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民族“家庭变故”型发迹变泰故事母题研究

中国各民族文学中,“发迹变泰”故事作为一种故事主题,其故事情节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流传很广。本文从分类学的角度,对“发迹变泰”故事进行分类,对其中最为突出的“家庭变故”型发迹变泰故事母题进行分析,并对母题中所反映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飞龙全传》成书过程研究

由于赵匡胤出身低微而开宋基,自宋朝始,民间即广泛流传着关于他的故事,后来“飞龙”逐渐成为赵匡胤发迹变泰故事的代名词。宋元的相关笔记、小说,金、元、明的相关戏曲,以及明、清时期相关的小说、戏曲,脉络清晰地揭示了《飞龙全传》的成书过程。     

中古汉译佛经与小说“发迹变泰”母题——海外意外获宝故事的外来文化触媒

以摩竭意象为核心 ,佛经故事构成了海外意外获宝母题的文化氛围。古代小说“发迹变泰”题材中 ,最重要作品的母题动机即本于此。而前贤忽视了这一有关构思根本的外来文化因子触媒。其实 ,中土复制品比起佛经元典 ,已有了不少变异     

公案小说与国人文化心理

公案小说是我国小说的“特产”。从唐代公案小说《苏无名》算起,到清末民初的《带印奇冤郭公传》,已有1200年的历史。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谓:“公案皆是朴刀捍捧及发迹变泰之事。”但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巳将公案、朴刀、捍捧各自分列。明清两代,公案小说尤为众多。后来的公案小说,大多以包公、海公、于     

世情小说产生的历史根源

本文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较为详细地探讨了世情小说产生的历史原因。作者认为明代以前没有世情小说。《女娲补天》、《羽林郎》、《世说新语》等作品中,虽有对世情的点染,但都很单薄。宋元话本及“西厢”,侧重于写男女之情。全面反映社会人情以及各阶层人物性格、心态的世情小说,则至《金瓶梅》始完成。此类作品,将男女爱情、离合悲欢、发迹变泰、世态炎凉汇聚在一起,这实际上是历代文学及伦理思想积淀的产物。     

从宋人“说话四家数”看元代水浒戏归为公案剧的合理性

＂说公案＂最早见于宋代,但是由于断句不同,理解存在出入。＂说公案＂应当包含＂搏刀杆捧及发迹变泰之事＂,不仅在传抄过程中没有疏漏,而且还有旁证：其一,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公案话本存目中至少涉及两篇水浒故事＂石头孙立＂＂戴嗣宗＂;其二,在为＂小说开辟＂所作的诗文中,作者也是将＂搏刀杆棒＂故事列入公案之属的。水浒戏完全符合古代＂说公案＂的特征,因此,将元代水浒戏纳入公案剧不但必要,而且合理。     

明代文言小说中的情爱与“世情”

(一) 说起“世情”就无法回避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一段论述:“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亦谓之‘世情书’也。”何谓“世情”,鲁迅先生并未展开论述。但是,研究者治小说史时多承袭了鲁迅先生的说法,将《金瓶梅》、《红楼梦》、《三言》、《二拍》以及才子佳人小说等为代表的若干作品     

浅析“三言”政治发迹故事中的人物发迹之路

“三言”中有许多讲述人物政治发迹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发迹之路有鲜明的趋同性,但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武人发迹道路具有浓重的天命色彩,文人的发迹更多是凭个人的努力.由于时代差异及创作者的不同,这两类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小说教：古典小说道德-欲望叙事中的统摄调和机制--以“三言”为例

明清通俗小说的思想教化功能与娱乐消闲功能同时存在,两者互为犄角、辩证统一,被小说教统摄、调和,达成均势。以“三言”为例,小说教在其中既倡导友情至上、轻财重义等符合群际利益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范式,又彰显变泰发迹的种种可能,借以满足市民阶层对获得地位、财富的渴望。整体上,小说教借助对因果循环、节制欲望的生动宣讲,将本质上冲突的名利观与财富观导入遵循天理人心、服从宿命安排的教化轨道,为自身开辟通畅无阻的传播路径。     

公案小说的世俗品格与清官文化的民间情怀

公案小说采用官民勾结题材,表明了清官文化对作奸犯科的批判,揭示了贪官刁民狼狈为奸现象;公案小说运用审案折狱的方法折射出清官微服私访的文化意蕴,倡导行政长官应该亲力亲为、实地调查;公案小说创设市井乡村语境,凸显了清官文化的民间平民立场,用以展现社会世俗风情;公案小说设置发迹变泰情节叙述了清官文化注重通过个人艰苦奋斗实现政治理想。可以说,公案小说的世俗品格与清官文化的民间情怀紧密相关。     

《绝妙好词》在清代词坛的接受

文学史的研究包括文学创作史和文学接受史两方面。对文学接受活动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学史发展的动态过程。而对清代词坛而言,唐宋词选本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词学的走向,故本文以《绝妙好词》在清代的接受状况为个案,考察其在清代的接受和传播情况。《绝妙好词》重行于世当是在1678-1684年之间,其在清代接受活动的对象主体主要是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正是在对前代词学的接受吸取中,清代词家逐渐完善了自己的词学理论,清代成为一个词学空前繁荣的时代。     

说“娃”

主要考察"娃"词义演变的轨迹:"娃"最早为方言词语,本义为美丽,且特指女子貌美。唐以前用例较少,唐代至元代数量增多,但仅出现于诗词、戏曲当中,应用的范围较窄。唐代,"娃"开始了低龄化的倾向,和"小孩"产生了一定联系,虽然开始仅表女性,但是到了元代,"娃"在北方口语当中可表示"小孩",且不论性别。明清之后,表女子的"娃"逐渐消失,而表小孩的"娃"逐渐由北方方言扩展开来,渗透到多个方言区,且词义也有了进一步的引申。     

《酉阳杂俎》中的“黥”文化研究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黥篇》以＂黥＂为篇名,集中、系统、大量地介绍了唐代社会中文身、文面及点面等内容。通过对＂黥＂篇中有关唐代文身习俗的记载进行系统的分类,不难看出唐代汉族文身（黥）作为一种原始艺术和民族文化,不仅体现了人类一种原始的审美观念和宗教意识,还是一种个体情感的宣泄方式,甚至黥面、黥体除了作为美饰和成人礼、民族尊严的象征外,也作为一种刑罚和妒妇对奴婢的一种惩罚手段。另外,从文身在中原汉族中的流行不难看出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和唐文化的兼容并包。     

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选诗特征与诗学思想考析

《唐人万首绝句选》是清康熙年间“诗坛圭臬”王士祺（号王渔洋）编纂的最后一部唐诗选本（以下简称为“渔洋选本”）。该选本是对赵宦光、黄习远本《万首唐人绝句》（以下简称为“赵黄选本”）进行的删纂,对于清代诗学尤其是绝句领域的研究极有价值,故有必要通过对《唐人万首绝句选》的研读,弄清该选本的选诗特征与诗学思想。渔洋选本基本符合唐诗当时发展实情、以诗人诗作本身的造诣选诗。该选本虽选“四唐”之诗,以选录中晚唐诗人诗作偏多,但通过该选本对赵黄选本的删纂仍可窥见该选“略重盛唐”的诗学思想。     

数字连接词“又(有)、单(丹)、零”的历时替换考

汉语中常见的数字连接词有"又(有)、单(丹)、零"。"又(有)"主要用于上古汉语中;"单(丹)"最早见于唐代,存在但并未用于专业的数学著作中;"零"最早见于南宋时期的专业数学著作中,在明清时期进入口语,并开始替换"〇",出现在专业的数学著作中,经历了由行业用语到口语,再到书面语的过程。     

潘克溥《诗经说铃》透射出的诗学思想

清人潘克溥编《诗经说铃》犹如一部＂诗义大全＂。首次立论＂诗教肇于唐虞之世＂;发明诗旨,强调诗教;从＂诗无达诂＂的思想出发,汇集了汉代《诗序》以来至清代嘉道年间前贤时修说《诗》的思想言论,分类胪列为＂正说＂、＂辅说＂、＂汇说＂、＂异说＂、＂附说＂,在这些分类取舍之间透射出个人的诗学思想。     

山西历代科举鼎甲考

山西处黄河中游,有中华民族＂文化摇篮＂之称,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科举隋大业元年（605年）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终,历经1300年,横跨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延续上千年的历史,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绝无仅有。历代科举中,山西共产生3000余名进士,有40余人进入鼎甲。本文尝试对山西历代的状元、榜眼、探花的情况进行小考。     

先秦到唐代的“谁为”和“为谁”

先秦时期,几乎所有的"谁为"都属于"谁宾语+为"式,发展到唐代,绝大多数"谁为"都属于"谁主语+为"式。先秦时期,所有的"为谁"都属于"为系词+谁表语"式,发展到唐代,绝大多数"为谁"都属于"为+谁宾语"式。也就是说,从先秦到唐代,"谁宾语+为"式由盛转衰,几乎退出历史舞台,"为+谁宾语"式从无到有,成为常式。这种现象表明,发展到唐代,"为"的疑问代词宾语"谁",后置化历程基本完成。     

“国书”释义考

"国书"一词常见于古代典籍中,《辞源》和《汉语大词典》关于此词的释义不全面。与史籍相关的"国书"一词在南北朝隋唐时指本国国史或前代某国、某朝的国史。在宋代范围扩大,具体包括日历、实录、会要、勅令、御集、宝训、玉牒、时政记、起居注,亦有国史(多指正史)义。元明含义与南北朝隋唐相近,清代多指满族文字。不清楚各个时代"国书"的含义会造成误读古籍的错误。此外,"国书"是春秋齐国一卿士名,当于辞典中立此义项。     

宣华夫人故事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宣华夫人是隋炀帝故事系统中的重要人物。她本是文帝妃嫔,后入炀帝后宫。唐代,宣华夫人故事基本成形。在以《隋书》为代表的史传中,杨广因调戏庶母之事败露而弑父与杨广登基后罴母两大情节单元已基本确立;宋元时期,与炀帝后宫故事繁荣的现象形成对比的是,宣华夫人故事比较受冷落,相对沉寂;明清时期是宣华故事的繁荣期,不仅作品数量可观,情节也有一定的变迁,宣华夫人的形象也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