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黑恶势力组织犯罪运动的政治社会学解析

在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下,当下治理黑恶势力组织犯罪运动是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国家通过惩治黑恶势力组织犯罪一方面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正常控制,另一方面进行权力整肃并实现权力合法性的维持与巩固。民众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推动犯罪治理与权力整肃的开展,同时由于民意所固有的缺陷也对该过程产生负作用。应正确看待"严打"式的治理黑恶势力组织犯罪运动:既有的批判观点存有逻辑错断,法律的规范作用在此过程中注定有限。这一治理运动的启示是,一是权力整肃急迫于犯罪治理,二是需平衡对待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这两种公民社会中的不同话语主体。     

论舜帝廉政思想的历史地位

舜帝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已逐步成为德垂后世和恩泽于众的圣王明君,成为民众圣人情结的符号;舜帝寻找为民众谋利益的贤能之人,建立官员选拔的民主机制,使政治转移中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和私有化,产生了民主政治的基因;舜帝政治权力运行中的伦理价值体现为德治与法治两种治理手段并用的动态平衡,这种伦理与政治合一模式成为后来中国伦理政治的基础。     

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公民意识教育

<正>公民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是在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它表现为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又体现为保障与促进公民权利,合理配置国家权力资源的各种理论思想。具体体现为视自己和他人为拥有自由权利、有尊严、有价值的人,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的意识,这种意识包含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实践,谈谈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进行公民意识教育的一些感悟。     

贵州军屯制度与屯堡族群建构

贵州军屯的制度背景使屯堡族群主动将国家意识与符号运用于族群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最终使国家的权威得以在地方社会中“驻扎”,充分利用国家符号更有效地支撑了屯堡族群身份的建构。     

沟通政治与社会:从大历史看民初孙中山的建设主张

辛亥革命初步建立起现代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奠定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基础,仍是中国步入现代国家并真正巩固现代上层政治的必需。卸任临时大总统至二次革命前,孙中山作为在野的政治人物,其言行显示了培植共和社会基础的努力。孙中山将眼光转向民众,提升民众在新的政治结构中的能力和素质;鼓励实业、发展交通,为现代政治提供社会的大生产的经济基础;倡导社会建设,发展地方自治,寻求实现现代政治的有效途径。从大历史的视角看,孙中山是当时中国一流政治人物中最具有现代意识的代表,其建设主张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因素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传统政治文化,肃清官员家长制作风,增强民众民主意识;根治权力崇拜意识,培养民众权利本位的观念;从依附意识向独立自主意识转变。     

"台独"思潮社会历史根源之探寻

台独思潮及台独运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意识及行动,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政治及文化背景。它经由台湾岛内的“本土化”运动到所谓“台湾意识,”进而异化为国家分裂主义思潮,在政治、经济、文化多元化的掩盖下,以“去中国化”为内核,通过断绝、割裂海峡两岸的历史传承和交融,从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和民众灵魂等方面,悄然影响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理念的认同和统独心态,直接或间接地危害祖国的统一大业。     

论中国式文教国家：基于与西方古今国家形态之宏观历史比较

国家联结人民为一体之主要机制是宗教和政府,宗教作为“铺轨车”所塑造的两者关系,决定国家形态的深层结构。在中国,郡县制政府吸纳孔子文教,形成了文教国家。文教支持政治权力,故政府拥有道德正当性和政治自主性,实现直接统治,构建民众的国民身份认同。沿此历史路径展开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定型于强化版文教国家。在西方,神教贬抑世俗政府,政府缺乏道德正当性与政治自主性,也就缺乏必要的覆盖和穿透力量,故其在古代无法抗衡教会,形成神教统治秩序;进入现代,仍不得不借助神教构建国民,结果形成了自我神圣化的民族和民族国家;教会转化为社会,社会自我神圣化、抗衡政府权力,结果形成了自由主义国家。以直接统治、国民认同两个尺度衡量,中国式文教国家形态优于西方式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形态。     

现代民主的真实面目

民主体制为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现代民主最为主要的意义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现代民主下,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尤其重要。在传统国家中"天高皇帝远",国家对普通百姓的直接控制力十分     

试析陕甘宁边区民众动员的实践运作与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民众动员的政策和策略,在陕甘宁边区通过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教育运动的方式,开展了声势浩大、卓有成效的民众动员运动,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广大民众所支持、认同和参与,这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共产党也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农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农民的身份与命运是一个历史命题,由特定的历史所塑造。中国的农民正走出旧体制给予他们的身份歧视和限制,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目前正在体验和展现这种旧邦新命。传统农民身份的终结、新的公民权利的获取是现代市场和现代社会变迁所致,也与现代国家建构密切相关。其中,政治既是限定农民身份与命运的重要主体,也是农民试图改变命运所求诸的重要手段。进入二十世纪中叶后,当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农民获得解放时,农民也很快陷入新的困境,走上被集体化的道路。农民工的出现与农民的流动是农民对城市分割身份歧视制度的挑战。当下要建立一种体制,使农民与政治的关系建立在协调有效的利益表达和权益保护机制上。新生代农民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更加世俗也更加理性,对国家政治生活提出了更多问难,也蕴涵了更多变数。农民正在实现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这种历史性的转变,正是农民的新命。     

启蒙主义文学视野中的赵树理小说

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传统,但是因其与民众在身份和意识上的隔膜而失败。丁玲把启蒙带入解放区,但是当其创作受到政治批判的时候,她主动放弃了启蒙使命。赵树理在满足农民某些特定阅读期待的同时,转变新文学的讲述策略,实现了文学承担启蒙功能的设想。     

新时期我国公民意识教育的理性思考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一个重要内容,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又需要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一个普遍民众都具有较强公民意识的现代社会。文章在对公民和公民意识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民众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及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的有效途径。     

村民自治功能主导下的农民社会心理

在民主化浪潮推动下的今天,村民自治对当前农民的社会心理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农民由传统社会心理逐渐向现代社会心理转变,表现在权力崇拜心理的弱化、参与意识的大大提高和权利义务认同心理的显现。但传统社会心理的不良因素还未完全消失,我们理应为农民社会心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基层民主为国家民主作出应有的贡献。     

试论大学在培育公民意识中的作用

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下逐步形成的民众意识和民本思想,它表现为人们对于"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在现代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培育已然是时代赋予大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大学要充分发挥教育引导功能,营造公民意识的良好氛围,要鼓励大学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建立,倡导和参与社会服务.     

隐匿赋权与自觉内生的博弈——明清时期士绅教化权力来源探析

士绅是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复合身份决定了对此类群体行为方式的研究具有多层面的价值,如从中可以考察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透视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地方社会自治的性质问题.然而学者目前大多侧重于士绅政治角色、经济地位等问题的探讨,对士绅文化权力挖掘甚少,而对作为文化权力集中体现的教化权力的研究则更是极为缺失.士绅教化权力的来源直接型塑了士绅教化的图景.本文意欲探究明清时期士绅教化权力的来源机制,以求裨补研究的不足以及为进一步认知明清士绅教化图景提供理论基石.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农民污名化研究

中央政府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也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农民是农村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但在传统社会,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农民身份长期遭受污名化待遇。农民身份污名化体现的是封建社会及其思想影响下的一种社会不平等,是公民权利不平等在社会职业身份上的体现。对此,大家要从思想观念、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等方面入手进行农民身份的去污名化。     

中国国民身份问题的再审视

国民是由在"国"与"民"关系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所塑造的社会政治身份,最早出现于欧洲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通过民族国家体制机制的构建而巩固和丰富,并随着民族国家体制在世界范围的广泛采纳而具有普遍性。中国近代形成现代国家议题后,国民概念被引入国内。辛亥革命开启现代国家构建以后,国民通过人口国民化而被塑造,逐渐成为取代臣民身份的新社会政治身份,并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国民身份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了相当时间后又逐渐凸显。以长时段历史观察的眼光对国民身份问题进行梳理,挖掘其蕴涵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服务,是今天学术研究的重要责任。     

论西方环境运动对政治进步的推动作用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通常认为推动政治进步的力量是自上而下的,即使是民众的力量在其中往往也是起间接作用.但以西方环境运动为分析对象,却证明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自下而上的民众运动正在日益成为推动政治进步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促进政治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共、伪三方对三民主义政治符号的争夺

抗战时期,中国民族危机严重.为了掌控全国政治权力,国、共和伪三支政治力量在其统治区域都对三民主义政治符号进行发掘和利用.由于中共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上顺应时代的要求,自然获取了广大民众的认同,由此在争夺中独领风骚,最后赢得了三民主义政治符号的阐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