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

发掘《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走出简单地把《高僧传》中的僧人神异事迹视为迷信故事的误区,可以发现《高僧传》中的僧人神异事迹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其既有佛理依据,又与中国本土的神仙方术和道教传说关系紧密,对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高僧传》中显现神通类的僧人神异事迹,记载的多是僧人因具足佛教神通而显现的特殊才能,其佛理依据是佛教"六神通说"。且《高僧传》中具足佛教神通的僧人所具备的异能与中国本土的神仙方术、仙传中仙人的奇才异能,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僧人为了弘传佛法,对之极为看重,大加利用,制作并宣扬一些佛教神异故事,以神异事迹征服人心,以推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正确认识《高僧传》中僧人神异事迹的文化价值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早期佛教的发展史。     

敦煌写本《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研究

高僧因缘记、因缘传,主要记叙有关高僧的神异事迹,凸显高僧个人的宗教实践与历程,供作信众学习修行的借鉴,结合佛教、历史与文学是其特色。高僧因缘记的故事性、传奇性、神异性是佛教弘传中极受欢迎的宣扬手法。本文根据敦煌写本P.2680、P.3570、P.3727等三件《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校录文本,析论其情节叙事,持与《续高僧传·慧远传》对照,说明其篇幅、叙事异同之用意与文体属性。并透过对敦煌写本因缘记原生态的抄写现象所呈现的多种高僧因缘记汇抄的文献特色等考察,以为:当时僧人于各种法会间选择《高僧传》中适当的高僧神异事迹,栝其内容而撰写因缘传、因缘记,以备宣讲参考之用。     

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

乾隆帝少年时代便密切接触佛教,通过同章嘉三世的交往,深刻领悟了佛教文化;在与超字辈僧人同参法会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上层僧人的趋炎附势,对其投机钻营的行径产生了厌恶之情;而在他少年时代的诗文集《乐善堂全集》中,其对佛教寺庙的喜爱,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对参禅悟道高僧的尊重多有描写。从这些诗歌中可以推断：弘历少年时代形成的佛教观具有理想主义倾向,这无疑影响了他即位后施行的佛教管理政策。     

再论韩愈排佛及其与僧人交往的诗文

韩愈排佛,主要是利用《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之辨"理论在佛教的宗教层面上反对佛教,很少涉及到佛教的义学即心、性等理论方面。韩愈与僧人交往并作序、赋、诗相赠的行为,不会影响其作为中唐时代排佛最猛的儒家知识分子的地位。韩愈排佛却在生活层面上与僧人交往的这种矛盾性是在佛教从宗教和哲学两个层面上影响传统中国的背景下,伴随着佛教本土化和华夏文明逐步容纳吸收佛教的进程中展开的。韩愈作为这个进程中感受冲击剧烈,表现也极为活跃的宋代理学兴起之前的儒家知识分子,所引起的争议也就更多。     

纳兰性德与佛教

纳兰性德与佛教具有不解之缘。他高度重视佛教,充分肯定佛教,对佛教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了解。他读了很多佛教书籍,熟悉很多佛教掌故和佛教事物,并与僧人交往。他深受佛教影响,向往佛法与佛界,他的诗词文章表现了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主要有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五蕴聚合,因果报应。形成上述这些情况有主观与客观多方面的原因。     

韩愈与僧人

韩愈是辟佛的，但韩愈却和一些僧人有交往淤是就引起了一些人对韩愈辟佛的真实性的怀疑。辟佛是不是就不能和僧人有交往呢？这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第一，要看看为什么交往，第二，要看交往的内容是什么。或是出於朋友的情面，或是出於礼貌上的需要，或是出于一时的感情上的需要。韩愈所以会和僧人有交往，无一是由於信仰上的原因；至于交往的内容，韩愈不仅没有赞扬，而且还当着僧人的面大声斥责佛法入中国的危害。这样的交往和辟佛不是完全相一致的吗？怎么能只从形式上看问题呢？     

佛教在华传播的策略及其效应述论

佛教在华传播及其中国化是一次实施文化传播的成功范例.佛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佛教僧人面对中国本土文化和语言差异的阻碍,为扩大佛教在时间空间上的影响,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选择了依靠神异道术、依附于中国本土文化、依附于封建王权、以通俗简易之道教化民众的传播策略,这些传播策略是成功的,效果是显著的,达到了其传播佛教的目的.     

唐朝民间佛社的居士管理

佛教团体中最关键的构成部分,在释迦涅槃之后,并不是某位具体的高僧大德,而是组织中共同信奉的传统与信念,统而言之即“佛法”;因此民间佛社在当代管理学意义上类似于典型的“使命型组织”。以主要从事的佛事活动、共同趣向等因素作为区分标准,唐朝民间佛社大体可分为四类:诵经佛社、佛事结社、经像佛社与净土法社。这四种民间佛社各个具有不同的人事关系和管理模式;具备成功社邑范例意义的民间佛社,在完成接引信众、护持修行的同时,使佛教与佛法的目标趋向一致。     

试论“三朝高僧传”的选录标准

高僧传是为高僧立传,立传的编撰者对众多僧人进行选择,不可避免地需要一定的选录标准,选录标准的优良与否,关系到僧传的流传与影响。由对＂三朝高僧传＂①的选录标准分析,我们得出结论：自从释慧皎《梁传》始,确立了以功德为先、德行和学识为次、神异为辅的选录标准,《唐传》《宋传》在继承基础上根据佛教发展状况略有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的知识结构与学风好尚

汉末三国时期,佛教初传中国,佛教高僧多精通方术,以方术幻化吸引中国民众。南北朝时期,南方佛教高僧前期受玄学影响,谈玄之风甚盛,后期儒学礼教成为佛教高僧学习的重要内容;北方佛教沙门前期多重内典而不重儒学,后期则出现精通儒家经典的佛教高僧。到南北朝后期,南北佛教界都出现了三教合一的典型僧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高僧学风好尚和知识结构三个阶段的变迁,反映了佛教中国化的渐进过程。     

佛教探源——普彤塔

南宫市普彤塔始建于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由最早来华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主持修建,建造年代比洛阳白马寺(始建于永平十一年)及齐云塔(始建于永平十二年)还要要早一年。"中华第一佛塔"因何落户南宫,从佛教东渐早期,传法僧人东行路线、翻译佛经、示好本土文化,寻求人脉支持等方面进行探究和推断,以便更好理解中国佛教发展的多元性历史。     

理趣符老庄,风神类谈客——论魏晋之际的士僧交往与融合

东汉后期,佛法东迁。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佛教思想进入东土后,首先得到了上层有教养文士的认同与肯定。在《世说新语》和《高僧传》中记载了诸多高僧与名士交往辩答的轶事。本文拟从这些轶事出发,来探讨魏晋之际士僧交往与融合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思想渊源。     

论印光大师对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贡献

印光大师乃中国近代知名佛教高僧,净土宗十三祖,他不仅佛法高深,而且慈悲为怀,扶危济困,体念天下苍生,为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吴郡张氏及南朝士族的佛教信仰

南朝的高门士族与佛教关系密切,这是佛教在南朝得以空前发展的重要原因.宋齐梁三代君主大多信佛,在宋齐梁三代担任高官的吴郡张氏所从事的佛教活动常常与君主联系在一起,并且相互影响.吴郡张氏不仅合门信佛,而且以玄学传家,这也是南朝士族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高僧们既精于佛学义理,又具有深厚的玄学修养,这一点对于他们与高门士族的交往非常重要.这一特殊的环境因素大大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浅析盂兰盆会在中国的民俗化

释教节日盂兰盆会古印度本无,是中国汉传佛教徒据《佛说盂兰盆经》而建成的"救拔父母"度七世父母的一种法会,在中国本土文化冲击下,深受儒、道、俗的影响,孟兰盆会由庄重肃穆的佛教行仪日益演变成中国的一大民间节日。由"斋僧"到"荐亡",由寺院到民间,在其民俗化进程中传载着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化。     

从地方文献看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的融合——以福建地区佛教俗神崇拜为中心

制度化的宗教（如佛、道教）与非制度化的民间信仰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方志、笔记小说等福建地方文献,考察清水祖师等福建地区佛教俗神的崇拜情况,说明制度化宗教与民间信仰融合的三种形式：其一,僧人是神明的重要来源;其二,佛教俗神的功能世俗化;其三,僧人参与民间信仰活动.     

僧著地记:六朝佛教本土化的文学表现

六朝僧著地记,是魏晋时期佛教宗教精神与本土地记文学结合的产物。作为本土僧众兴起之后出现的一类佛教文学体裁,僧著地记将佛教义理与文学风尚相融合,寓佛理深意于地理事迹,合宗教精神于文字辞章。     

略论印光大师的家庭教育思想

印光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的代表性人物,他不仅精通佛法,而且熟谙儒家文化。因此在阐发其家庭教育思想时,他既重视传统伦理道德的培养,又强调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传授,体现出明显的"儒佛融合"思想特征。     

《醒世姻缘传》中的僧尼形象研究

晚明世情小说的杰作《醒世姻缘传》刻画的佛教徒形象大多属于淫僧恶尼之类,间或几个得道高僧也是具有浓厚的儒家理想色彩。西周生继承当时世情小说的写实手法,描绘的僧尼们穷形尽相表达了他对晚明腐败淫糜社会风气的不满怨愤之情。作者叙写佛教徒并非标榜自己虔奉佛教,而是为了以反面的僧尼形象讽世,以正面的佛教人物进行对比实现其儒家伦理教化的劝世目的。简单而言,西周生心中所谓的佛其实是披着佛教外衣的儒家说教工具。     

从琵琶曲《白马驮经》的结构技术特点看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作品的风格意境

"金人入梦,白马驮经"的传说故事在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中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汉明帝刘庄梦见一高大的金人从西方飘进自己的寝殿,头顶闪烁白光,在半空中浮动。次日询问群臣此为何意,以傅毅为首的大臣们认为这是西方的佛,此时国内战乱频繁,百姓们饱受疾苦人心涣散,正需要一种精神支柱来安抚民心。于是派遣蔡愔等人赴天竺求取佛法,正巧在途中遇到了从天竺来的僧人迦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