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与重继道统——汉、唐儒学文化观的个案比较研究

董仲舒和韩愈的儒学文化观具有不同的特色。董仲舒需要整合百家之学,而韩愈面对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势;董仲舒主张尊孔,韩愈提倡尊孟;董仲舒侧重于立道,而韩愈侧重道统的弘传;董仲舒重视天人关系,韩愈关注心性问题;董仲舒对汉代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韩愈与宋代理学亦有内在的思想连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汉、唐儒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思想史意义。     

儒学人本思想新论

儒学中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本思想,其中“仁”为人本观念,“义”为人文理想,“礼”为操作程规。儒学人本思想在人文与天文、人性与兽性、人道与神道的对照中显现出来,理论上表现为抽象人本主义,目标上表现为理想人本主义,实践操作上被统治阶级歪曲利用,表现为异化的人本主义。     

试论北周儒学思想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各种文化及文化思潮的逐步融合。在这个时期,多种文化一直在激烈地互相碰撞着,并在碰撞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北周的统治者及其统治思想,自然也难以规避这个文化氛围,但儒家思想始终是统治者主要的政治教化和固国强民手段。     

儒学是不是宗教

儒学本身不是宗教,先秦的儒学创始人和大师都不是宗教家。尽管在古代和现代出现了“儒教”和“孔教”的概念,但自始自终不是宗教。香港等地确实有人致力于把儒学演变为宗教,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为此我们提倡建立“实用儒学”的概念,以同应新儒家和孔教对儒学全面复兴的企图     

生殖崇拜与儒学思想——为序李辛儒《儒学思想与民俗美术》而作

商人与周人的降生故事都反映了生殖崇拜。儒学典籍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保存着许多生殖崇拜的思想,民间风俗习惯则保存得最多、最丰富。李辛儒同志的《儒学思想与民俗美术》一书,以陕西西部各地的剪纸和服饰图案,证实了我的“儒家思想保存了生殖崇拜”的观点。     

道统的重建与儒学的复兴--论二程政治哲学形成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渊源

二程政治哲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丰富的思想渊源。历史背景指自唐代之后门阀士族的衰落与新官僚制度的形成,同时北宋政权的羸弱使得面对异域入侵时逼显出民族和国家意识的提高。思想渊源是指宋代之前的文化思潮对其学说的影响,主要是魏晋以来玄学与佛教对儒家名教的冲击和挑战。二程在构建新的哲学体系过程中,既批判又吸收了佛道两家的哲学资源,同时又自觉地对原始儒家内圣外王的基本理念予以发挥,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哲学在整个宋代道统重建和儒学复兴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论先秦儒学对李贽思想的影响

李贽的反孔批儒曾起了启蒙、解放思想的作用,其曾经受到禅宗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基本思想倾向上的儒家观念。就李贽受先秦儒学的影响及其"异端"观点与先秦儒学的关系加以评述,兼论其思想中的与时俱进观点。     

先秦儒学思想探源

孔子创立了儒学;孟子、荀子从不同角度加以发展。探索先秦儒学的渊源,《尚书》初见端倪,《左传》里则有更多展开。汲取先秦儒学精华,正确理解,为今人所用,很有必要。     

《源氏物语》与汉唐文化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在日本被称为古典文学的泰斗。透过这部日本物语文学的经典乏作,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幅精妙绝伦的汉唐文化的缩影,它涉及诗文化,典故、故事文化,艺术文化,生产、生活文化,体育、节日文化,佛教文化等。呈现出汉唐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巨大影响力。     

浅析汉代儒学的发展特征

汉代儒学是古代儒学与阴阳家、道家、法家融合的产物。它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保留了传统儒学的仁义礼智信等实质与核心,但自身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比如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等。这些理论的提出使汉代儒学适应了帝国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需要,因此儒学取代道家的黄老之治成为汉代正统学说,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它一方面教导人民顺应天意,另一方面大力总结社会统治技术,宣扬君权,天子存在的合理性,表现出世俗性、制度化的特点,在汉代统一的背景下成为大一统的思想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宗室食实封问题研究

食实封是唐代宗室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但由此造成了唐前期宗室占有很大份额的国家丁户,极大地侵蚀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唐玄宗开元中对此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租调入封家而庸入国。唐宗室袭封是按食封继承法来执行,袭封的最终结果是五世以后宗室的食封数归零。     

略论东汉士大夫的缺失

东汉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阶段。在皇权政治的运转中,东汉士大夫未能固守“士志于道”、“道尊于势”的先儒宗旨,表现出忠于皇权、追求功利、附趋世俗、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和治世实际才能不足等诸多缺失。东汉后期的政治衰败,士大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专制皇权的强化,儒学政治化的禁锢,选官制度的弊端和宗族、经济的羁绊,是造成东汉士大夫缺失的主要因素。     

唐令与礼关系析论

唐代所称之“礼”既指体现礼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三礼”,又指唐代统治者根据政治需要与社会变迁因时变通制定的“新礼”。唐令的制定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礼的宗法等级原则和精神,唐令的许多规定直接来自于礼的内容,而这个“礼”,主要是指以“三礼”为代表的古礼。唐代“纳礼入令”不仅表现在唐令与礼(三礼)的内容的一致性上,而且也反映在唐令与礼的冲突问题上。唐代礼令关系的另一面,即唐礼与令的衔接关系。唐令与唐代礼典的这种衔接关系一方面取决于唐令的制度法性质,同时也是由唐代礼典的礼仪性质所决定的。     

唐人宋神:韩愈在潮州的神话与神化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历来享有盛誉,即便在贬谪潮州的人生低谷期也以其勤政爱民的斐然功绩在唐宋潮州民众心目中赢得了由人到神的升格。在这一演变、升格的过程中,潮州本地盛行的先贤崇拜和人神合一以及宋代理学的兴盛加速了韩愈的神化,唐宋地方祠庙祭祀政策的变化以及韩愈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人格魅力等多种因素共同合力而促成了韩愈这一"唐人宋神"文化奇观。     

唐代政治意义上的文学意识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从汉代到唐代,历代统治者都用明确的人才标准来规范文学之士。在历代的"求贤令"、"求贤诏"等政治文献中,这种标准历历可见。相对于唐代以前诸朝而言,唐代政治意义上的文学是一种综合了儒学、文辞、智略、品德诸因素的文化实体,它既肯定并要求文学的独特性,又强调并鼓励文学的政治性;它既没有回复到汉代的文章与学术合一的文学概念上,也没有走向片面地追求词采和声律的境地,是比较健康的。     

论中唐文人社会角色的变迁及其特征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社会角色。唐前士人的社会角色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唐代士人社会角色的变迁是与唐代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连的。儒士、文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唐代文人的基本面貌。从社会身分的角度看,活跃在唐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几种社会角色,基本上可说是郎官、翰林学士、谏官、幕僚、州官等等。这几类人中,除了翰林学士是新产生的一种社会角色外,其他几类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官僚体制格局中略作调整;但郎官、幕僚和州郡官之流在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中尤为活跃,所起的作用也更加明显。科举和入幕,特别是科举,成为士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转换社会角色的两大基本途径。大多数士人都走过这条坎坷不平之路。而科举和入幕的共存,集中体现了唐代士人社会角色变迁的时代特征。     

唐长安城宏观布局与初盛唐诗歌

唐长安城所蕴涵的建筑文化思想表现出长安文化兼容并蓄、求实创新的文化气度 ,代表着初盛唐时代的审美理想 ,对初盛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初盛唐诗人笔下的关中景观是积淀深厚的社会之美 ,是蕴藉丰厚的文化意象。唐长安城的文化地理背景及其由宫城而皇城、外郭城 ,自上而下逐层推移的立体布局 ,赋予初盛唐诗歌高蹈雍容的气度 ,博大宽广的胸襟。长安城层层递进循环往复的方形平面建筑模式营造出刚劲稳健、明净朗练的美感氛围 ;整齐反复的节奏韵律又传递着强烈的秩序感、归属感与崇高感。大唐诗人的骄傲与激情 ,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意志、审美理想 ,就在这平整方正的布局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     

论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及对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世俗化是唐代佛教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佛教世俗化对唐代女性婚姻家庭观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是择偶打破世俗门第观念,相信婚姻缔结乃系缘分;二是违背封建家庭伦理,死后不与丈夫合葬;三是出家为尼,不忘家庭责任,且与本家保持密切联系;四是居家事父母,以持戒祈福为行孝方式等。这些影响既含有增强唐代女性自主独立意识的积极方面;同时也存在着以宿命论制约女性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能力的消极方面。     

论隋唐长安的商人

由于长安是隋唐两代国都,高官显贵云集于此,居民众多,流动人口为数甚巨,因而各种商品的消费需求非常大,在此经商也就更容易获取厚利;加之长安又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起点,从而使长安成为中小商人、富商大贾以及周边各少数民族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聚集之地。长安商人人数众多,经营内容十分广泛,其致富途径堪称多种多样,经济实力雄厚,政治上相当活跃,这些都标志着长安的商业已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隋唐城市商业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