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工智能对法官勤勉义务的延展

人工智能在司法中的运用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但并没有减轻法官的勤勉义务,工作量的减轻与勤勉义务的减轻并非等同。法官勤勉义务深层内涵要求法官亲历审判,不被信息壁垒、信息舆论所限制,并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通过个案促进社会公正的实现,进而做出具有引领性和超越性的裁判。但是,人工智能在司法中的运用却存在削弱亲历性、削弱裁判的引领性和超越性的倾向。在克服这种倾向的过程中,法官勤勉义务获得了延展,要求法官加强裁判的勇气,增加裁判的敏锐度,从而及时地实现公正。     

司法裁判与情感

司法裁判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法官,依法定程序对诉讼案件进行审理后,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结论性判定的活动。司法裁判受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影响,与此同时情感因素也是法官在断案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法官需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些因素,只有这样法官才能做出具有说服力的并且值得信赖的司法裁判。     

法官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影响及限度

刑事司法行为是法官依照法定审判程序行使司法审判权的活动,这一过程体现了法官对刑事案件进行道德价值判断和道德基本观念的选择,因此,道德为法官公正裁判提供了价值标准,是实现刑事司法行为公平正义的基础,也有利于刑事司法判决更符合人性要求。但是法治社会下法官不能以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应当注重把握刑事司法中道德影响的合理限度。     

司法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应用限度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在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司法裁判领域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巨大压力，因此对于人工智能存在着效率和公平方面的迫切需求。但是，相较于人类法官而言，人工智能存在着算法歧视和算法黑箱、架空庭审、法律推理机械僵化、隔绝价值判断、威胁法官主体性尊严等潜在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分别是：适度公开算法并允许司法人员参与设计过程、限定人工智能辅助审判技术的应用范围、限制人工智能的审理内容、明确人工智能的司法责任。我们必须要明白，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领域只能居于辅助地位，法官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探索更加和谐的人机协同合作模式，使人工智能技术的有利影响得到最大化发挥。     

通过法律推理推进司法改革

现代司法理念要求审判活动尊重并遵循司法的内在规律,以司法的本来逻辑指导并建构审判活动.法律推理是法官审理案件得出裁判结果的基本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保证裁判结果具有正当性的重要手段,法律推理的过程就是对裁判结果正当性的论证过程.法律推理作为一种理性思维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司法的目的和方法,澄清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思维误区,推进司法改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问题与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释法说理,在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同时,有助于树立正确价值导向.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在实践运行中出现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部分法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机械化解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虚置"于裁判文书、滥用核心价值观造成"规则逃逸".这些问题使司法裁判陷入不能彰显公信力的困境中,要解决...     

滑坡论及其在法律推理中的应用

滑坡论主张抵制某种行为或决定，因为支持这种行为或决定将导致今后不得不赞同其他明显应予反对的东西。滑坡论属或然性的推理，其效力受使用场景及人们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在司法裁判活动中，滑坡论能促使法官认真严谨地制作裁判书以防止日后产生不良后果。     

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其规制

知识产权案件中司法审判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指法官为追求期望的司法结果而恣意裁判,导致法律适用上的不确定和忽略个案正义的行为,包括机械地遵循指导性案例、同一法官对同类案件可能不同判决以及裁判过程中的模板化。除知识产权存在无形性、法律状态和保护范围不确定性等独特性之外,交易专用性资产和理论解释的分歧也会推动机会主义司法行为的发生。机会主义司法纵容了机会主义诉讼,损害法律权威性,必须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抑制。可以通过采取建立同类案件判决评价机制、判决公开化、培养法官司法人格、确保司法独立等措施,规制机会主义知识产权司法行为,实现法律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完美融合。     

现代司法理念与裁判文书创新

司法中立、公正平等、透明公开、独立、民主、效率、司法职业化、司法为民等现代司法理念对裁判文书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裁判文书的创新应该继承我国历史上判词优秀的民族传统,大胆吸收国外裁判文书的先进经验,及时反映司法改革的最新成果,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裁判文书真正成为“公正与效率”的载体、沟通法官(法院)与公众的桥梁。     

解构与续造：我国裁判文书的改进路径探略

裁判文书作为法官向诉讼当事人和社会最终递交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材料,是彰显法律公平正义和司法高效权威的有力宣言。但近些年来,裁判文书的质量不高已成为我国许多基层法院工作中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当前我国裁判文书质量不高的主要表现形式,指出了主要成因,并就改进裁判文书质量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     

从判决威权主义到判决理由展示

随着司法判决性质和裁判风格的转变,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司法裁判表现了一个从判决威权主义到判决理由展示的转换.据此,司法裁判体现为一种对话和论证过程,法官需要对其判决理由给予充分展示.从司法的这种现代面相看,"正当性-可接受性"、"合法性-客观性"和"合理性-决疑性"是法官的判决理由展示所应当具有的目标性准则.为促进司法公正,我们应当建立正式的判决理由展示裁判制度.     

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问题

裁判文书是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经过审理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书面决定。作为司法权和审判权运作的结果,裁判文书不仅仅是法官对于当事人诉权的答复,它更是司法公正与公信的载体。随着司法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裁判文书改革也在不断完善。然而在裁判文书公开制度方兴未艾的同时,也显现出一些实际问题,文章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具体措施,以便更好地发挥裁判文书的功能和作用,以裁判文书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公信力。     

论司法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

我国移植和借鉴了西方法律制度,建构起了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并形成了现代的法律思维。但是,我国公众的法律思维没有随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而根本改变,仍然受我国传统法律思维的影响,进而阻碍了现代司法理念和制度在社会中的运用。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在我国现代法律思维与传统法律思维仍然冲突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普通法传统下的法官造法——《司法过程的性质》读后

在面对普通法传统下的各类案件时,法官必须遵循先例,而且会受到“有意识”和“下意识”两种因素的影响,进而作出裁判。但是在面对某些未有先例或者先例尚不堪用的案件时,法官就需要行使立法者的职能——造法．然而法官造法又受到上述因素的制约,尤其是有意识因素中价值因素的制约。     

司法裁判与民意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导致司法裁判与民意冲突的原因主要有社会矛盾多元化与司法最终解决能力不协调、法治建设进程与民众普遍预期之间不统一等.解决冲突应主要从建立民意进入司法裁判的制度通道和技术通道,加强法院、媒体与民意的沟通机制,建立主审法官与舆论的隔离机制等角度人手.     

浅析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在某种意义上,司法过程是对民主和正义的一种考量,立法体现民主,而司法则更多地代表正义。司法活动本应严格依法进行,但法官毕竟不是机器,而且为了裁判的合法又合理,需要赋予法官考虑案件特殊性的权力,也就是自由裁量权。但是,自由裁量权如果规制不当,又会被滥用。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赋予和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对其加以适当的规制,以充分发挥其正面价值。     

智能量刑系统应用的司法难题与改良路径

智能量刑系统的司法适用,不仅推动了我国传统司法结构的转向,而且拓宽了关于“同案同判”裁判算法化的基本路径。对智能量刑算法裁判层层演进的脉络进行了研究,其司法适用难点在于智能量刑的公众认知偏向、经验归纳的不周延属性与个案问题的规律性偏差。顺利过渡智能量刑系统应用的司法适用困境的关键是探索设置进行算法质量的司法听证、衔接算法裁判和法官裁判以及保障算法的区域变通适用的程序,使之与司法数字化改革相适应,由此放大智慧司法的优势效果。     

扩权与限权：判例拘束制度的两个维度——兼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功能定位

我国司法制度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司法独立不够,司法权从总体上缺乏权威;另一方面对法官裁判过程的制约不足,司法公正难以保证。建立判例拘束制度既有助于改善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扩张司法权威,同时,又有助于从裁判的实体结果上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限制司法权力的滥用。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仅具有指导性,而没有拘束力,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当将公报案例定位于有拘束力的判例,以达到既扩权又限权的效果。     

酌定量刑情节理性司法新论

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酌定量刑情节和如何适用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与弊端,存在对酌定量刑情节认定标准不一,量刑随意性大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将相对的报应刑论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司法的理论标准;酌定量刑情节在范围上包括反映社会危害性和反映人身危险性的情节;在适用该情节时,应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官的裁量过程,并充分论证判决理由,加强对法官利用酌定量刑情节自由裁量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法官素质,把好法官队伍的准入关。     

从司法活动的角度谈法律推理的实践

法律推理的独特性正是司法公正的内在保障,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方法论的自治性＂。在法理推理的司法实践中,要正确处理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冲突。法官在寻找裁判大前提的过程中,弄清法律条款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把握成文规范和其内在意义。而在法律规定本身可能相互冲突时,法官则需要用辩论推理来构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