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古蜀与东南亚、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

古蜀地区已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东南亚越南的出土器物的相似性,表明了古蜀文化向外传播交流过程中,对东南亚地区文化的影响;从三星堆考古发现的青铜器、象牙、海贝等,可以进一步印证古蜀通过南丝路与南亚古印度的经济文化交流。     

论古蜀文明的的起源与其特征

古蜀文明是在一个自成单元的特殊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的,它的产生与古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古蜀文明从根本上说,应属于原生性质的文明,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其基本特征为:第一,为亚热带低地农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第二,它拥有吸纳众多外来文化因素,并将它们熔铸为一炉的文化气质;第三,为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古蜀文明与周边各文明的关系

从龙山时代晚期开始,成都平原的文化就同周边文化有一定关系。二里头时期,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通过三峡进入四川。夏、商文化进入四川,催生了古蜀文明。春秋时期,由于秦、楚的兴起,阻断了蜀与中原的联系,使古蜀文明的发展一度走向低谷。战国早、中期,古蜀文明再度辉煌。秦灭蜀后,蜀文化一步步削弱。到西汉,汉文化逐渐取代了蜀文化。     

南方丝绸之路与古蜀对外关系探研——以古蜀和古印度间经贸关系为例

在先秦时期,古蜀和古印度之间就已经存在着较为频繁的贸易往来关系,两地间贸易关系的建立正是得益于南方丝绸之路这样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路线的存在。古蜀对外关系的建立,不仅仅有利于自身经贸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对外域各地区的经贸文化繁荣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本文试以对古蜀与古印度之间的贸易手段、方式及途径等方面进行阐述,去探寻古蜀对外关系的特点。     

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演进中对外贸易作用之比较

对外贸易在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城市演进中起的作用是有所不同的.对外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的作用不仅十分重大,而且甚至超出了纯粹的经济意义,成为城市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渗入城市政治制度建设、文化发展领域;对外贸易在古蜀城市中却没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虽然青铜原料的贸易也具有相当强的战略意义,但总的来说,对外贸易只是古蜀城市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外贸易在这两大文明地区城市中产生的不同作用的原因,是两大地区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及不同的经济类型.     

古蜀与美索不达米亚——从灌溉系统的比较分析看古代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古蜀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都是建立在发达的古代农耕经济基础之上,两地都建有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灌溉系统.古蜀的灌溉系统偏重于排洪,而美索不达米亚则偏重于灌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对自然和人类社会造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并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从酋邦理论谈到古蜀国家的建立

古蜀文明最重要的体现，是这里出现的由古蜀人建立的早期国家。这个国家是在古蜀大地自成单元的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出来的，这对于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现代人类学广泛采用的酋邦理论，通过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对比，论证古蜀地区与中原同样经历了以不平等氏族结构为特征的酋邦发展阶段，再进化到早期国家阶段。并对古蜀地区由酋邦社会发展到国家社会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探讨，认为古蜀国家的产生也同中原夏商周三个王朝一样，是由一个大的酋邦对其它酋邦统一的结果。     

从血缘到地缘：古蜀酋邦向国家的演化

古蜀王国的形成，是通过三代蜀王之间为争夺资源的酋邦战争来实现的。作为首邦战争的结果，在战胜者鱼凫王的王权统治范围内，由于血缘关系多元化局面的形成，就不再是一个由单一血缘组织所构成的社会单位，而演化为一个由不同血缘组织所构成的统一的政治单位，即以鱼凫氏为统治者集团的政治共同体或国家。这就是古蜀王国。     

秦汉时期的汉匈文化交流与融合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最早称雄于其势力达到鼎盛并控制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提起秦汉时期的汉匈关系,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战争。尽管当时汉匈之间曾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但这并未妨碍两地间的文化交流。一方面,战争固然是大规模的社会暴力行[(\316\252\243\254)87(\276\337\323\320\274\253\264\363\265\304\306\306\273\265\301\246\272\315\\270\272\303\346\327\367\323\303\243\254)][(\271\305\310\313\313\371\316\275)282.6(\241\260\325\275\325\371\326\256\272\363\261\330\323\320\320\327\304\352\\241\261)304.4(\265\304\313\265)…     

试论先秦时期的理想人格

先秦时期 ,虽然没有关于理想人格的系统的专门论述 ,但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孔子、孟子、庄子、墨子都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的标准 ,并以身作则地进行了实践。他们的主张不尽相同 ,代表了社会不同阶层对理想人格的看法。     

秦汉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与中印交流

自先秦始,中国与印度已有经济文化交流。中印之间最古老的交通线即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线路之一——"蜀身毒道",其主要路线区域就是《史记》所载之西南夷地区。秦汉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经营,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由民间商道逐渐发展为官方通道,进一步促进了中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黄帝伐赤帝》与先秦时期民族融合关系

《黄帝伐赤帝》属于《孙子兵法》之佚篇,1972年4月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二号汉墓,“《黄帝伐赤帝》则是有关古史传说时代的新资料,均非常珍贵。”（朱凤瀚、徐勇：《先秦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该简自出土以来,学术界研究甚少,似乎“新资料”、“非常珍贵”的价值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同时,在华夏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五帝”时代是各民族共同体从孕育、形成到初步发展的时期,作为五帝之首的“黄帝”时期在先秦时期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更居于重要地位,本文拟从先秦时期民族融合的角度阐释《黄帝伐赤帝》的价值 。     

我愿做一座文化交流的小桥——访越南驻华使馆文化随员欧越兴

近年来,越南驻华使馆在中越文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日益受到中国广大的越南文化爱好者们的欢迎和喜爱。本刊为此专访越南驻华使馆文化处的文化随员欧越兴先生,请他介绍使馆近年来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取得的成就。     

文化交流带来的理解与尊重

10月20日,走进布鲁塞尔市中心的特罗皮斯姆书店,一眼可见显眼位置的法文版余华小说,其代表作《兄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悉数在列。当晚,中国作家余华在此与其40多位“洋粉丝”进行深入而热烈的交流探讨。从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到每天的写作时间;从中国当前的发展到新书《兄弟》的出版……一个个问题拉近了读者与作家距离的同时,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易帜”与“易位”——关于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变异”的思考

中国体育文化始终是在一种非平衡状态中发展的,从时间结构来看,时长时消,繁荣与衰微交替进行;从空间地域来看,此起彼伏,兴衰和凋敝同时存在。这一点对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类型众多、文化模式复杂的大国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当我们仔细审视不同时代体育文化变迁的时候,总是可以看出,中外文化交流是影响着中国体育文化变迁曲线的一种重要的驱动力,甚至可以说,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一部中西体育文化的交流史。然而在体育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奇怪的“变异”现象,为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许多有趣的例证。     

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聚焦“文化交流贡献奖”获奖者

4月28日,“文化交流贡献奖”颁奖仪式在国家大剧院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为来自10个国家的获奖个人和机构代表颁奖并致辞。文化部部长蔡武宣读颁奖辞。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田进、北京市副市长杨晓超、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陈平、文化部副部长丁伟、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等出席颁奖仪式。     

登高望远务实业——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流与合作实绩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最大的文化类政府间国际组织,目前有195个会员国和8个准会员。该组织旨在通过教育、文化、科学、信息交流等领域的交流,致力于构建和平、消除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间的对话;该组织在上述领域履行和承担着思想实验者、国际准则制定者、信息传播者、能力培养者和国际合作促进者的重要职能。随着世界各国逐渐提高对文化及其促进发展作用的认识,教科文组织的作用和影响日益获得国际社会认     

先秦民本思想的萌发与形成

远古民本遗迹就已体现出民本思想的因素。传统意义上的“民本”思想萌生于商周,发展、形成于春秋战国。夏商周时期的民本思想是在对政权更革、王朝兴亡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得出的宝贵经验和理性认识,也是退神重人观念发展过程中萌发的理性意识,这一时期的民本思想以“天命顺民命”为主要特征。春秋战国时期,“以民为本”的表达成为一个思想概念,形成了“立君为民”、君民相互依存观念和教民、富民思想,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施行仁政,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丰富内涵已基本呈现出来。     

先秦月令思想的形成与演变

先秦时期月令思想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早期先民在观察自然、从事生产的同时,形成了“以时系事”“以月系事”的月令思想,并建立起时间观念,用以规范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先民将社会秩序的根据建立在自然秩序之上,“推天道以明人事”。《尚书·尧典》《诗经·豳风·七月》《大戴礼记·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以及《管子》诸篇的相关记载,呈现了月令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最终,《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四时十二月为纲,阴阳五行为纬,纳入天象、物候、节气等自然知识,涵盖农、林、渔、猎等生产实践,规范礼、乐、兵、刑等社会政治活动,从自然秩序中演绎出社会秩序,建立了“以月系政”的月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