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水浒》主题研究述略

文章对20世纪前半段关于《水浒传》主题的诠释作了爬梳,企图从中找寻脉络,给后来研究者们以启发.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倡导新小说,反对旧小说,利用西方思想启迪民智,而黄人,定一等人又全面肯定古典小说,以古人之作宣传西方思想,这一时期,《水浒传》是他们手中有力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文化界,旨在从思想上发起一次革新运动,思想核心是人的觉醒,本质内核是“个人主义”.从主题思想看,政治介入阐释小说是主流;“九一八”事变后,《水浒传》作为一部抵抗异域侵略的爱国主义小说,被爱国主义作家改编或新编为诸多文艺作品.总体来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半个多世纪里关涉《水浒传》研究,都较以往更为深入、全面,诠释更为透彻,思路也具有代表性,但这一时期《水浒传》研究,较多受到政治思潮、阶级观念影响,导致对其诠释不无偏颇.     

20世纪前半期上海公共卫生治理中的民间组织作为

20世纪前半期上海一批倡导公共卫生的民间组织在公共卫生宣传和时疫救治中发挥了相当作用。不仅推动了政府卫生管理的改良,激发了市民的公共意识和参与意识,增进了都市的健康,而且民间组织的自愿性、主动性发挥出政府强制政策所难以企及的优势。但其存在的经费不足和组织不稳定等缺陷限制了功能的进一步发挥。     

《红楼梦》对20世纪中国小说创作影响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至“五四”时代开始门庭冷落,不过在此格局中,就《红楼梦》这部旷世奇书而言,却是一个例外。对于20世纪中国小说家来说,“《红楼梦》情结”已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进行创作时普遍摆脱不掉的“梦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楼梦》对诞生于其后的20世纪中国小说具有原型和范式的意义。     

20世纪前半叶师范生服务期制度之研究

师范生服务期制度一直是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存在有力地保证了师范教育效果的达成。2007年5月9日颁布实施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中,再次把师范生服务期制度推至大众视野,它将与其他制度一道,共同保证免费师范教育目的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对师范生服务期的发展历程做一梳理。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20世纪前半叶师范生服务期制度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进行探讨,并分析此间师范生服务期制度实施中的得失,旨在为当前实施的师范生服务期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20世纪前半叶我国师范教育服务期制度之历史考察

师范教育服务期制度是师范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师范教育效果顺利达成的保障制度。我国师范教育服务期制度经历了清末建立到民国时期的不断完善两个发展阶段,其实施效果也各不相同。纵观20世纪前半叶我国师范教育服务期制度,可以发现:师范教育服务期制度自清末制定始,呈不断严苛之势;师范教育服务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为基础教育服务;由于制度的缺陷和执行中弹性过大,师范生服务期制度无法达到应有效果。     

我国师范教育的历史省思——20世纪前半叶中国师范教育发展研究

中国师范教育在其110年的发展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110年来师范教育发展的教训有:未能形成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理论,导致师范教育行而不远;速成师范过多,影响师范教育长远发展;对基础教育研究过少,导致毕业生无法适应教学;管理制度弹性过大,导致制度形同虚设。     

阐释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霍克斯版《红楼梦》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译者主体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翻译理论往往忽略了译者这一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本文借助乔治.斯坦纳提出的翻译活动中＂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步骤,在分析霍克斯版的英译本《红楼梦》的基础上,关注和考察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译者主体性在文化翻译中的研究——以《红楼梦》两个译本为例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由于诸种原因,其文化地位在中国多元文化系统中却一度被边缘化。其实,在文化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文章以《红楼梦》两种译本为例,探究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如何进行文化改写,论证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意识形态、政治动机以及语言文化等因素影响,创造性地将原作以源语转化成目的语。译者即如架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桥梁。     

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

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流派特征逐渐明朗且形成合力,不仅在《山海经》的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而且在《山海经》科学价值、《山海经》经文破译等新论题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     

论译者主体性在《红楼梦》译作中的体现

从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入手,指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所体现的三个方面。即译者的主导作用,译者的主体意识,社会环境对译者的影响。通过对比评论《红楼梦》两个译本中一些句子的译法进一步展示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初探《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作者问题

《红楼梦》前八十回为何不避曹雪芹家族之讳？乾隆二十二年秋曹雪芹开始著书。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的客观作用--肯定曹雪芹原创了《红楼梦》,否定曹雪芹是《石头记》的作者。脂砚圈子读到的是《石头记》系统的本子,永忠圈子读到的是《红楼梦》系统的本子,“两个圈子”绝缘,这是红学史上令人困惑的不解之谜。应该重新探讨曹雪芹的著作权。曹雪芹仅原创了明义所见的《红楼梦》,脂砚斋组织了《石头记》的创作。     

从委婉语翻译看译者的风格——以杨宪益英译《红楼梦》为例

委婉语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本文通过探讨委婉语翻译与译者风格这二者的关系,进而导出死亡、丧事和疾病等这三类委婉语中所透视出的以直译为主的译者风格。     

论20世纪的《文选序》研究

20世纪的“文选学”研究曾经出现过三次关于《文选序》的讨论。这三次研讨,使“选学”界对萧统的文学思想,《文选》的选录标准、《文选》与《文心雕龙》、《诗品》、《宋书·谢灵运传论》的关系诸问题均大大深入。回眸这一历史,可使学界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20世纪的“选学”研究作一颇有意义的回顾与总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特色

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处。这主要表现为:反拨《诗经》的经学性质,确立起文学本位原则,并展开对《诗经》的文学和史料价值的探究;研究局面新旧杂陈,以新为主;研究视野大气开阔;研究态势急剧变动;研究方法自觉、创新;学术思维存在绝对片面的偏颇。     

20世纪红学大事编年记略

凡例 一、入选材料限于20世纪(1900年-1999年)。 二、所谓“大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之一:(一)具有开拓性意义,(二)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入选材料可分为版本、论著、问题论争、新资料、刊物与会议及其他六类。 四、对每条材料只简要叙述事实,不作评论。 五、按年份编排,同一年中的材料有确切月份的按月份排序,不能确定月份的按以上第三条六类材料的次序排序。     

论吴天的话剧成就——从《家》到《红楼梦》

吴天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孤岛与沦陷时期著名的导演与剧作家,他改编的《家》曾经是孤岛时期最卖座的话剧之一,也是其代表作。尽管后来湮没无闻,但在当时却得到了十万观众的追捧。后来改编的《红楼梦》也是40年代《红楼梦》话剧黄金期的成果之一。本文以吴天改编的中国小说史上的名著《红楼梦》及《家》为中心,并联系吴天的生平、经历、其他创作等,探讨吴天的话剧成就与创作心态,借此透视上世纪40年代那个充满苦闷、彷徨、灾难的年代里,人们的精神风貌与生活,并希望以此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很多剧作家在今天已经默默无闻,但他们曾经的辉煌点燃了一代人心灵中不灭之光,用仅有的温暖帮助人们度过那些寒冷的冬天。我们不应忘却。     

从《红楼梦》诗词翻译看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译者主体性的存在直接影响着翻译过程,也影响着翻译结果。以杨宪益夫妇和David Hawkes翻译的《红楼梦》中的诗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译者在接受原作过程中和在审美再创造过程中的主体性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本族语译者更能准确把握原作思想,而外族语译者在审美再创造过程中更易发挥译者主体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群体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近代科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第一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科学家群体.本文对该时期科学家群体的一些基本问题——年龄结构、学科分布、区域分布以及留学经历、精神特质等--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它在多个层面上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