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话研究看中国现代文学观之嬗变——以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述为例

随文学观念与神话学之发展演变,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开始逐渐关注一些神话内容.在探讨文学起源、《山海经》、楚辞作品以及小说起源时,涉及到对神话之分析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之所以开始关注神话,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神话学的发展繁荣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其二,西学东渐,西方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文学史编写的“新”与“全”辨析

一味求“新”与求“全”并不就能解决文学史编写的问题,它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修修补补,但它无法完成“重写文学史”的最初设想与最终使命。如果对文学史编写的理论上（史学观念与方法以及对“中国”文学的认识与整合）缺少突破,文学史编写的实践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所设想的目标。“重写”将会是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不断重复的过程。要编写出高水准的文学史,有待于提高对文学史书写中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待于寻找更多的写作的可能性。     

文学史与文学史观论略

文学史的书写有较长的历史,但对之系统关注的时间却不长。文学史的书写离不开文学史观的指导,有意识地运用某种史观指导文学史编写是其发展成熟的表现。我国古代文学史观的特殊性导致了长期内文学史成为历史书写的附属品,其循环论的特征也不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变革与突破。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开创了一种写史"范式",影响且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与编写。夏志清从文学性、人性和道德情感的角度评判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研究模式,与大陆以"革命斗争"思想启蒙"改造国民灵魂"等关注视角迥然不同。对言词、字句和文字本身细腻的关注是文学史编写文学性的体现,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基本立足点。就此而言,夏著的典范意义对当前文学史编写如何走出困境有启示作用。     

新时期三十年外国文学史教材编撰问题研究——以朱维之等《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为个案

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撰是学科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之一,论者从课程资源建设和教学本体论出发,指出外国文学史编撰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其一,树立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学史观,用变动的阐释观念来建构外国文学发展史;其二,外国文学史教材要凸现人文精神,促进中国人学的进步;其三,外国文学史编写要加强教材传承制度化建设。     

建构中国文学史学的设想

要使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具有整体性和理论性，就必须建立一门新学科—文学史学。文学史学应总结前人编写文学史的经验、教训，开展对文学史研究的研究；建构中国文学史学，必须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出发，突出表现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必须走自己的路，还需更新观念，探讨新方法。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历史回溯

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自1952年创立以来,极为重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纂工作。在70余年的时间里,本学科共出版了50余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或文学史论著作。1950年代至1976年,本学科迈出了文学史编写的第一步,这为此后的文学史编写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77—1989年,本学科在文学史编写上继续开拓创新;1990—1999年,本学科的文学史编写趋向多元化;进入新世纪的两个十年,文学史编写逐步向纵深发展,并实现了自我的跨越。     

新时期以来不同版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览胜——兼及教学与研究的互动

文章在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主要对比了10种不同版本教材在现代文学史时段确定与分期及文学史观与内容上的差异,并提出编写文学史教材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卢冀野《近代中国文学讲话》的学术史意义

卢冀野《近代中国文学讲话》是与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同期出现的近代文学史著作,其对近代作家的取舍范围和学术立场与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稿本》均有较大差异,其对近现代诗文创作的演变轨迹和存在的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对近代戏曲演变过程及成败得失的梳理与评析则具有开拓意义。然而,这部具有独立学术品格的文学史著作,却长期以来湮没无闻,原因主要在于卢冀野的文学观念和学术立场与彼时及当下的主流学界存在较大分歧。     

博综、高瞻与情怀——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启示

纵观百余年《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历程后会发现: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家功底扎实,态度认真,有气魄与才力,有明确编撰目的,更有思想高度与现实情怀。对比之后的文学史编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优良传统正在丢失。绝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是为大学教学服务的,所以,为未来国民计,我们的文学史应有编者的个性与独立思考,应着重培养学生的理性分析与判断力,要注重思维训练而不是凝固的知识的传授,要有创新。     

文学教材编写与汉语国际教育

文学教材的编写多年来一直是汉语国际教育中的一个瓶颈,我们在强调文学教育对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性同时,却始终未能找到开展教学的有效途径。就文学教材的选编而言,仍然存在着文化含量不足、与语言教学融合度不够以及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实践性的,通过编写经典文学教材的实践活动,将会有效地提升汉语国际教育的理论水平,促进汉语国际教育的积极发展。     

读《辞源》(修订本)札记

二十世纪初,大型语文辞书《辞源》问世,标志着汉语文字典辞书的编纂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宣告了科学的汉语辞书学的建立,其功劳是巨大的。但是该书中的问题也不少。今就其释义方面的缺失摘出若干条来讨论.希望对辞书学有所帮助。     

现代汉语释义基元词探索

释义基元词指用于辞书释义的最低限量基本词 ,具有基础性、元素性、限量性的特点。国外早在 2 0世纪 2 0年代即取得这方面研究成果 ,不久便付诸词典编纂实践。但迄今为止 ,汉语词典编纂尚无这方面尝试 ,仍然沿用传统的随机释义法 ,释义用词没有限量控制。笔者率先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在此概述此项研究的思路、成果及其应用价值。     

类书与文言小说总集的编纂

章探讨了古代类书与言小说总集编纂之间的关系。古代言小说总集分层分类的编辑方法不是发端干《世说新语》，而是借鉴了类书的编辑经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分层分类”的编排体例和“标题隶事”的编辑方法。由于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太过宽泛，小说献资料数量太多，类书按类编排资料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清初官修大型类书的文化氛围

清初出现官修大型类书的盛况,是当时学风之变、文风之替、编书之兴的文化氛围下的产物.     

人文视角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存在着思想史挤压文学史的现象,不论是"进化论"、"阶级论"还是"现代性"等著史理念都更多地关注了文学艺术形态的外在,忽略了从语词、修辞及其背后的人文理念和人文精神等层面关注作家作品,漠视了以人文为视角评判作品史学价值的高低的诉求,导致不同的文学形态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带上了思想史的编写特征,受政治因素影响很大。鉴于此点,应强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中的人文视角。     

《西夏文缀》、《西夏文存》、《宋大诏令集》论略

王仁俊的辑佚之作《西夏文缀》卷，是传世最早的一部汉文西夏公文的汇辑之作，共辑录汉文西夏公文21篇。罗福颐辑《夏文存》其《外编》各1卷，专门纠正《西夏文缀》辑录之失。宋朝赐与西夏的诏令公文，集中地反映在宋人辑录的《宋大诏令集》中。王氏、罗氏及宋人之作都为我们今天研究汉文西夏公文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百年中国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史概念,它以其整体的视界,“一览众山小”的气度,突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这无异是一项革命性举措,把当代文学置于百年中国文学视野去研究,是一种艰难的整合,除《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少数几种论著较令人满意外,有份量的,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著作还是太少,今后如要编写新的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须把更新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此外,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再次,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还应倡导扎实,严谨的学风,强调学术论著撰写时的规范性。     

《新编菲律宾华语课本》的探索

教学理念的突破才可能带来教材的创新。本文提倡以培养汉语语感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并进一步提出语感培养教学理念下的教材编写原则与创新思路,还介绍了“三方合作、量身定做、定向发行”的国别化汉语教材编写新模式。     

整体观在大型语文词典释义方面的作用初探

大型语文词典的编撰,整体观在释义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汉语大字典》在释义上整体性方面有一些不足,分析这些不足可供大型语文词典编撰及修订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