海神主要有龙王、妈祖和伏波将军,这里的海神信仰有着鲜明的特色,一是濒临南海但却无南海神信仰的记载,二是所信仰的海神没有本地土著,表现出海神信仰的外来性。     

北江流域水上交通与水神信仰关系初探

北江作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水上要道,历代对其武水、连江、浈阳三峡等险要江段的疏凿和整治较为重视。由于各区域交通条件的差异,北江的水神信仰差异较大,虞氏夫人、天妃、龙母、伏波将军、周昕、灵燮侯等信仰均有分布,具有明显的多神信仰特征。以虞氏夫人信仰为例,其最初为地方神,后来逐渐扩展为水上保护神,这与北江水上交通的发展密切相关。     

广西北部湾沿海伏波信仰的成因及其文化特征——以钦州乌雷伏波庙为例

伏波信仰是广西北部湾沿海渔民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马援对广西海沿地区的卓越贡献、国家封赐立庙推行官祭、地方百姓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与感恩,是形成伏波信仰的重要原因。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伏波神信仰与沿海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呈现出边疆性、海洋性、地域性、实用性、多元性文化特征。     

武夷山扣冰古佛信仰中的三将军信仰考

了解武夷山扣冰古佛信仰的人们都会知道,在当地的扣冰古佛信仰中还有著名的三将军传说。此三将军乃扣冰古佛的陪侍,在扣冰古佛信仰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此三将军究竟何许人也？作为一代高僧的扣冰古佛又怎么会与三位将军联系在一起？本文认为,三将军可能是在北宋皇帝支持下的道教信仰中的形象,三将军信仰有可能是扣冰古佛习密后由其他地区带来,也有可能是北宋全国普遍流行将军信仰后传入武夷地区后再与扣冰古佛信仰结合起来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