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之谓也”和“B之谓A”的源流辨析及其他

先秦汉语句式“A,B之谓也”和“B之谓A”,构素、句模相同而部分词序有异,存在着变换关系。楚永安说：“A,B之谓也”是“B之谓∥的变式。本文的结论刚好相反：“A,B之谓也”句式是源,“B之谓A”句式是流。因为“A,B之谓也”中的“之”、“谓”不仅完全没有凝固,而且处在不同的逻辑层次,“B之谓A”中的“之谓”则已趋凝固;在先秦典籍中,“A,B之谓也”的用例早出,“B之谓A”的用例晚出。文章还附带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楚永安对“A,B之谓也”和“B之谓A”源流关系研究的贡献、“A,B之谓也”能够演变出“B之谓A”的原因、古汉语中与“A,B之谓也一B之谓A”相类似的演变格式。     

《荀子·天论》篇“大天而思之”章新诠

荀子固然反对“大天而思之”,反对“从天而颂之”,反对“望时而待之”,反对“因物而多之”,反对“思物而物之”,反对“错人而思天”,但他并不主张“勘天”,并不主张“征服自然”,并不主张“人定胜天”。荀子所主张的是“物畜而材之”、“应时而使之”、“骋能而化之”、“理物而勿失之”。荀子所谓“有物之所以成”,就是无望于天而有专于人;其所谓“制天命”,实质就是“人成天生”。     

略论中国文艺中的“静”境象

“静”美是中国文艺的审美理想境界之一,在儒释道关于“静”之观念影响下,中国文艺中的“静”美乃是一种空寂之美、安宁之美、清幽之美,它与“淡”美关系密切,“静”境的构建与营造某种程度上即是“淡”美的重要体现,一为“冷淡”,即空寂;一为“恬淡”,即宁静。这决定了中国文艺“静”境主要有两种形态：“空寂”之境与“宁静”之境。“空寂”之境的意象主要以“寒江渔钓”为代表,“宁静”之境的意象主要以“归去来兮”为代表。中国文艺中的“静”境象,无论“空寂”之境还是“宁静”之境,亦无论与之相应的“寒江渔钓”意象还是“归去来兮”意象,皆于静中蕴藏着生命之旋律,充满生命灵动之气,彰显与铺展出一股生命之绵力。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注释质疑

对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一些注释，如《楚归晋知　》“臣不任受怨” 之“任”、《触龙说赵太后》“念悲其远也”之“念”、《寡人之于国也》“数罟不入　池” 之“　”、《许行》“劳之来之”之“来”、《齐桓晋文之事章》“　　若无罪”之“若”、《不 龟手之药》“不能自举”之“举”、《五　》“皆非所持国”之“持”、《陈情表》“听臣微志” 之“听”、《喜雨亭记》“属客而告之”之“属”，提出质疑，详引前人训诂材料以论证。     

代词"之""其"的共性与差异

古汉语中的虚词“之”、“其”原本是指示代词 ,它们都指向一定的人、事、物。指示代词“之”、“其”的主要功能是作定语 ,“之”偶尔可作宾语。用泛指、特指来区分“之”、“其”的观点很难成立 ,传统用近指、远指区分“之”、“其”的说法更切合语言实际。指示代词“之”、“其”可以兼表第三人称。作为第三人称代词 ,“之”经常作宾语 ,“其”经常作定语。“其”字还可以作主谓词组 (或称“小句”)的主语 ,“其”不能作主语的说法应该否定。另外 ,“其”在秦汉之际也偶有作间接宾语的用例 ;“其”在《诗经》中用作词头的说法也值得商榷。     

教师不能甘当“教书匠”

“教书匠”之“匠”是工匠之“匠”,是“句读之师”;“教书匠”所教之“书”是片面的、残缺的教育内容,他们以“书”为中心而把学生边缘化,把教学当做认知过程而不是发展过程：“教书匠”之“教”是一种单向传授的教学活动,忽视了学生的“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陶行知对旧社会“教书匠”之害人、害己、害国家做了深刻批判．现在拿来批判今天的“教书匠”们也是切中要害的。另外,应正面、直接地批判夸夸其谈的“教育家”。不必用“旧瓶”装上“新酒”去批判这些人“新瓶”里的“假酒”。     

教师不能甘当“教书匠”

“教书匠”之“匠”是工匠之“匠”,是“句读之师”;“教书匠”所教之“书”是片面的、残缺的教育内容,他们以“书”为中心而把学生边缘化,把教学当做认知过程而不是发展过程：“教书匠”之“教”是一种单向传授的教学活动,忽视了学生的“学”,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陶行知对旧社会“教书匠”之害人、害己、害国家做了深刻批判．现在拿来批判今天的“教书匠”们也是切中要害的。另外,应正面、直接地批判夸夸其谈的“教育家”。不必用“旧瓶”装上“新酒”去批判这些人“新瓶”里的“假酒”。     

庄子之“道”与海德格尔的“本体”之思——从词源学的角度

庄子道之含义颇为丰富,概言之有“行、言、有、无”之义,其道之所蕴涵的“无”之义,乃凸现其哲学的创生性、开放性。无独有偶,二十世纪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通过对西方“本体、存在”的反思,亦得出其“本体”（存在）意味着“说、自然、行（通达）、隐”之意。庄子“道”之“真际”与海氏的“真理去蔽”说更有着天然的神似——无论“去蔽”还是“真际”皆在“存在”中展开,“存在”既是道的运行状态,亦为“人”的生存之域。无疑,探究庄子与海德格尔的本体之道对于贯通中西哲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考考前复习(二) 谈谈“之”的用法

初中文言教材中,“之”出现的频率较高,用法很多,考试题型较为丰富,师生颇为头疼。其实,我们只要善于归类、总结,“之”的用法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一、“之”常用作虚词。1.用在修饰、限制语与中心语之间,“之”相当于“的”。这是“之”最基本、最普通的用法,是今天“的”字的源头。例:中间力拉崩倒之声。(《口技》)在宾语“力拉崩倒之声”中,“声”是中心语,“力拉崩倒”是修饰语,因此,“之”相当于“的”。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愚公移山》)在补语“渤海之尾”中,“尾(边)”是中心语,“渤海”是限制语,因此,“之”相当于“的”。2.用在动…     

论吕坤的伦理思想

吕坤是明代著名理学家。在心性论上主张“万理具于心”,认为人的“义理之性”纯善无恶,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义理之性”的“善性”是人的本质,而“气质之性”的“恶”则是后天“异化”的产物。在理欲论上肯定合理的“人欲”,反对“灭人心而去之”,并把“理欲之辩”归结为“公私之辩”。在“定静”说中提出了治心、省察、慎独、寡欲、居敬的修养方法。他还对男尊女卑的陈旧伦理恩赧讲行了深入的批判．歌颂妇女的智慧、勇敢和对直垫势情的大胆追求．     

“胸襟”：《原诗》理论体系建构之核心

叶燮《原诗》之理论体系,绝非仅体现于其创作论一端,而是以“胸襟”为桉心,统摄了创作论与诗歌发展观两个主要部分。大致为：以盛衰正变、“变能启盛”明“胸襟”之用,以“才、胆、识、力”充之,继而以此“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理、事、情”。使之“发宣昭著”,最后存之于“自然之法”。“胸襟”既是扫除“古今盛衰正变之肤说”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创作中表现“不可明言之理、事、情”的第一要素。     

谐音托物寓义说

“套口气”乃一民俗也 ,譬如 ,于结婚喜庆之时 ,人们馈赠红枣、花生、桂圆、莲子。人们以其谐音 ,借此对新婚夫妇表达“早生贵子”之祝愿。此民俗必然反映于古代文学作品之中 ,称之为“谐音托物寓义”。然以历史之发展、古今音韵之变化 ,人们对此常常难以明察 ,甚至穿凿附会。《诗经》中“采采”乃求子之风俗 ,“采×”乃寓“相思”之义 ,范增“举”寓“决断”之义 ,屈原“捐”、“捐袂”寓“断绝”之义。“谐音托物寓义”与修辞格“双关”有同有异。     

语用之“用”

2011版课标中鲜明地提出了语用教学观。教师聚焦语用、研究语用,教学有了可喜的改观,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集中体现为对语用本身的认识,特别是对“用”之内涵的认识,较为片面、浅化。语用之“用”,应寻求功用之“用”与无用之“用”的有机整合。是“他用”与“我用”的共同在场,须由课文之“用”提升至课程之“用”。勿以教师之“用”代替学生之“用”,要兼顾文学之“用”与生活之“用”。     

论《红楼梦》林黛玉“情情”的美学内涵

本文试图以美学的角度从三个方面对林黛玉“情情”之美加以阐释,即“情情”的自然之美、极致之美和悲剧之美。“情情”的自然之美,阐释了林黛玉“情情”具有禀赋的特质,是“情中之情”;“情情”的极致之美是“情情”在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表现出至真至诚的深情之美,是“情外之情”}在“情情”的悲剧之美中,借助西方的悲剧理论展现出“情情”的升华和超越现实的崇高生命力,是“情上之情”。     

知识三重观视域下的课程内容组织策略

知识三重观认为完整的知识由“内容之知”“能力之知”和“价值之知”共同构成,与“内容之知”共生的“价值之知”(包含“品格之知”)和“能力之知”对应学科核心素养,这与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课程学习所能获得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相一致。现有中学化学课程的主题或模块结构契合知识三重观的分类标准,而且课程内容总是“内容之知”“能力之知”和“价值之知”同体共生的。指向“素养为本”的课程实施,应该基于知识三重观视域,从“内容之知”“能力之知”“价值之知”三个方面发掘和组织课程内容,为知识素养化提供前提条件。     

弘扬管子的“和生”思想

管子传承史伯的“和实生物”说,认为人之生、人心之和谐、人之长寿,以及天地之美等皆由和而生。“和生”具有普适性。在“天时”“地利”“人和”中凸显“人和”。管子通过上下不和、大臣不和、万民不和的危害性,明确提出“不和不生”的观点;又明确提出“和则能久”的“久生”的观点;强调“察和之道”之不易,都是对史伯“和生学”的发展。管子“和生”思想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智理课堂”的教学主张与实践建构

“智理课堂”是“智”与“理”和谐统一的课堂,是走向教学新常态的课堂.“智理课堂”追寻数学之“理”与学生之“智”的同构共生.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追流溯“理”、疏流渗“理”、沿流入“理”,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学生探本之“智”、探究之“智”、探寻之“智”.     

王国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新论

本文从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宇宙、人生“有”“无”境界的学说和“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的本义入手,对土国维的两种境界说作出新的解释,认为“有我之境”乃超越“小我”之儒家境界,“无我之境”乃超越“大我”之道家境界;“以我观物”是以一巳之情现物,仍末忘我,“以物观物”是以万物之理现物,即以“道心”观物,是为忘我大达,高于前者,因而,“无我之境”高于“有我之境”。王氏推崇“无我之境”,实为道家“贵无”思想的影响。     

反躬以践其实——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基本途径

《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确实是足资借鉴的传统经验。但我认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落脚之点,还在于“笃行”,即实践,反复地实     

刘勰《原道》之“道”探微

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自然之道也”这一关键性问题的真正内涵,梳理出刘勰写作思路与推理方式的明线是：天地之文（道之文）一人类之文（《周易》之文）一六经之文（圣之文）;暗线是：广义之“道”（老子之“道”）一《周易》之“道”一狭义之“道”（儒家之“道”）。明暗两线通过原文的中心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而扭结在一起,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从论“文”的角度出发,刘勰是从老子之“道”开始,中经《周易》之“道”,而与儒家之“道”彼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呈现为儒道互补、阴阳相济的辩证之“道”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