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伴:数字媒介与流动的社会关系——川藏线背包客的联结实践考察

研究采用线上田野和流动民族志的方法,对G318川藏线背包客的流动实践进行考察,探讨背包客在现实与虚拟空间中生成的社会关系和联结方式,由此提出“结伴”的概念。本文认为,结伴是流动性社会和数字时代背景下,人的连接和群体组建的一种形式,它强调的是在特定的空间、时间内,参与者主动和自愿生成的短暂、临时的伙伴关系。结伴作为一种新社会性的表现,展现出人们游走于熟悉与疏离、个体与群体、线上与线下等多重复杂场景之间的变化样态,为观察处于媒介技术和流动性变革下的群体关系和联结方式提供深度的个案剖析和新的理论视角。     

重拾、共构与嵌合:乡村青年的抗疫媒介实践——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武汉市黄陂区A村为例

传播媒介深深嵌入乡村社会中,并改变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建构着新的社区文化。文章以媒介研究的实践转向为路径,采用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探讨乡村青年是如何统合新旧媒介进行媒介实践活动,媒介在乡村抗疫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并在实践中又产生何种主体关系与文化。研究发现新旧媒介彼此交融混搭,甚至传统媒介被重拾,两者共构为一种社会文化"传播力"。青年并未被媒介结构反制,他们发挥创造力与能动性,成为抗疫行动的主体。媒介实践是一个互动过程,它不仅是再现或描述现实,更是对现实世界的形塑与建构。     

日常生活与数字媒介:一种实践分析取向的出现

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与日常生活的日益融合,媒介技术社会已然成形,数字媒介研究的实践分析取向开始出现。该取向从社会学实践理论和人类学媒介研究中汲取理论资源,并与重建传播学范式的各种努力联结在一起,成为突破人与媒介二元关系的方法论视角。目前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媒介实践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数字媒介与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生产,数字媒介与日常交往,数字媒介实践中的能动与结构。本文指出,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应从三个方面加以探索:研究日常生活特性与数字媒介实践的交互关系;从技术哲学路径重新理解数字媒介;结合实践论与存在论回答人与数字媒介的根本性关系。跨学科、混合方法和再造人类本体论或将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三个趋势。     

今日的“昨日”技术：传真机的再中介化与再制度化

媒介研究对新媒介及技术发展早期阶段的关注,导致媒介在生命周期其他阶段与社会文化的复杂互动被忽略。文章运用实物分析及参与观察法,探讨传真机这一类型的旧技术,何以作为有效的交流体裁嵌入新的媒介结构：再中介化中的去中介化机制,使其承载了“先进技术”的想象,体现了媒介透明性的文化理想和“在场”的深层渴望。再制度化过程中,直感性较低的“旧媒介”成为一种弹性沟通机制,维系并建构了科层制的组织空间与社会关系。媒介的潜力取决于人们如何协调表达、参与结构和身份建构,其“新”与“旧”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在与其他媒介以及与人的动态关系中不断地被协商。再中介化不仅是媒介之间互动的技术过程,还包含宏观的社会物质文化网络的变迁。     

记忆实践:传播学视域下集体记忆研究的路径转向

在传播学视野下展开的集体记忆研究,早期采用"叙事-话语"的建构主义分析路径,后来又出现了"媒介-技术"的技术分析路径。两种路径存在将集体记忆这一社会事实片面化的状况,未能解释集体记忆与社会层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实际联系和这种联系的发生机制。近年来,在"实践转向"下出现了一条"记忆实践"的研究取径,集体记忆的实践分析在最低限度上就是对人的各种记忆活动作一主客统一的分析。传播学视域下的记忆实践研究可以媒介实践为中心出发点,将互为表里的媒介实践、媒介化和媒介学作为理论基础,为集体记忆研究提供由行动者、制度、社会、文化和历史等维度展开的可能路径。这一基于"关系"的研究路径,或可达成对集体记忆各主客观要素的弥合性理解,并在不同的学科层面上进行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对话。     

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电视研究

仪式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最古老、最普遍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既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成为传播学所关注的对象.尤其在全球化语境下,一种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介仪式",在构筑"认同的空间",提供"认同的力量"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拜祖大典"、"中国记忆"、"香港回归"等媒介仪式的考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媒介仪式"与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     

乡土中国的媒介使用与社交实践——对西南某村落的考察

现代媒介的进入,对传统的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通过对西南地区的一个传统村落的考察,结合当地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以进入情境式的方式,关注人们的媒介使用行为,分析人们的社交实践,分析在媒介介入后的乡村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媒介扮演的角色。研究认为,媒介的介入,日渐流动的乡村社会形成了全新的社会交往空间,媒介成为乡村共同体加强凝聚、个体互相连接的新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媒介正重新构建着乡村社会这个场域。人们的媒介使用行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融入这个媒介化社会。新兴媒介的普及,成为乡村社区构建的新的契机。     

数字时代声音媒介的空间建构与听觉文化转向

媒介技术的发展将人类带入人机共生的数字时代,视听媒介的繁荣形成了数字时代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空间与以听觉为中心的声觉空间交替的媒介景观。移动传播技术的发展与耳朵经济的兴起,唤起了声音媒介的价值再回归,打破了读屏时代的“图像霸权”局面。声音符号流动于空间中,声音媒介本质上是空间性的,在数字时代建构私密性的听觉空间、社会性的听觉空间与流动性的听觉空间。在数字空间内进行的一系列听觉文化实践,参与塑造了新的媒介文化,呈现出互动性、符号性、涉身性的特质。然而,从媒介环境学与媒介社会学视角来看,还需思考和警惕听觉文化消费主义陷阱以及“声音/发声”视角下声音与话语权的建构。     

数字时代高校媒介素养教育与大学生公民意识培育的关系探析

高校是媒介素养教育的前沿阵地,面对新的媒介生态环境和大学生实际需求的变化,媒介素养教育的传统模式必须被纳入当前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通过吸纳、转换等方式,形成新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和功能,从而使媒介素养教育在持续的文化和社会建构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将公民意识的培育融入高校媒介素养教育正是在新的媒介和社会环境下以一种现代性的姿态实现高校媒介素养教育理念和实践的传承、延续和"再造"。     

解析网络公关的多维视角

网络公关是指以新媒介技术为技术平台,以社会基本文化诉求与伦理道德为职业底线,实现个人、群体与社会组织特定公关目标的一种传播管理。媒介技术构成网络公关的实践平台。文化在网络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起到规训作用。社会控制则成为实现网络公关特定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并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因此,技术、文化以及社会控制就是理解网络公关的基础。     

解析网络公关的多维视角

网络公关是指以新媒介技术为技术平台,以社会基本文化诉求与伦理道德为职业底线,实现个人、群体与社会组织特定公关目标的一种传播管理。媒介技术构成网络公关的实践平台。文化在网络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起到规训作用。社会控制则成为实现网络公关特定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并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因此,技术、文化以及社会控制就是理解网络公关的基础。     

媒介化社会与新闻传播学的文化转向

媒介化社会是人人皆有的生活体验,是从媒介研究视角对现代社会所做的一种宏观概括。社会的媒介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并且与媒介技术的发展同步。作为一个预设前提,社会的媒介化是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网络时代的到来丰富了媒介化社会的内涵,也对当下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构成挑战。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将人类传播活动当作仪式纳入到研究视野,启发我们寻找新的研究路径,这可能最终引起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     

流动的媒介化生存:平台劳动中的移动交互界面——基于“送外卖”的田野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移动互联网语境下的平台劳动"送外卖"为经验个案,通过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考察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交互界面如何构建外卖骑手的平台劳动及其城市流动性。研究发现:其一,移动交互界面模糊、互嵌甚至消融了网络赛博空间、城市实体空间以及能源物质空间的感知边界,人、信息以及能源的流动被整合并常规化为"送外卖"的空间流动秩序,外卖骑手在多元空间的流动中言说并实践着他们与平台、算法之间的关系模式和利益逻辑。其二,基于位置数据的自我追踪铭刻了外卖骑手在城市网络中的流动轨迹,互联网平台经由移动交互界面的数据可视化实现了对外卖骑手城市流动性的规训,但骑手亦能够通过"地方化"的流动轨迹与这种规训作微观抵抗。其三,作为数字接口的移动交互界面在外卖骑手与城市流动网络之间提供了"接入"与"断开"的选择,骑手们围绕平台权限、利益得失与个体记忆所展现出的协商、犹豫和阐释,揭示了他们对城市流动的风险评估与意义生产。作为技术媒介,移动交互界面将平台劳动形塑为一种流动的媒介化生存。     

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与传播物质性研究对社会学理论的接合与涵化

国际知名社会学家、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约翰·厄里教授致力于流动性理论研究,力图超越交通研究与社会研究之间的二元对立,探讨流动产生的资源和信息再分配以及社会差异。这涉及流动与非流动的关系、虚实空间的接合、流动的物质性等议题,此外还发掘流动与地域、性别、阶级、种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对约翰·厄里“新流动范式”的细读和阐释,以及对戴维·莫利教授的半结构访谈,试图在不同理论的交光互影中探查新流动范式与传播物质性研究之间的隐显关系：一方面,新流动范式成为传播研究重返物质向度的理论支撑,建立超越媒体中心主义研究视角,拓展传播研究议程;另一方面,在交通学、社会学以及传播学等跨学科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流动性理论与日常流动实践,使传播学研究与社会现实在更多问题上有桥接的可能,拓展传播研究新的面向。此外,厄里的流动性理论对传播学的影响也有赖于戴维·莫利、杰瑞米·帕克以及保罗·亚当斯等学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连接者和转化者的角色。     

电视仪式:电视研究的新路向

电视节目的策划制作与收视实践,是一种仪式的现代性表征。电视仪式就是以电视为媒介中心组织起来的结构性行为。人类学仪式借助电视这一现代传媒技术已经深刻地切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发挥着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对电视仪式的研究既可以展示古代仪式的现代表征,亦可以揭示电视艺术的人类学意涵。电视仪式具体地表现为三大性征:1.媒介技术特质;2.社会结构特性;3.现代性价值。     

媒介的两个路径:鲍德里亚与恩岑斯贝格关于媒介理论的争论

自20世纪媒介技术迅猛发展以来,对于媒介的认识和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传播学和媒介研究也正是在此背景下不断发展前行。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媒介研究范式变革时期,鲍德里亚与恩岑斯贝格两位思想家就媒介理论的基本认识展开一场争论,秉持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恩岑斯贝格在法国"五月风暴"的氤氲下推进本雅明的技术文化理论,发展出了意识工业概念,对于思考媒介理论的合法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媒介技术的"进化",实为一种拟真替代本真的社会交往,以媒介技术为中介的传播活动中,最终将导致人的本真缺失,因而宣告传统媒介理论已失去解释力。本文认为,这两个看似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的对话实则包含了媒介理论研究的两种路径,即作为生产工具的技术论与作为传播工具的文化论。当我们在回顾和梳理鲍德里亚和恩岑斯贝格的争论时,需要从媒介化社会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媒介理论的技术论和文化论之间的平衡。     

5G时代数字阅读的媒介化进程与影响

数字阅读将因5G技术的应用迎来新的变革.2020年初,疫情期间人们生活与网络联系愈加密切,多种网络应用与数字阅读结合.数字阅读的市场呈现出强大的影响力和发展前景,在新的社会互动中构建起新的文化和社会习惯及规范,它突破时空的限制,替代着日常社会的行为,模糊虚拟和现实的界限,以一种新的方式嵌入社会结构中形成媒介逻辑.数字阅读的发展不仅是技术的进步迭代,商业新模式的确立,也是人类新的生活方式的展现.     

电视的社会功用——由家庭行为得出的分析

这是美国加州圣约瑟大学传播学副教授鲁尔先生1976年的博士论文。由于此文首次在传播学研究中运用了文化人类学定性研究的方法,因而获得“美国语言传播学会专题论文基金奖”。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为译者所加。在此文的前言中,鲁尔说:卷入电视的观众们创造了独特的实践行为,有特殊需要的观众们还产生出复杂的行为、为了发现和记录这些媒介实践行为,这篇论文应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根据系统的现场观察研究所得,加上参考一些有关的、可用的、令人满意的文献、专著,提出了一种电视社会功用的分类理论。这个分类理论因着眼于媒介的传播价值,从而又发现,大众传播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资源。这些发现无疑为那些研究观众行为的社会构成派的观点提供了论据。鲁尔先生是这样看他所运用的这种新方法的,他说,“在人们一般的感觉中,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只被看作是探索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的方法之一,只是实施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但我认为,作为分析的主旨,这个词该是有特殊涵义的,它能指引研究者们按他们的题目去观察,去解释,尤其是分析那些经常被忽略的日常行为。就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来说,与其认为它是一种研究策略,倒不如说它更接近于人们所创造而构成的社会现实”。     

浅谈网络文化产生的社会动因及反思

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人们不仅迈入新的媒介时代,更接触到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网络文化,这也是目前颇受学界重视的学术话题.本文在描述了网络文化的定义和特点后,认为对网络文化的研究不能忽视社会文化的影响,然后重点分析了网络文化产生的社会动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和繁荣网络文化的三个措施:弘扬社会主流文化、对网络文化采取包容冷静的态度、架构网络与现实之间的沟通桥梁.     

算法时代社会深度媒介化的成因及其研究重点

算法技术已然成为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基础设施与关键驱动力。在社会深度媒介化的过程中,以算法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更是媒介深度嵌入社会的“助推器”,社会生活的深度媒介化正在使得社会日趋演变为新的社会形态,因此算法时代的社会媒介化研究必须以新的范式与新的实践来进行,对媒介化社会的经验研究需要回到社会结构与社会实践本身。当前,社会媒介化研究主要面临历史性、具体性和可测量性的经验性挑战,而对于算法如何影响社会形态变革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媒介化的理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算法时代媒介技术及其应用对社会的广泛影响,重点关注算法时代的媒介以何种逻辑作用于整体社会,并以媒介建构新的行动场域的逻辑,同时还可以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媒介对社会结构（宏观）、社会联结（中观）与社会实践（微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