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

《春秋》为六经之一,解释《春秋》的有《公羊传》《糓梁传》《左氏传》等,各派学者公认《春秋》有"大义"存于其间。笔者汇总前人意见,归纳为四条:一是天下公平原则,主要表现在国家官吏要选用贤能,人们之间要讲究信用,相互和睦;二是以天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诸侯必须尊重天子;三是诸侯国之间要以仁爱之道相处,反对相互欺诈和侵伐;四是在文化认同上,站在自身所处的华夏文明的立场上,以之为内,以四裔文明为外,先内而后外。     

简析胡安国著录《春秋传》的原因

胡安国是两宋之际著名的经学家,以《春秋》学闻名.文章力求从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以及胡安国的个人修养方面探讨胡安国著录《春秋传》的原因.     

《春秋》三传

【作者】《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部编年体史书的合称,均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相传三部书的作者分别为左丘明、羊高、毂梁傲。     

贾谊《新书》引《春秋》述略

通过贾谊对《左传》的引用可以看出贾谊在西汉《左传》学史中的重要性,证明前人关于贾谊传《左传》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同时,由贾谊的《春秋》观和他对《春秋》之元的认识上,可以看出他对《公羊传》的熟悉程度。证明了在西汉初年,《春秋》三传之间并没有森严的壁垒。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左传》叙事艺术简论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传《春秋》侧重点各有不同,宋朱熹《朱子语类》中说：“《左传》是史家,《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宋叶梦得《春秋传序》也说：“《左传》传事不传经,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公羊》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既是历史著作,必定重在记述历史事实,讲究叙述历史事件和描写历史人物的方式方法。     

《胡氏春秋传》“元”思想阐微

《胡氏春秋传》是南宋学者胡安国用义理进行注释和解说的名著,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如注《春秋》"元年"就舍传求经、借经抒理,把"元"解释为"始"、为"大";后又完全以已意地把"元"解释为"一"和为"仁",来阐发自我的理学思想,把《春秋》学纳入了理学的范围。     

《春秋》大复仇与汉代复仇作品

汉代复仇之风盛行,最为直接而重要的原因在于主张“大复仇”的春秋学占据了国家政治思想和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春秋》大复仇学说的最终形成主要得力于公羊学的鼓吹。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形形色色的复仇故事,将自己深刻而独特的大复仇意识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越绝书》、《吴越春秋》及《燕丹子》三书也是著名的大复仇作品。     

关公崇拜与《春秋》大义

千余年来,关公形象一直与《左传》和《春秋》有密切关系。《三国志》记载历史上的名将关羽“好《左氏传》”,但是元代以后,在各种文艺作品及传说故事中关公却与《春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春秋》和《左传》是两部有联系却也有很大差异的儒家经典,《左传》侧重记载历史,《春秋》却侧重于阐发儒家的政治理念。元代以后的文人学者把关公和《春秋》联系在一起,主要也是为了借助关公崇拜传达儒家的“大一统”“讨贼”“君臣之义”等政治理念。     

程颐《春秋》诠释方法与思想探析

程颐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借助对传统儒家经学的解释来建构新的儒学体系———理学,这对后来的经学解释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他对于《春秋》的解释,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程颐对于《春秋》的解释,具有自己的特色,如会通三传、义理解经、以四书说解《春秋》、注重"春秋笔法"、以理学解读等,这些都为后来理学家解释《春秋》,即理学化《春秋》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典范。可以说,程颐《春秋》学在宋代经学解释学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试释《春秋公羊传》的“四讳理论”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其重在挖掘<春秋>的微言大义,它在儒学中,属于偏重于外王的政治学说.在对<春秋>的注解中,它宣扬儒家思想,强调以尊王为核心的大一统.严君臣上下之分,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提供了思想武器,并总结出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中国讳"的"四讳理论".     

《春秋公羊传》训诂方法浅探

传统训诂学以解释词义为首任，训诂方法多种多样，《春秋公羊传》正文训诂主要采用了据境索义和因声求义两种方法。据此认为，传统训诂学在先秦已经萌芽，在《春秋公羊传》时期已经基本成熟。穷尽性地整理与研究古籍中的训诂资料对于新时期训诂学的建设必将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叶梦得《春秋》类著述考论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颇有影响的政治和文化名人，一生著述丰富。其中《春秋》类著述有5种，90卷。现尚存3种，58卷，即《春秋传》、《春秋考》、《春秋谳》。除《春秋传》保存完好外，其余两书均是由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此三部《春秋》著作自成系统，阐释体式新颖，内容宏富精深，颇有学术价值。     

从《烛之武退秦师》看孔子的思想特点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一般认为,《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为解说孔子的《春秋》而作,它们合称“春秋三传”。《左传》以记事为纲,以时间先后为序,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各国内政外交等大小事实。《春秋》和《左传》原本各自成书,到晋代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把两书合在一起。尽管《左传》在描写和评论中带有左丘明自己的褒贬和爱憎,但正如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所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两人在评判事理上有着相似的标准。因此,《左传》中对人物、事件的评判必然体现孔子儒家思想的特点,《烛之武退秦师》就是鲜明一例。     

荀子与《春秋穀梁传》

荀子是《春秋穀梁传》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荀子学习和教授《春秋左氏传》当在与赵孝成王议兵于赵之前。荀子一生思想的发展是有脉络可循的,他早年学习儒家的传统思想,偏重于古代礼乐制度;中年居于稷下学宫开始创立新说,主张法后王;晚年见秦政之暴,弟子李斯相秦,荀子为之不食,荀子思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荀子一生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学习和教授《春秋》三传的先后顺序有利于认识《春秋》三传思想的差异。荀卿适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因家于兰陵,在“亲亲上恩”的文化大环境之下传授《春秋穀梁传》,使《春秋穀梁传》“亲亲上恩”的文化因素得到进一步加强。     

《左传》的文本特征——与《公羊传》《谷梁传》比较

《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尽管都是解释《春秋》的作品,但《左传》解释的方式与后两者是大不相同的:《左传》解经重视历史事件的详细交代,补充了很多"无经之传",而且叙事艺术高超,从而最终形成了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独特文本特征。     

《春秋公羊传》的语法思想

《春秋公羊传》以独特的语言形式来分析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其分析客观上体现出了丰富的语法思想。就分析方法而言,不仅有替换分析,而且有对比分析;就分析角度而言,有语义层面上的分析,也有语用层面上的分析,更有句法层面上的分析。     

王闿运春秋学的整体思维意向

“经”史”之别是王闿运《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并形成了他治《春秋》的整体思维意向。他认定《春秋》及《公羊传》、《榖梁传》是“经”不是“史”,在“义”不在“事”,而《左传》为记事之书。在此前提下,王阎运展开了对《春秋》学的研究,沿袭公羊家之“义例”解经风格,阐释经典之微言大义,以达通经致用之目的。     

论《春秋纬》对《春秋繁露》受命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对于《春秋》之义多有发挥,最显著的便是将其导向谶纬。受《春秋繁露》影响极深的《春秋纬》,于其中的受命改制思想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其继承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以《春秋》为改制思想的发起点,皆为先言受命,后言改制;其变化则主要体现在以灾异为天命之征象、多言圣人受命、将三统说与新五德终始学说杂糅等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