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女子国文教科书中的性别倾向

女子教科书随着清末民初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而产生,这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受到了猛烈冲击,但与当时男子使用的教科书比较,无论从教科书编辑宗旨、编辑人员结构及其价值观念和编辑的内容来看,都有本质区别。     

清末民初我国早期女子国文教科书

接受正规教育在古代一直是男子拥有的特权。近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在鸦片战争后才在中国见端倪,这一新事物的出现得益于在华传教士的努力。1844年,东方女子教育协会会员艾尔德赛女士（Miss Aldersay）在宁波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随着各通商口岸的开放和教会势力的扩大,教会女校的数量也逐渐增多,至1876年,在华基督教女日校达82所,学生1307人,     

从民初国文教科书看“新教育”想象

中国近代语文教科书的发展与"新教育"改革密切相关,民初"新教育"所发生的深刻变革,直接影响着此期国文教科书的编辑思想、内容类型、语言形式等,从国文教科书中可以探寻民初"新教育"想象。     

推动国语传播的民国白话文教科书

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取得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正式书面语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民国白话文教科书功不可没。它不仅从制度上确立了白话这一话语形式在教育领域的合法地位,更重要的在于奠定了白话的话语"霸权"地位,作为传播现代白话文的重要工具,它以自身独特的优势,不仅加快了国语的传播速度,扩大了国语的传播范围,而且也逐步规范了国语。     

李廉方对清末民初教科书的贡献

教育家李廉方(李步青)是清末民初教科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既是清末国外教材的引进者、使用者,又是民初新制教科书的编辑者、撰写者,还是早期国人自创课程教学法的实验者、开拓者。他编著的教科书和教师用书不局限于基础教育的诸多学科,还涉及师范教育的一些领域,对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浅议1912-1915年的中学国文教科书

1902年中学教育正式确定后,国文教科书经历了从政府编纂到非政府书局编纂的过程。在蔡元培＂五育＂方针的指导下,民初中学教科书的内容注重将文法写作、领悟文章美感以及提升道德素养等融入国民意识培养的体系中,带有不甚明显的爱国主义色彩,加之其取材中国经典文化和由浅入深的编排,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引导社会价值判断的目的。不过由于课程设置与编纂的矛盾,受众有限,其培养国民意识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     

清末民初小学科学教科书中自然观的建构与演变

自然观与民族的教育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代小学科学教科书不仅传播科学知识,而且是建构现代自然观的重要媒介,其自然观的建构和演变可分为:清末新自然观形成前的框架搭建时期;民国甫立实利主义自然观的初步形成时期;壬戌学制后实用主义对新自然观的补充完善时期。总的来说,经过发展,自然观实现了从零散隐藏于知识到发展形成外显的统一体系;突破实利主义阻隔,探索对自然全面的价值追求;走出传统窠臼,开启现代发展进程。     

论教科书参与公民教育的历史先声 ——基于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的文本分析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初始,非常重视教育的除旧立新.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程内容的载体,因而成为教育变革的重要依托.为编写出符合民国宗旨的新式教科书,各大出版社积极应对,努力探索.其中商务印书馆编写的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是使用年限最长、重印次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套母语教科书.这套教材参与了民国初年对健全国民人格的培育,形成了本土化的公民教育思想,堪称教科书参与公民培育的典范之作.     

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科学启蒙

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学迅速进入中国,科学出版物纷纷出现,但科学的传播却非常缓慢,这一现象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被终结。新式学堂的大量出现,导致新式的科学教科书海量增长。当承载着科学新思想新学说的教科书被广泛传阅后,其巨大的启蒙影响力终于迸发出来。清末民初教科书的科学启蒙大致经历了首倡期、鼎盛期和稳定期三个阶段。早期教科书促进了中国学术由四部之学到分科之学的转型,推动了中国科学由格致到科学的转变,加强了学术术语的规范和统一,推进了科学方法的确立,引介了科学常识和现代文明。     

日本现代国语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与回顾

本文从教科书制度的确立入手,回顾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语教科书发展的主要历程,重点是20世纪上半叶的国家审定教科书制度,以及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新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清末民初浙北外语教育的开创及其社会影响

清未民初,浙北地区湖州、嘉兴两市的外语教育,在中小学及社会各界中开创并逐步发展。它对于新式人才的培养、中外教育交流的扩大、西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浙北地区的近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清末民初历史语境中的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属于西方政治学的范畴,它传入近代中国时所遭遇的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语境,后者既为国家主义的移植提供了土壤,也使之产生了某种理论上的变异。在清末民初民族救亡的历史语境中,国家主义被视作一种由民族危机所激发出来的抵抗性机制,其"合群"的功能被放大。在革命与立宪的历史语境中,国家主义是一种主张国内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思想方案。中、西国家主义这种相即而又相离的历史现象,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近代中、西思想文化交汇的复杂形态。     

论清末民初的救贫思想与实践

清末民初,贫民的生计问题直接诱发了新的救贫思想的产生,而贫民产生的多重因素,也就决定了救贫方式多样化。救贫思想不仅在近代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就是在现阶段,都不无借鉴之处。     

清末民初国族建构的困境

清末民初是国族建构的重要时期。中国国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形成过程一开始就受到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起点的近代国际体系的深刻影响,陷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设置的困境之中,同时受到国内的种种因素的干扰,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共同导致了国族建构的困境。面对来自国际体系的挑战,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势力也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     

清末民初三陇书院改制考

清末民初,三陇书院也被纳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潮流当中,其改制史是这一地区教育史上重要的一个环节.笔者通过较翔实的地方文献资料,梳理出三陇书院改制时的概况及其相关历史以供有志于这方面的研究者参考.     

清末民初国文教育与"龙学"发展新论

学界通常将1917年刘师培、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视作“龙学”确立的起点,其实自1904年《奏定大学章程》颁布后,“龙学”就开始兴起,但这尚未引起学界重视。作为学制改革主导者的张之洞将刘勰的辨体意识、文学宗经等思想注入大学章程,使其成为具有官方约束性的国文教育规范。在国文教育的具体实践中,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通过诠释《文心雕龙》,申论“广义文学观”“韵文学”“情辞说”等主张,提出不同的文学学科建设方向,进一步推动了“龙学”阐释的多样性。可以说,清末民初“龙学”的演进,始终与国文教育观念的发展相互激荡。     

晚清民初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演变——从《从浮生六记》到《沉论》

中国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中国传统文学自觉地发展,又受到近代翻译小说的影响.<浮生六记>、<断鸿零雁记>以及<沉沦>三部带有自叙传性质的作品反映了中国小说叙事角度从传统单一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向现代第一人称叙事转变的轨迹.     

晚清民初的印刷技术与文化生产

通过对雕版、石印、铅印三者的不同印刷技术原理、特点的呈现及其在晚清民初的运用状况的描述,历史地展现了以印刷出版为核心的文化再生产怎样得以展开,又何以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状况产生改变历史的“物质“力量,推进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生和发展。     

清末民初的新音乐教育研究——以“学堂乐歌”教育为例

学堂乐歌是近代中国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兴起的一种新音乐形式。以此开展的音乐教育．成为中国近代新音乐教育标志的学堂乐歌教育。在效仿西方音乐文化的实践中,它开创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发展的新局面。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相比。以学堂乐歌教育为代表的新音乐教育在音乐创作手法与乐器使用、教学机构与科目西化、专业音乐教育家培养等“硬件方面”的发展更具时代性。对清末民初新音乐教育形式——学堂乐歌教育在产生与“硬件方面”创新之处的研究,影射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在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作用等“软件方面”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