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视角下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制度建构

农村环境整治是当前乡村振兴阶段讨论的重要议题。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农民是否有效参与,但当前农民参与面临着组织化程度低、环保教育机制缺失、激励机制不完善以及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制度困境,致使农民参与热情不高。针对当前问题,需要建立精细化制度来保障农民主体的参与途径、参与方式及其权责,具体应从完善教育制度精细化、组织制度精细化、激励制度精细化、保障制度精细化等方面入手,保障农民的参与权,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发挥农民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执行研究

政策网络理论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应是由中央政府、地方县级政府、专家学者、大众媒体、学校利益相关者、学生及家长等多个行动主体基于教育资源而展开沟通合作的动态过程,且其活动过程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然而,在实际政策过程中,部分利益主体"不在场",主体间沟通合作机制缺乏,相应的监督评估不到位等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有限政府"主导下的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确保各种政策执行资源的充分利用,完善政策执行的监督激励机制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有效路径选择。     

我国耕地生态补偿实施的制度环境评价

制度环境是构建生态补偿机制的先决性条件。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生态补偿实践发展,探讨实施生态补偿所需的制度环境是否完善,在当前形势下尤为必要。基于威廉姆森的制度层级理论构建制度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梳理国内耕地生态补偿相关的政策文件与地方实践,从实施耕地生态补偿的基本制度及治理结构两个层次进行评价研究可知,耕地生态补偿在正式制度层面已经初步具备部分制度条件,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资源产权界定以及生态税费等制度建设比较滞后;而在治理机制层面已经基本具备了相应的条件,但规制规则和沟通规则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     

政策网络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参与网络治理研究--基于A镇的案例分析

借鉴罗茨的政策网络治理理论框架,对A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各参与主体构成的参与网络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各主体之间的关联性较为松散,尤其是议题网络与生产者网络之间关联性欠缺会提高生产者网路对社会效益的忽视程度,并且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中的多数主体参与能力有欠缺。提出应建立一个整合性的网络治理结构,增强各参与网络之间的关联性,尤其要建立专业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之间的关联性和依赖性。     

协同治理视角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作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系统工程中的重要内容,事关广大农民的根本福祉。然而,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还存在仅依靠政府单一主体的不足。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引导多元主体增强治理意识、提升治理能力、加强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局面,可有效解决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问题。     

我国教师政策执行问题及路径选择

作为教育政策核心构成的教师政策,其执行效力直接关乎整个"教育政策效能"的实现。通过对教师教育政策、新课程改革政策以及教师继续教育政策执行所遇到的问题分析发现:教师政策执行主体地位的缺失;目标利益群体激励机制的缺位;教师利益主体利益诉求与表达政策考量的缺乏是当前教师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可定位于三个基点:基于教师的行动逻辑与利益选择的教育政策执行;基于教师体验与主体参与的教育政策执行;以及基于执行路径多元化取向的教育政策执行。     

新发展阶段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重构的政策诱因

新发展阶段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受乡村振兴、教育协同、新型城镇化以及“双减”政策执行等义务教育体系内外重大政策的影响和引领。其中,乡村振兴是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优化的新定位,教育协同是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主体间横向互动的新内涵,新型城镇化是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优化的新动能,“双减”政策执行是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重构的新需要。只有厘清这些义务教育体系重大教育政策的执行需求,才能找到农村义务教育治理体系优化的路径,从而更好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农村义务教育治理能力。     

走向高质量发展:二十一世纪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注意力的演进逻辑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取得了重大发展成就.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选取2000-2019年中央层面发布的有关农村基础教育的156份政策,发现其从夯实基础走向均衡化发展,再走向高质量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虽然政策注意力的价值导向始终紧密围绕教育公平展开,但政策执行主体和实施主体不断地变化,背后反映了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双重逻辑,而其政策内容的转变体现渐进式深入的发展逻辑,其决策路径的扩充也反映政府治理方式的变化逻辑.进入新时代后,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围绕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将更加注重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破除政策路径依赖、深化教育公平内涵.     

减负政策执行的多元主体参与研究

新时期教育体系现代化建设倡导多元共治理念。减负政策作为教育领域长期备受公众关注的焦点,在执行过程中必然吸引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政策执行具有响应全民治理号召、丰富政策执行方式、保障监管评价客观等优势。然而,不同执行主体间存在着价值分歧、执行权责边界不清、过度参与等情况,致使政策执行过程受阻、执行效果甚微。要打破多元主体参与减负政策执行的困境,需要优化政策执行环境、明确各主体的执行权责边界、完善多元参与机制和法制遵循,形成执行合力,推动减负政策平稳有序进行。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执行阻滞现象成因及对策探讨——基于政策主客体非对称博弈的视角

政策执行实质上是政策主客体为争取各自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博弈的过程。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实施中,作为政策主体的地方政府凭借对政策客体———农民群体的非对称博弈优势,以自身利益增损为依据对中央政策进行过滤性操作,造成政策目标不能完整落实的阻滞现象出现。应通过政绩考核、激励机制、监督体系、农民组织建设、政治社会化机制等方面建设构建主客体均衡博弈平台,约束地方政府不合理行为,以有效规制政策执行阻滞现象。     

新经济法律治理中的地方实验

新经济带来法律结构的变化、权利关系的调整,但并不必然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新经济的创新发展引发了新的法律回应,以共享经济某些领域的法律规制为例,当前的规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制度效果,产业发展的规律、法律问题的识别、规制方案的提出、规制能力的塑造都会影响新经济的规制效果。基于我国的央地关系及地方竞争格局,可以在新经济治理中采用地方实验的治理路径。地方实验不仅局限于立法层面,还可以发挥地方司法机关的能动性,在新经济案件的裁判中,通过个案生成法律规则。对于地方实验的潜在弊端,可以通过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引导、公平竞争审查的制度约束、新经济治理工具的范围限定等方式加以矫正。     

产教融合政策执行偏差的多维研究

基于扎根理论,从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视角出发,构建包含技术、体制、利益、环境四个维度的产教融合政策执行分析框架,进而分析影响Y省K市产教融合政策执行偏差的因素。研究发现,政策执行过程出现“伪动”执行现象,政策执行结果表现为校企无法双赢。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在于:技术层面上,政策目标与复杂现实之间相互矛盾、实体法繁荣而程序法缺失;体制层面上,纵向层级制组织结构下政治权威的碎片化、横向同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协同性较差;利益层面上,“行为人”与“理性人”之间的博弈、执行者的特质;环境层面上,问题反馈渠道不畅、地区之间差异大以及层次差序现象。因此,政府应处理好政策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之间的关系,地方性产教融合法律制度亟待“落地”,监督型政府的治理能力亟待提升,校企要通过互适互信互配互利实现共建共管共教共赢,搭建信息反馈平台、整合多向度沟通网络。     

贵州现代学徒制协同治理实现路径研究

现代学徒制作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重要一环,是实现职业类型教育和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是企业储备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根本,是推进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有效路径,也是培养"大国工匠"、实现工业强省的有效途径.但贵州现代学徒制由于受人才溢出效应、利益失衡、互动决策平台、衡量标准、规则和制度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并未形成政、行、校、企等培养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对此,需要在政府部门主导下,明确主体权责边界,理清主体间关系,完善协同治理正式制度,形成非正式规则,搭建现代学徒制协同治理平台,达成思想共识,畅通学习及有效参与渠道,提升协同能力,增强参与的有效性,充分调动各主体积极性,进而有效整合各主体资源优势,形成现代学徒制多元主体协同培养格局,以实现共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目标,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贵州现代学徒制协同治理实现路径研究

现代学徒制作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重要一环,是实现职业类型教育和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是企业储备高水平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根本,是推进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有效路径,也是培养"大国工匠"、实现工业强省的有效途径.但贵州现代学徒制由于受人才溢出效应、利益失衡、互动决策平台、衡量标准、规则和制度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并未形成政、行、校、企等培养主体协同治理格局.对此,需要在政府部门主导下,明确主体权责边界,理清主体间关系,完善协同治理正式制度,形成非正式规则,搭建现代学徒制协同治理平台,达成思想共识,畅通学习及有效参与渠道,提升协同能力,增强参与的有效性,充分调动各主体积极性,进而有效整合各主体资源优势,形成现代学徒制多元主体协同培养格局,以实现共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目标,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异地高考政策:具体规则与利益博弈

最近几年异地高考问题的争论引起各方关注,四部委的《通知》宣告了异地高考成为可能。但国家对于异地高考政策只给出了原则性的建议,具体的政策实施规则还有待地方政府的配套政策出台。异地高考政策的诞生,揭示了政策自下而上互动而成的新路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深层制度改革问题。     

新闻寻租治理政策的话语制度主义分析

在话语制度主义视角下,新闻寻租治理政策变迁是不同政策主体间的话语互动过程。随着社会发展和媒体格局变革,专家和公众等在新闻寻租治理政策变迁中的话语表达日益重要,提升了政策变迁的科学性、系统性。但是,新闻寻租治理政策变迁中依然存在政策主体间地位失衡、多头治理、政策效力有待提升等问题。推动新闻寻租治理政策优化,需要建立多元共治格局、形成多层协同政策体系和采用多样化的政策执行手段。     

从项目制到共同体构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运行向路

改善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和重大战略任务。当前,项目制由于促进了弥散性的主体、资源、行为的整合,在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中获得广泛运用,并为塑造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之“形”产生了积极正向的成效。但是项目制具有的一次性、有限任务特征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要求的整体性、持续性之间形成矛盾,“项目展示”的浅表性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所要实现的乡村“文明扎根”之间存在张力,以价值共识为前提、以责任共担为依托、以利益共享为目的的治理共同体成为破解项目制运行限度、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升级的必然趋势。治理共同体需要在主体结构上向“社会-生活共同体”转换,在运行机制中培育参与主体的新动能,并以长效管护机制和乡村文化再生产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研究——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视角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日益受到重视。受利益机制不完善、政策落实不到位和权责结构不清晰等因素的影响,多元主体作用的发挥还不够充分。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优化农村环境治理可从社会、经济、自然三个维度对多元主体进行审视,构建涵盖理念、机制、内容等层面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整合多方力量,补齐农村环境建设短板,进一步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教育治理视角下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政策与成效分析

以多元主体和协调共治为核心特征的教育治理,在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政策与成效中愈发凸显。目前,我国初步构建了国家与地方联动,教育部、工信部、科技部等跨部门、多主体的教育信息化政策体系,并取得了资源建设的全覆盖与多样化、环境不断优化升级的阶段性成效。为提升教育治理效能,回应社会关切,建议创建以教育信息化为载体支点,支持多元主体共治的参与机制和政策环境,国家层面发挥宏观引导作用,各级各类政府联动互通,企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发挥灵活的制度优势和平台作用,学校、家长、教师、学生等主体充分参与和对话的教育治理新生态。     

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支持——基于政策执行失效视角的考察

在职业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象征式、附加式、抵制式、歪曲式与机械式等执行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度,进而影响到职业教育实践的有效展开。导致政策执行失效的主要原因有政策本身的缺陷,执行者综合素质及其对政策价值认同度较低,执行环境的复杂性,监督机制的缺失,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等等。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提高职业教育政策本身的质量,协调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关系;加强执行主体教育培养工作,寻求政策价值认同;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机制,构建良性政策支持环境;搭建全方位监督体系,完善政策监督机制;明确各利益主体的权责,实现互利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