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论

史学界对汉武帝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多数人对汉武帝是肯定的,极力讴歌他的雄才大略和功勋德业:“孝武皇帝躬仁义,厉威武”,“廓地斥境”,“功德茂盛,不能尽宣”。汉武帝是“一座雄才大略的封建政治家”,他“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所创建”,“这是历史上非常灿烂的一个时期,汉武帝就是这个灿烂时期的总代表”。我们认为这种评价不符合历史的实际,纵观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的所作所为,虽也作过一些有益于民的事,对历史的发展起过一些好的作用,但从整体来看,应该说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暴君,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是过大于功。     

论汉武帝

汉武帝是秦始皇之后的又一个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发展了秦始皇开创的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事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汉武帝的历史作用却是被歪曲的。汉武帝时,那个臭名昭著的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历来的尊孔派便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来达到他     

论汉武帝托孤

据《汉书·霍光传》载,汉武帝临终之际,立少子弗陵为皇太子,委任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之职辅政。此种托孤记载,还见于《汉书》的《金日(石单)传》和《田千秋传》等处。然而,这件事情在当时就有不同的说法,加上《汉书》对与霍光同膺顾命人员的记载又颇有暖昧不清、前后不一之处,于是便有史家对霍光受遗诏辅政一事颇为怀疑,有的甚至于     

论汉武帝的宗教政策

汉武帝在宗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汉代的宗教生活走向正轨。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祭祀方面,包括雍郊五畤的制度化、以"太一"为至上神以及在各地广立官方神祠。     

论汉武帝的人才观

汉武帝刘彻统治时期可谓西汉盛世，其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其用人政策的成功。符合当时王朝统治实际的用人政策源之于较为进步和客观的人才观的指导。汉武帝１６岁即位，至７１岁去世，叱咤风云５０余年，其统治经验之丰富，统治方式之多端灵活，用人思想之实际，以及用人政策之成功，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汉武帝人才观的形成，基之于其善于总结前代的统治经验和用人思想，根据当时的统治实际，在不断地用人实践中形成及丰富自己的人才观。在其人才观的指导下，西汉王朝高举着“独尊儒术”的政治旗号，实则对各流派…     

论汉武帝的用人之道

汉武帝是我国古代一位具有雄蹈大略的帝王,他在位期间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深黯用人之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评汉武帝时对匈奴战争的作战方针

西汉中央政权对匈奴的战争是一场国内民族战争。匈奴奴隶主贵族集团的南下杀掠,给黄河流域先进的经济和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使北方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的损失;对西汉统一的中央政权构成极大的威力。因此,汉武帝对匈奴奴隶主贵族集团进行征讨是完全必要的。本文拟在作战方针上作一评述。     

论汉武帝征大宛

对于汉武帝征大宛,国内外不少史学家都说是汉武帝为了喜好大宛骏马,才兴师动众,前往征讨,因此受尽了责骂。可是那时已打通了河西走廊,占有了水草丰美的祁连山,而祁连山一向是月氏、匈奴族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良马很多,如果说汉武帝需要良马以组建骑兵,那末祁连山区就随手可得。可见斥责汉武帝征大宛是为了良马,显然不符于历史事实,必须重新论证。 那末汉武帝征大宛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简单一句话,是为了征讨匈奴贵族,完成统一西域大业。     

论汉武帝的管理智慧

挖掘圣君贤相的管理智慧，是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重要内容。汉武帝气势磅礴的战略智慧、高瞻远瞩的权变智慧、不拘一格的任贤智慧，对今天的管理实践依然有重要启示。     

汉武帝文化政策三论

汉武帝建立了强大的汉帝国,这与他在位期间推行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有着重要的关系。主要内容有:一是悉延百端之学,重视儒学,而非独尊儒学;二是兴办教育,大力延揽人才;三是重新定位宗教,确立至上神"太一"。这些文化政策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汉武帝时期的西北开发

汉武帝在总结前代治边经验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国家安全、民族关系以及社会问题,逐步确立起开发西北的战略思路,组织了首次政府行为的西北开发。其措施体系以军事开辟、徙民屯垦、发展交通、实行双向开放为具体内容,具有局部开发与全社会发展互相照应,军事入手,着眼经济前提下的全方位开发,经营措施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等诸多特点。此时期的开发为历史上西部开发之肇始,开创了历代开发西北的基本模式,初步奠定了西北城镇聚落和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改善了西北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结构,给西北社会的长期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不过,巨额政府开支和大量民力投入也一度产生了削弱国力和增加人民负担的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去深思。     

论汉武帝时期的封建法治

汉初“无为而治”、“约法省禁”．到武帝时已发展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重典治国，厉行法治，成为武帝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对当世及其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汉武帝时期的法治有其鲜明的特点，但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其法治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     

论汉武帝求贤诏的风范

诏是体现王权君威的最高级下行公文,讲究简洁实用.而汉武帝的诏文在作者自觉的学术化和文学化观念作用下,别具宏大之美.<文选>"诏"类所录二篇诏文均为汉武帝所作,<元光元年问贤诏>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焦虑与艺术排解;<元封五年求贤诏>取资于深广的学术资源并产生了巨大的效验.撰作于人才匱乏之际、高度肯定贤才的人格、文末对奉诏招贤的官员提出具体要求是求贤诏在颁布时间、作者倾向和诏文格式的共同特征,其个性则主要取决于作者本人的独特性格.     

论《战争与和平》的蒙太奇艺术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蒙太奇手法只与电影有缘;其实,它也可以用于文学创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体现了这一特色。首先,和欧洲传统的长篇小说比较起来,该小说的最大特点是空间转换的灵活性。全书从国内的彼得堡、莫斯科、童山、特罗伊察、福罗涅示,到国外奥国的不劳诺、奥斯特里茨等等,前后人物活动的大小场所达十多个。连续出现的两个不同场所发生的事     

论《战争与和平》的蒙太奇艺术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蒙太奇手法只与电影有缘;其实,它也可以用于文学创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体现了这一特色。首先,和欧洲传统的长篇小说比较起来,该小说的最大特点是空间转换的灵活性。全书从国内的彼得堡、莫斯科、童山、特罗伊察,福罗涅示,到国外奥国的不劳诺、奥斯特里茨等等,前后人物活动的大小场所达十多个。连续出现的两个不同场所发生的事件、活动和人物,往往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彼此可以构成相对独立的片断;而且场所之间的转换,几乎都不作什么叙述性的交代。但全书仍不失其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奥妙在于每一片断里都安排了一个足以承上启     

立乐府不自汉武帝始论

乐府是一种配乐而又能歌唱的诗。汉朝人管这种诗叫歌诗,而乐府在当时则是专门演唱这种诗的官署的名称。到魏六朝时,人们把乐府机关演唱的诗称之为乐府,这样一来,乐府便由官署名一变而为合乐的诗的名称了。乐府作为一个音乐机关到底创立于何时呢?这个问题向来是有争论的。班固在《汉书·礼乐志》中用肯定的语气作了这样的记述:“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论汉武帝对汉代官文书的影响

作为具有才学、个性突出的帝王,汉武帝亲自参与汉代官文书的写作,对汉代官文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下,汉代国力逐渐强盛,官文书作为政治活动的工具,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具有了时代的特色。官文书多引经传以阐义的现象在汉武帝时才有,且官文书文风的转变也与汉武帝相关。     

从三大战役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

《三国演义》是第一部名的历史演义小说，小说对战争的描写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小说吸收和发展了《左传》描写战争的方法，对战争的描写并不是停留在两军对垒、两阵对决、两将交锋等程式化、简单化的描写上，而是从多方面的矛盾斗争来展现战争的发展进程，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乃至外交斗争结合起来描写，注重从宏观和侧面描写来揭示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预示战争的结局；同时对战争中精彩的场面，也不乏细致、生动的描写。特别是在决定魏、蜀、吴三国命运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的描写上，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笔仅就以下三点略微谈谈《三国演义》中战争描写的艺术。     

论《战争与和平》的史诗建构艺术

本文从史诗内涵、史诗架构模式、史诗建构美学素质等三方面论述了《战争与和平》的史诗建构艺术, 探讨这一名著在史诗小说创作上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地位。     

安布鲁斯·毕尔斯的战争小说艺术

安布鲁斯.毕尔斯(Ambrose Gw innett B ierce)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短篇小说家。他的名字虽鲜为中国读者所熟知,但“辛辣毕尔斯“的绰号至今仍在美国家喻户晓。毕尔斯的战争短篇小说,以新颖独特的构思、诙谐辛辣的语言、简洁的创作风格,表现出对健康人性的强烈关注、对战争的深切反思。本文通过对其战争小说进行通观性分析,试图揭示蕴含于简洁诙谐的创作风格中的深刻而严肃的主题意义和多样的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