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柳宗元永州诗的几个问题

这几年来,笔者把《柳宗元集》(中华书局)卷四十三的诗翻译成日语。现在翻译完了大约三分之二,都是柳宗元在永州写成的。柳宗元在永州写成的诗中有些比较长的五言古诗,而其大部分有故事发展线索。山水长诗有根据时间展开的诗结构。植树诗也有比较长的句数,而且有作为故事的次第与结构。柳宗元为了获得长诗的故事结构,想出了各种办法。值得注意的是永州古诗长诗上有时出现停顿。这种停顿有三种。第一个是因为美丽的风景突然出现,诗的时间里暂时发生的停顿。第二个是柳宗元感觉到人生黑暗部分的时候发生的停顿。第三个是由于诗的主体瞬息转变而产生的停顿。柳宗元永州长诗中的停顿,把平常看不见的事情清楚地呈现给我们读者。长诗的停顿现象在永州短诗上也出现吗?笔者认为,即使有什么停顿,短诗写成的时候,其停顿也已经被克服了。不过,有些短诗的底流里还是残留着带来长诗上的停顿的主要因素。     

民间长诗分类问题的理论创新——兼论民间抒情长诗之艺术特色

民间长诗包括民间抒情长诗与民间叙事长诗。分析彝族《我的幺表妹》、《妈妈的女儿》、《逃到甜蜜的地方》，壮族排歌《见哥情重又回生》、《嘹歌》、《特华之歌》，上海汉族《哭丧歌》、《哭嫁歌》，布依族《月亮歌》，傈僳族《逃婚调》，白族《串枝莲》，纳西族《游悲》，蒙古族《铁粒牛》，傣族《傣家人之歌》等作品，探索民间抒情长诗的艺术特色。     

论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

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7)是涅克拉索夫创作的高峰。这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真正的生活百科全书,是一部构思宏大的作品,一部深入到当时的俄国各个不同的阶级的人们的心灵里的作品,一部真实、鲜明和形式多样的作品。涅克拉索夫为长诗倾注了十三年的辛勤劳动,正如诗人所说,他把二十年来“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对人民的了解都写进这部长诗中去。看来,没有一部俄国文学作品象这部长诗,如此有力而真     

诗人与歌手：民族精神和个人情感的记录者——黎族与其他壮侗语族民间叙事长诗发生与传承机制比较

民间叙事长诗作为反映民族生活与民族心理的重要文学种类,黎族民间叙事长诗的发生与传承机制与其他壮侗语族民间叙事长诗发生与传承机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自己的地域特色。通过各自特色的比较,找出他们相似之处,同时也指出他们所包含的各自的地域特色。     

“抒情的叙事”：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色

读中国古典诗词，常有一个感觉，即叙事诗词特别少，而且叙事也有其特色。世界各民族的诗歌，各有特色。欧洲古代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奥德赛》，藏族长诗《格萨尔王》，云南少数民族长诗《阿诗玛》等等大作，都是杰出的叙事诗，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珠宝，被人们所欣赏。中国古典诗词，主要是以汉语撰写，没有出现过几千行、几万行的长篇叙事诗，数百句的《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等，已经被人惊呼为巨制了。     

哈萨克族民间叙事长诗中的性别分析——以《查姆斯娅》为例

民间叙事长诗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创作并一代代传唱的叙事性歌谣,歌谣当中既包涵了人民群众对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同时也体现了人民百姓的集体审美情趣。其中通过对叙事长诗的深度分析,我们还可以从长诗中看出人民群众对社会性别的不同定位。其中哈萨克族民间叙事长诗不仅在哈萨克族文学中,同时也在哈萨克族人民的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本文选取叙事长诗《查姆斯娅》,并从性别的角度进行分析,希望能对这一文本有更深层次的解读。     

初读阿赫玛托娃《没有主人公的长诗》——诗题、代序和献词部分

以大量资料为依据对阿赫玛托娃《没有主人公的长诗》的诗题、代序和献词做出解释、说明，力图使中文读者能够掌握长诗的创作动机、目的、写作方法与相关背景．认为这对于深刻理解全诗文本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福乐智慧》的语言及修辞特色

长诗《福乐智慧》是维吾尔民族文学艺术集大成的著作，也是维吾尔民族最可宝贵的语言修辞的宝藏，它在诗歌韵律的运用、艺术手法的创新、修辞格的选择上，都显得极富特色，这些都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众声喧哗与理性沉淀——评海子“太阳”系列长诗批评的几种论调

文坛对海子＂太阳＂系列长诗的批评经历了几段历程。与海子同一时期的骆一禾、＂盘峰论剑＂之后的燎原以及秦巴子的批评较具代表性。但这些批评又缺乏应有的理性,往往陷入到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要么全盘肯定、顶礼膜拜;要么又全盘否定、肆意嘲讽。批评者们的这种极端化思维与他们对于长诗文本本身的忽视,不仅导致了批评的＂异化＂,也遮蔽了海子长诗的价值。     

《不愿出嫁的姑娘》与哈尼族婚姻遗俗

在我国各民族众多的叙事长诗中,哈尼族的《不愿出嫁的姑娘》是一部形象地反映从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后哈尼族姑娘的婚姻悲剧,具有特殊的认识意义和文献价值。长诗分八章,共一千五百行,诗一开始就描写啥尼姑娘对结婚的恐惧和不愿出嫁的决心。爹妈要把姑娘嫁,姑娘苦苦哀求: 阿爹阿妈啊,我一辈子哪里也不去。你们不要嫁我,女儿要跟爹妈在一起, 我不愿去啊,女儿在爹妈才不会遭孽。     

论贺铸词外在形式及表现之特色

贺铸词在词题、词调及表现手法三方面深具特色。为词另立新名是为求得词题与词之内容情意的契合对应;从所用词牌之量化统计中益见词人创调之才;“檃括”手法的大量运用也成为贺铸词中最为突出的表现手法。     

论20至40年代中国诗歌的开放性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诗歌,以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展机制,对中国诗歌的传统进行自觉地断裂性选择,使诗歌在认同和对接中发展新诗的表现艺术;试图梳理这一时期对西方诗歌的借鉴与归化,重新认识现代诗歌的建构方式,树立诗歌的开放意识.     

论20至40年代中国诗歌的开放性

20世纪20至40年代中国诗歌,以突破闭锁态势的开放性发展机制,对中国诗歌的传统进行自觉地断裂性选择,使诗歌在认同和对接中发展新诗的表现艺术;试图梳理这一时期对西方诗歌的借鉴与归化,重新认识现代诗歌的建构方式,树立诗歌的开放意识。     

各美其美，蔚成大观——新时期以来甘肃诗坛概览

新时期以来,甘肃诗坛在“各美其美”、“和而不同”中迎来了今日的辉煌。李季、闻捷在甘肃工作,给甘肃诗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时期以来出现了诗歌创作的第二次高潮,这是一次本土意义上的甘肃诗歌的崛起,在西部诗、乡土诗、多民族色彩等方面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诗人们坚持独立的审美追求,创作群体已经形成。甘肃日渐现出诗歌大省的气象。     

从《诗》的早期传播看《诗》的经典化

《诗》早期特殊的传播方式,是其经典化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国家制度化的“采诗”与“献诗”,作为一次自下而上的传播,使《诗》由乡间里巷走向了神圣的庙堂圣殿“;诗”的礼乐制度化,则标志着《诗》由民间歌谣转化为典礼乐歌,在自上而下的传播中被赋予了整合社会价值导向的教育意义;春秋战国间的“赋诗”与“引诗”,将这部先王之书广泛应用到具体社会生活中,《诗》成了政治生活中交流的工具,进一步为它的经典化打下了历史基础。     

简论中国现代诗的智性化轨迹

智性诗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产物，是完全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诗种。中国现代智性诗经由30年代卞之琳、40年代冯至和九叶诗派、50--7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的新诗潮逐步走向成熟。     

萧衍诗歌研究

萧衍诗歌,在内容题材上,可分为艳情诗、咏物诗、述怀诗、表现佛理诗三类：在审美风格上,一是“艳丽”,二是古雅与新变结合,三是质朴与华美融合：在语言艺术上,句式多变,善用比兴,注重声律。     

论郑珍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郑珍作为近代“宋诗派”的杰出代表，秉承宋诗派的诗风，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使其诗歌自成一家面目。通过对郑珍与韩愈、白居易、苏轼三住大家的比较，可以发现郑珍凭其深厚的经学积淀。渗融以时人鲜有的健康心态——率真、豁达的个性，推陈出新，形成了独特的诗风：于苏诗的横肆中见纯真，于韩诗的雄奇中见质朴。于白诗的平易中见不俗。     

回归后的香港新诗创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香港诗坛并未因九七回归导致香港新诗主体性的消失和创作自由的失落,反而由于有“艺术发展局”的资助,诗刊、诗集的出版显得更加丰富多元。在诗体建设方面,颂歌的勃兴和散文诗的崛起,是最值得重视的现象。“立足香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香港新诗,就这样以自由的独特风姿屹立在新世纪的两岸四地诗坛中。     

对含蓄蕴藉的文外之美的张扬--论王士禛神韵诗的审美追求

王士镇的诗歌以“神韵”说为指导,强调言外之意,含蓄蕴藉,深得诗之本旨和艺术创造的真缔,并与清初变化了的社会心理合拍,受到皇权的关注和眷遇。其神韵诗追求文外之美,冲和淡远,风致清新,继承王、孟一派的家数,含情绵渺而纡徐曲折,惨淡经营却不露斧凿痕迹,音节流利跌宕,词句明隽圆润,令人回味遐想,把我国诗歌的传统精神和古典审美特征张扬到极致,在诗歌史上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