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研发投入、ESG表现与市场价值——企业数字化水平的调节效应

研发活动是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随着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责任和数字经济的重视度提升，ESG和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愈加凸显。基于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企业研发投入、企业ESG表现与企业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机理，以及数字化水平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有助于提升其市场价值；而ESG表现在企业研发投入对其市场价值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在研发投入对ESG表现的提升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此外，通过Sobel检验、替换变量法以及时间滞后法等方式对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验证。根据结果，企业应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ESG表现，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基于“双碳”目标的现实背景,以2015—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ESG责任履行具有明显的赋能效应,能显著提升企业的ESG表现,并且在国有控股企业和管理层持股比例较少的企业中提升效应更加显著。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扩大分析师关注进而提升企业ESG表现。进一步地,通过替换指标、Sobel和Bootstrap检验、改变模型以及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研究结论不仅为驱动企业积极履行ESG责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而且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碳绩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利用数字化优势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已成为“双碳”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号理论出发,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碳绩效,并探讨了绿色创新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和公众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碳绩效,并通过绿色创新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水平。同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与公众环境关注度均能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碳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高新技术企业和高市场竞争程度的情境下更为明显,但产权性质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结论厘清了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进而提升碳绩效的驱动机制,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以资源型企业为例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顺应市场的必然举措。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资源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探究了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起中介作用;对于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以上研究为政府制定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的相关支持政策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企业战略激进度、数字化转型与ESG表现——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企业战略激进度对ESG表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企业战略激进度显著促进了ESG表现,并且随着企业ESG表现的提高,企业战略激进度对其影响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趋势;(2)数字化转型在企业战略激进度与ESG表现的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相对成长阶段和衰退阶段,企业战略激进度仅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对ESG表现存在积极影响;(4)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在成长阶段融资约束的挤出效应以及衰退阶段盈余管理的替代效应,是导致成长阶段和衰退阶段中战略激进度对ESG表现贡献力有限的原因。     

近朱者赤: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否影响企业ESG表现？

绿色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最亮的底色。以“双碳”目标为背景,基于企业与客户的二元供应链关系,实证检验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对企业ESG表现的分维度研究表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和S维度的表现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企业G维度表现的提升作用不显著。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通过倒逼效应提升企业ESG表现。短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末端治理”;长期内,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倒逼企业“前端预防”。当企业位于低碳试点城市、处于高碳排放行业时,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企业ESG表现提升并不能直接增加企业价值,但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能够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投资水平和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而推动企业ESG表现显著增加企业价值,而且长期更有效。基于被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客户这一新研究视角,揭示了低碳减排与ESG实践的激励相容机制,不仅为深入理解我国碳试点的微观作用效果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对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政治关联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在低碳经济时代,推动绿色创新的研究和发展是缓解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12-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我国低碳经济背景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政治关联和环境规制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我国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U影响;政治关联、环境规制均会削弱该U型影响,且随着强度的升高,削弱效果愈加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企业绿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较少有研究将环境不确定性与之纳入同一框架,为此作出探索,从宏、微观视角总结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包括经济政策、行业环境和投资者、供应商不可预测行为以及资本市场中的业绩异常波动等一系列因素,以沪深A股2016—2020年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托宾（Tobit）回归方法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探索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持续攀升会通过降低管理层信心与提高融资约束等削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积极性,由此显著降低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但此消极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中并不显著;数字化转型能抵御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绿色创新带来的消极影响,有助于企业提高绿色创新能力,尤其在民营企业和数字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调节作用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将绿色创新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而政府也应提高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以及服务深度、完善数字金融监督体系,激励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用杜邦分析方法解数字化转型“黑匣子”——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财务报表的实证研究

以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杜邦分析方法,从财务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提升资产周转率降低财务杠杆,但销售利润率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的应用能促进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并不能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大型和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抑制了小型和外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而对中型和国有企业的能力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的上升是数字化转型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公众环境关注、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

“双碳”目标下,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正式的环境规制迫使企业被动实施绿色行为,而非正式的监督机制如公众环境关注更能够激发企业的内在创新动力。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利用熵值法从企业财务、社会责任、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4个维度构建企业绩效综合评价体系,实证检验公众环境关注对重污染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市场竞争性在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在负债水平较低的企业,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能够为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环境治理、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吗？ ——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经验分析

试图回答数字金融如何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的问题.运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数字金融影响工业经济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作用机制等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同时无论是数字金融的综合指数层面还是覆盖率指数、使用深度指数以及数字化程度指数层面,对工业经济绿色转型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主要通过提高工业绿色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提高工业企业经营绩效等途径机制予以实现;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一方面通过提高工业企业融资效率进而提高其绿色技术研发能力和水平,从而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工业企业创新创业水平进而提高其经营绩效水平,从而促进工业经济绿色转型.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努力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面积、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支持工业行业创新创业发展,以及加强数字金融与新金融业态协同配合、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等对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绿色信贷在引导企业绿色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方面的作用,已成为一项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14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该项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以上结论在进行控制配对偏差、更换代理变量、剔除干扰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由信贷规模缩减和信贷成本提高所引致的信贷约束加剧是其中的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绿色信贷政策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样本以及绿色发明专利层面较为显著。区别已有文献,本文从企业绿色创新的视角揭示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果,不仅有助于理解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参与绿色创新的具体动机,而且为后续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进以及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相应启示。     

数字赋能对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2011-2021年全国30个省市的实证分析

数字赋能对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数字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机理,评价数字赋能水平与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效果,进一步探讨数字赋能对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赋能对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呈现倒“U”形曲线关系;我国数字赋能水平较高的省份,往往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效果也较好;数字人才有利于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能够为产业转型创造价值;不同省份之间数字赋能水平和传统能源产业低碳转型存在较大差异,与各省份的地理位置、资源分布情况、政府政策等存在着很大关系。     

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企业特征与环境信息披露的联合调节效应

基于制度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用我国典型重污染行业中159家上市公司数据,分析重污染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探讨企业客观特征--规模和所有制形式对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企业客观特征、主观战略--环境信息披露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重污染企业往往选择牺牲环境绩效来提高财务绩效;企业规模越大,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负向影响越小,而企业所有制形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另外,企业客观特征对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积极的环境信息披露。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必然选择。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在数字化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绿色供应链管理研究综述

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低碳技术正在兴起,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提高竞争优势,争取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供应链中核心企业已经开始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本文旨在对绿色供应链管理的不同方向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并探讨新的研究方法。     

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重污染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环境规制政策是中国重污染行业经济转型升级,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升环境绩效的有效手段,但是环境规制政策如何影响中国重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行业动态差异,都尚待深入研究。因此,文章基于2004—2015年中国38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遵循2008年中国生态环境部颁布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将工业行业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使用连续性DID方法和S-GMM方法,估计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影响机理和动态影响。研究显示：首先,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并不能显著的促进重污染行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可是研发投入的增加和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明显促进了重污染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改善。第二,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市场准入和投资比例等限制,可是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在一定程度推动中国工业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第三,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工业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但是,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结构占比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有关部门应该稳步有序推进重污染行业能源消费结构改革,提升我国传统重污染行业能源消费的效率,加快工业行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异质环境政策、高管风险偏好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已经成为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多措并举的异质环境政策能否真正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高管风险偏好又扮演何种角色？本文围绕环境政策与高管特征两个维度,以2013—2018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Stata15.1实证检验了激励型与惩罚型两种环境政策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异同,以及高管风险偏好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激励型环境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惩罚型环境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U型关系;高管风险偏好能够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且正向调节环境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异质环境政策的合理匹配与有序投放,再加高管冒险精神的适度提高,是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有益之举。     

数字化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

伴随数字中国建设进程的加快，数字化能否有效促进传统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突破资源环境双重约束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基于技术整合能力视角，以2016-2019年中国沪深A股资源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素养、数字经济和数字应用五个分项指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与内在机理。通过运用变异系数法和Stata15.1软件，研究发现：地区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数字基础、数字投入、数字经济和数字应用等四个分项指标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型”影响；技术整合能力正向调节地区数字化综合水平及其五个分项指标对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加快提升地区数字化水平和增强企业技术整合能力，对促进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