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供给与制度设计：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

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制度供给存在利益相关者缺位、供给主体单一、缺乏内生型自下而上的制度、制度之间缺乏协调等问题。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制度供给方式变革,建立多中心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制度供给方式;健全落实农村职业教育的规范制度、支持制度、激励制度、协调制度、监督制度,是促进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     

中国村民自治研究现状述评

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化与推进,关于它的研究也是百花齐放,独树一帜。总结学界的研究,其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路径,着眼于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与深化;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基础路径,强调对制度适应性的考察,注重制度实施结果的测量与解释。两种路径共同构成了当前村民自治研究的基础。     

“新闻发布制度”与“新闻发言人制度”辨析

随着新闻传播及公众知情权的需要，“新闻发布会”及“新闻发言人”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加，并逐渐制度化。“新闻发布制度”与“新闻发言人制度”作为两种不同的概念，其混淆误用时有发生，辨析两者的异同，能够引导我们在当代新闻传播中的实践，并有助于机关单位制定相应制度规范。     

中国自上而下城市化与自下而上城市化制度安排比较

自上而下城市化和自下而上城市是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导向改革时期出现的两种城市化模式,均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文中立足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视野,分别从制度安排的宪法秩序、制度供给主体和制度安排方式,制度安排的动力机制和调控机制,政府在制度安排中的角度和作用、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方式,资金转移和投入方式等方面分析比较上述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制度特征及其差异。     

当下运河文学“历史书写”的两种路径

当下运河文学的创作中对于历史书写的思考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将运河与故事简单捆绑，重在写故事写人物，而忽略了运河与人物性格、命运等诸多可能性的关联；另一种是将运河作为文本叙述的内生动力，同时汲取丰富的史学滋养，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全新的思考历史的方式，更好地处理了运河与地域、历史人物的关系。     

信任、声誉机制的微观化思考

信任与声誉对于经济主体来说，可以看作是一种制度因素。信任是声誉的核心，声誉是在长期信任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影响到企业家在生产活动中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目标的行为方式。在企业形成与发展的“战略选择”模型中，信任可以从企业的制度因素和内部人际关系两层上影响企业家行为。声誉机制则源于企业家的业绩排名对企业家的激励力量发挥作用，是长期信任产生的结果。本文通过论证信任与声誉机制两者分别从企业家选择行为的事前与事后长期的影响及所产生的对企业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进而给出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信任与声誉机制对企业家行为方式发挥制约作用的几点政策主张。     

马克思利益范畴与鲍德里亚消费范畴的内在关联及差异

利益范畴与消费范畴分别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范畴。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语境下,这两个范畴既有内在的关联又有本质的差异。从两者的关联来说,利益和消费是人类物质生活条件的体现与实现;从利益到消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活动的逻辑进程。从其差异来说,两者的内生逻辑、产生根源、批判内涵有显著的不同。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改革路径选择——一种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

从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视角看,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经历了移植经验、内化和自主生长的过程。其制度变迁及路径选择具有三个特征:制度变迁方式的渐进性;"继承—变革"与"内生—创新"两种变迁模式相结合;高等教育制度在制度变迁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及路径选择,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创新可以提供有意义的经验借鉴。     

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变迁方式简论

法律制度的变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即国家主导型和自然演进型。中国近代的法律制度变迁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变迁模式。采取国家主导型的变迁方式是近代中国法律制度变迁的必由之路。这一变迁方式导致了两个后果：国家悖论和民众对国家制定法的疏离。     

欠发达区域农灌水费制度变迁的一种走向分析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欠发达区域农灌水费制度的变迁应是一种国家正式制度与区域非正式制度相兼容的变迁，也将产生较高的制度绩效。笔根据欠发达区域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处境和我国当前的区域发展政策取向，设计了欠发达区域农灌水费制度变迁应选择的路径和运行模式，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和绩效预测。     

大二学生压力源及应对方式特点

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大学二年级学生压力源及压力应对方式的特点,结果显示,就大学二年级学生而言,排在前三位的压力源分别是自主与独立压力、学习压力、家庭与经济压力;在应对方式上,二年级学生较其他年级学生更多运用消极应对方式。结合以上研究结果,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就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出建议。     

三湾与狮潭溪谷地区客家聚落与宗教空间

台湾苗栗县的三湾乡和狮潭乡,是客家先民艰辛拓殖的狭窄溪谷平原型聚落,被视之为"后山型开发区"。依据文明三层立体结构由下而上的推理顺序,从阐述这一区域的地理基础入手,详细探讨客家先民在此区域的开发性格、开发状况、民间宗教性质及其在聚落的空间形态。     

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转变学生学习方式

传统观念下,小学数学课堂上都是教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学生的主动性不强。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实施以及学生课堂主体地位的日益突出,小学数学教师开始尝试改变教学策略,促使学生学习方式发生改变。学生一旦养成主动学习数学知识的良好习惯,他们学习数学的兴趣和效率也会随之升高。本文将详细阐述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转变学生学习方式的策略。     

论现代教育改革的社会认识逻辑

现代教育改革的社会认识逻辑是指教育改革的社会认识机理及其方法论,主要包括教育改革的社会认识路线、社会决策模式和社会行动策略。现代教育改革的已有社会认识路线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而上下结合的认识路线是未来教育改革认识路线的逻辑发展;现代教育改革的社会决策模式主要有草根式与精英式两种基本模式,未来教育改革决策的发展方向是从利益分割走向利益多赢;现代教育改革的社会行动策略包含微观与宏观两个基本维度,在实现微观的静悄悄的教室革命和宏观的轰轰烈烈的行动建构过程中,必将走向个人行动与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因此,遵循现代教育改革的社会认识逻辑,未来教育改革需要在合理、规范的教育价值引导的基础上,建立良性的教育评价机制,在培育和谐、合作、互动的教育改革文化的过程中,营造良性的社会理解基础,在多元利益主体协商与对话的前提下,建立合理的教育决策平台,在多元社会立场不断融合的背景下,营造教育改革的良性社会舆论环境。     

戊戌时期"自上而下"变法道路的历史合理性

史学界对戊戌变法“自上而下”的变法道路颇多微词，认为正是由于走了“自上而下”的变法道路才导致了变法的失败。该文并非是探讨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是旨在说明康梁等维新派走“自上而下”变法道路的历史合理性。他们之所以走这条道路，不仅仅是由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已经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都有一些成功的范例，更是由康梁等维新派在戊戌之前所承继的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内生的市场德性:自由·公平·诚信

市场德性,作为市场发育中自下而上、由外而内生成,保障市场健康发展,有道德意义的价值,经两种途径发育:内生,从民间自下而上、由内而外自发演进,包括主体自治、行业自律等;外赋,自上而下、由外而内人为建构,包括政府施为、法律规制等。其中,内生是基本途径,外赋须基于内生才起作用;若缺乏甚至没有内生,任何外赋都无效。市场德性和习用的市场道德有同有异:若指市场内在的道德性或道德价值,则同;若指市场须有、须受道德规范,则该道德规范在市场德性中主要是内生的自我范导,在市场道德中则除此之外更可能是外赋的规制。以自由、公平、诚信为例,有助于讨论内生的市场德性。     

液氮球磨混粉及取粉方式的探讨

对近年来国内外日益升温的低温机械合金化进行了介绍,比较了低温机械合金化对普通机械合金化所具有的优势。并对在液氮球磨的三种混粉方式——立式、卧式和倾斜式及在液氮球磨过程中三种取粉方式——顶部、底部和底侧部分别进行了比较,认为倾斜式混粉和从液氮球磨罐顶部取粉为最佳方式。     

高职院校文化的职业性及其实现

高职院校文化是以职业性为根本属性,具有独特呈现方式、价值追求和精神内质的职业技术教育类大学文化。从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面阐析高职院校文化职业性的根本属性,提出强化高职院校文化职业性的实现路径。     

犹有花枝俏——论当前“底层文学”的审美追求

近几年来,关于＂底层文学＂的质疑否定之声远大于褒奖肯定。论文从作家作品的实际文本出发,探讨优秀＂底层文学＂所表现出的审美经验的拓展与面向未来文学的建构意义。文章分别从朴素现实主义的追求、现代主义方法的渗融、本土化民族风格的美学转型三个方面,有理有据地阐述＂底层文学＂艺术性的探索与进步,从而肯定＂底层文学＂艺术价值的存在。     

The symbolic violence of setting: A Bourdieusian analysis of mixed methods data on secondary students’ views about setting

‘Setting’ is a widespread practice in the UK, despite little evidence of its efficacy and substantial evidence of its detrimental impact on those allocated to the lowest sets. Taking a Bourdieusian approach, we propose that setting can be understood as a practice through which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of dominant power relations is enacted within schools. Drawing on survey data from 12,178 Year 7 (age 11/12) students and discussion groups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s with 33 students, conducted as part of a wider project on secondary school grouping practices, we examine the views of students who experience setting, explor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legitimacy of the practice is accepted or challenged, focusing on students’ negative views about setting. Analyses show that privileged students (White, middle class) were most likely to be in top sets whereas working‐class and Black stud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in bottom sets. Students in the lowest sets (and boys, Black students and those in receipt of free school meals) were the most likely to express negative views of setting and to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and ‘fairness’ of setting as a practice, whereas top‐set students defended the legitimacy of setting and set allocations as ‘natural’ and ‘deserv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etting is incompatible with social justice approaches to education and calls for the foregrounding of the views of those who are disadvantaged by the practice as a tool for challenging the doxa of se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