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话语与权威话语整合与分离下的赵树理

综观以往对赵树理的研究、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带着各自时代所具有的社会功利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偏离。赵树理在其个人话语与权威话语整合与分离之中,始终探索和实践着文学为民的道路,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和作品,绝非有意迎合权威话语,更没有被权威话语所异化。     

“大时代”的个人话语——论解放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解放后的赵树理依然坚守“问题小说”的创作理念,关注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种不合时宜的问题意识自然被“大时代”冷落与抛弃,并使赵树理成为“大时代”的旁观者,也使其创作心态失衡,不时流露出偏激、消极甚至虚无的态度。其主要原因在于赵树理总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衡量政治的正确性与否,千方百计地维护农民利益;此外,解放后的赵树理在叙述策略、叙述视角以及叙述话语等诸多方面始终沉浸于个人的小天地里,其小说在话语形态、人物形象、美学观念等方面自成一格与“大时代”相去甚远。     

论赵树理与五四反封建文学的关系

在以往的赵树理研究中,有的学者由于过分看重赵树理的"农民作家"身份,过分强调赵树理对"五四"文学的反思,忽略了赵树理创作在反封建精神上与"五四"文学的联系.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论述赵树理创作中表现出自觉的反封建意识:赵树理在小说中涉及了反对封建思想的诸多领域;他将"五四"新文学的本质特点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在反封建的重大背景上表现农民的生活;分析赵树理在观察视角、作品的基调、思考方式上,与"五四"作家的差异.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赵树理与现代“元话语”

本文把1930年代以来的中国左翼文学命名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为其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标准为首要。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存在两种“元话语”,启蒙“元话语”和不断革命“元话语”,后者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核心。赵树理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的地位是特殊的,他的乡村关怀不会随着“元话语”的变化发生改变,从启蒙到不断革命,赵树理文学一直以乡村伦理和农民利益为中心,为当代文学树立了一个“主体性”意义的标准。作家不应该屈服于某种权力话语,今天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应该吸收各种“元话语”的优秀部分形成赵树理式的东方化叙事。     

论教师的个人权威

权威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合法权力，其本质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有权威才有影响力，在教育活动中，树立适度的教师权威是开展学校教育活动的必要前提。教师的个人权威由教师知识水平、施教能力、人格力量三要素共同组成，其中知识权威是基础，能力权威是支柱，人格权威是后盾。教师职业要确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切实加强师德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的自我意识，从而培养和提高教师的个人权威。     

赵树理文学时代的反思－－在厦门大学林兴宅主持的研究班上的报告

赵树理的创作是一种文学创作的政治文化机制。它由三部分构成：形式的大众化、通俗化；情节的“胜利故事”模式；歌颂基调。赵树理创作模式是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拒绝。     

“五四”主流话语的疏离与民间范示理性叙述——对赵树理创作的再认识

本通过赵树理与五四新学的关系研究，梳理作家对五四启蒙主题的传承，探讨赵树理选择疏离“五四”主流意识话语走向民间的可能性，以及在政治与民间的双重视野中，实现民族化、大众化的独特学价值。     

叙述者话语权威的衰落：从权威化到不可靠的叙述者

同一个故事可以由不同的叙述者来叙述,而由谁来叙述、如何叙述正是叙述者的话语权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叙述者也是话语争夺的场域。从非人格化的叙述者到人格化的叙述者再到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转变过程,说明叙述者的话语权威在文学史演变过程中逐渐衰落。     

历史题材创作繁荣局面下所掩盖的个人话语与主流话语的紧张关系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当代文学史上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局面,以"双百"方针提出为标志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为历史题材创作的繁荣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在这个领域,国家意志(主流话语)、知识分子(个人话语)与民间话语都有所表现,但国家意志处于统治地位,而个人话语所彰显的一种真实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虽然是文字应该表现的却是时代共名企图刻意抹杀的.其作品虽也被时代认可,但作家的个性因素不能不与"共名"构成紧张关系.     

浅析赵树理早期小说的男权意识

赵树理在一个历史转折期，站在反封建的立场上，以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和对妇女处境的深切同情，写出了一批以农村家庭关系和妇女解放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却渗透着强烈的男权意识。     

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的消长——论曹禺的创作道路

曹禺的创作起点很高,逐渐下滑,由一代天才变为平凡的剧作家,这是学术界的共识。其变化原因是什么?从曹禺剧作的内在因素———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的消长进行探索,应可提供一种合理的解答。     

个人叙事与女性话语权威的建立

个人叙事方式在中国女性文学发展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为女性自我话语权威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女性文学从五四时期开始，其个人叙事文本经历了从简单明了的日记体到复杂多姿的“私人”自传体的流变，这一进程中反映出女性文学对自我话语权威逐步建构的历史行程。     

新课改环境下教师权威的重新审视

新时期,当教师试着走向新角色时,曾经的角色在他们身上留下深深的痕迹,高高在上,以能管住学生为荣耀。知识和阅历上的差异,更是不能和学生平等交流,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在这些权威下受到全面抵触。教师与学生犹如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永远以捆绑在一起的形象出现在人们视域中,在学校这一纯净的舞台上上演着斗智斗勇的大戏。教师试图从各方面树立自身权威,维护师道尊严,而学生则千     

新闻报道中国家话语与个人话语之间的关系——从民生新闻说起

在新闻报道中,如何在保障个人话语相对独立的同时,并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权利、诉求去衡量国家话语的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取决于国家话语满足社会各群体利益需求的程度。本篇论文通过对现阶段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梳理,界定了话语权、个人话语的含义以及国家话语的含义,又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总结出个人话语与国家话语的关联性。最终又对国家话语应发挥主导作用进行了论述。整篇文章为以后新闻报道中话语权的使用提供衡量的标准。     

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对解放区小说的一种解读

诞生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解放区小说,在隐退个体和张扬集体中明显体现出对集体话语的皈依意识,但在弥漫着强烈意识形态性的解放区小说的显性外衣下,却有一股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在文本的深处流淌。其主要体现在创作者在文本中所表现出的对集体话语的一定程度的偏离及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正是这种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表现出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立思考,并由此赋予文本以特殊的魅力。     

喧嚣与沉寂－－赵树理的“命运”管窥

从时代背景、评价介入、创作心态以及读者群的转换四个方面分析了赵树理作品及其研究从喧嚣走向沉寂的原因。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提出,体现了对受教育者主观认同与自觉服从的关注,这一概念成为现代社会衡量教育效果的关键要素,意味着话语作为中介的影响作用日益彰显。辨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并诠释其生成机制,直面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合法性困境、价值性困境、叙事性困境与功能性困境,需要于宏观维度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中观层面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微观角度调适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以尝试超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困境。     

“为了农民”与“拒绝农民”——家世观照下赵树理创作之得失

家世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常见议题,在现代文学中亦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赵树理研究可为一例。伴随着家道中落,坠入穷人堆里的作家目力所及皆是苦难,强烈的共情使赵树理将“为了农民”视作一直以来的信仰。“农民本位”的心理态势投射到话语实践,赵树理在创作中有意维护农村家庭完整,理解农民对未来的展望很近,重视穷人的人格尊严。然而信仰一旦走向极端就会演变成一种精神负担,“有意识地保持农民意识”使赵树理遇到自己小说创作的瓶颈,过分倚重民间资源造成了文学叙事的枯索呆板。加之作家亲眼目睹诸多亲友因失去土地断绝生路,故深陷于农民与土地的胶着关系中无法自拔,所以在创作中出现拒绝农村青年向外发展,以至于希望其世代匍匐在土地上的偏执情绪。赵树理的家世一方面催生“为了农民”的信仰,一方面呈现“拒绝农民”的悖论。     

论赵树理的编辑实践与角色意识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同时也是20世纪著名的编辑出版家。梳理赵树理的编辑生涯,可以看出其在编辑期刊报纸时明确的角色意识,注重与受众群体互动,有强烈的责任感与宣传意识,并将编辑报刊杂志与培养文学人才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