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赋家的自我否定与文学进步

在汉代 ,赋家的自我否定现象十分普遍 ,这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显得非常突出。本文以枚皋扬雄和蔡邕为例 ,讨论这一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进步意义     

汉代赋家倡优论商榷

汉代赋家倡优论是由于没有从本质上去认识赋家及倡优而导致的误解。本文采用比较及统计的方法区别汉代赋家及倡优的不同,从本质上区分二者。倡优的本质是从事歌舞、戏谑的艺人;汉代赋家本质是一群包含从帝王到平民多样身份的才人。从政治地位而言,汉代赋家其中包括至高无上的天子,有服侍皇帝的郎官,有各类大夫,有王侯,有执掌州县的太守,县令,有各级属官属吏,也有乡官平民,有的赋家即使是平民也享受着特殊尊荣。汉代赋家绝大多数人都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从智识的角度而言,赋家或是经学家,或是史学家,或是目录学家,或是文字学家,或是诗人,或是科学家,他们大多属于士的阶层。赋家的赋作继承古诗颂美讽谏的传统,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他们的赋有别于倡优的奉承取悦人主的作品。     

文学团体南社对辛亥革命的杰出贡献

文学团体南社创作的＂革命文学＂作品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的舆论宣传、思想启蒙中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在之后保卫胜利果实的斗争中同样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这一团体不仅创作了具有较强的批判力、号召力的战斗檄文,而且其中不少有识之士在辛亥革命反满反专制斗争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生命,文学团体南社在思想战线、革命战线都与辛亥革命的发展进程保持了较高的同步性,激励越来越多的人为辛亥革命不断奋斗,推动近现代中国的民族民主建设不断向前。     

魏晋抒情小赋与汉大赋的文学价值比较

赋曾是占据两汉文坛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发展到魏晋，赋体文章脱离了以体物、叙事为主的倾向，逐渐向言志抒情靠拢，出现了灵活多变的抒情小赋，它摆脱了汉大赋堆砌奇字的习气，以其短小、抒情性强，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其文学价值已远远超过汉大赋。     

南宋心学家的文学观

南宋心学家的文学观是建立在其哲学思想体系之上的。以仁义的“本心”为核心,延伸出该派基本的文学观,即立心为本,作文为末;抒写“无邪”之思;直抒胸襟,平夷闲雅。他们是将道德绝对地置于文学之上,从而形成了道德然后文章的思想。     

汉代的“献赋”现象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汉代有"献赋"的现象,其源头是先秦的"献诗"。汉人"献赋"的原因,一是"讽颂"政治,二是有功名利禄的诱惑。汉代有人因献赋而得官,"献赋"成为唐宋"献著赐官"的渊薮,具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汉代的"献赋"现象,既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又影响着汉赋"讽颂"的政治功能和"尚美"的文学倾向。     

汉代文学精神与汉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结合汉代文学浓厚的人文精神及浪漫与理性精神，总结汉代文学的风格特征，可归之为：质实古朴，雄浑闳丽。它与先秦既尚文又张扬的多元风格不同，与建安慷慨使气的风格不同，也与江左六朝巧妆绘饰的柔弱文风不同。楚骚精神在汉代文化环境中必然发生变异，“楚汉浪漫精神”不能涵董概括汉代文学的风格特征。     

骚体赋的产生及在汉代发展轨迹的文化解析

骚体赋兼具楚辞体的内在特质和赋体文学的精神风貌，是汉代文化融合和国力强盛的体现。骚体赋在汉代的发展轨迹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味的信息码，激发着我们不断对其进行文化解析。     

汉代文学与汉代服饰文化

汉代服饰在继承秦代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发展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代服饰文化,汉代文学以其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和生动的文字展示了庄重华美的汉代服饰,表现出服饰与审美、伦理及自然的种种关系,从而深刻地反映出汉代服饰文化的审美思想与深厚内涵。     

浅谈团体辅导中的团体动力

团体动力是影响团体成员及整个团体力量的因素,是团体辅导有效实施的关键,也是我国团体辅导实践中所忽略的内容。增进团体动力的有效措施应从团体活动设计、团体进行过程中可以使用的技巧以及团体指导者的素质几个方面进行,以期更多的团体指导者关注团体动力。     

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降魔变文》补校

本将现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写卷《降魔变》与罗振玉先生印入《敦煌零拾》的录进行重新对校，从而保留现存原卷的面貌。同时又以罗藏本真迹字，对《降魔变》的本研究作了新的补充。     

沈约骈文论略

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出声律论,不仅对诗歌创作造成影响,这一影响还延展到骈赋、骈文的创作中。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骈文形式要素走向定型。从创作技巧上来看,永明以后的骈文对形式特征的追求更加严格:对偶更工整精致,用典更繁密贴切,词藻更华美,声律更讲究。除《奏弹王源》外,沈约的大多数骈文都比较重视声韵之美,因此可以说,骈文发展到沈约,基本达到了成熟时期。     

《三国演义》与汉赋:两种文学经典的重要关联

《三国演义》与汉代辞赋之间有着某些重要关联。第一,两者的文化精髓相通,即都为"大一统"思想文化,且这一文化对两者成为文学经典起了重要作用;第二,《三国演义》恰当而成功地点缀了部分汉代辞赋,属妙笔生辉、锦上添花之笔。     

扬雄《逐贫赋》与汉代民俗

《逐贫赋》并非运用了拟人和想象,其中的“贫”实系西汉民俗信仰中的“贫鬼”,与此相关的民俗为“除贫”。《逐贫赋》第一次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回答了文化史上一个重大命题：当被政治的浊流冲击到社会生活的边缘以后,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以什么方式完成文化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从畋猎、祭祀到都市生活——汉代散体大赋题材演变论

汉代散体大赋的题材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汉代开国后的盛世景象造就了整个社会的昂扬意气和外向心态,畋猎和祭祀作为大汉气象的最佳代言首先成为了西汉中期至后期大赋的主要题材.而随着西汉末年的国势衰落.时代精神由高扬趋向低抑,社会心态由外向型转为内向型,文人的视线也从天子的征服活动移入都市的繁华和宫殿的奢美之中,京都和宫殿题材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散体大赋愈来愈小而化之,出现了向抒情小赋靠拢的趋势.     

先秦散文描述

先秦散以历史散和诸子散的庞大气势和精妙笔法立于中国散的源头，该着重对历史散和诸子散的高超写作艺术加以描述。     

论唐代史学发展与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的繁荣与唐代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唐代改变了前代私人撰著国史的惯例,正史由国家设史馆编纂。唐代史学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史官地位尊崇,史学的载体古文因而受到推崇。唐代科举设立史科,也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唐代古文家多重视史学,很多古文家曾任史官。     

朱元璋与宋濂文学交游考

朱元璋与宋濂名份上虽为君臣,学识上却实为师徒,宋濂传授的儒学思想和文章之道对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文学修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的辅佐之下,朱元璋得以凭借帝王之尊引领元末明初文风的嬗变。事实上,朱元璋欣赏的是宋濂的儒家学识,并不看中他的文学才华,但在长期的君臣文学交往中,又深受宋濂文学思想和文法的影响。基于儒家文学观念的共识,朱元璋一再提升、褒奖宋濂,从而奠定他＂开国文臣之首＂的文坛地位。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宏观考察

经学,是作为汉代主流思想形态而存在的,崇经、尊圣、明道三位一体,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文学家的认知模式与心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崇经、尊圣本质上是经生士大夫们的自我肯定与彰显,同时成为他们的某种思想武器以及文学创作的指南。一方面,经学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发出认同性召唤;另一方面,文学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经学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     

论汉初藩国文士的文学觉醒

汉初藩国文士以策士之才被藩王招纳,但汉初严峻的形势又使他们竭力摆脱策士身份。为苟全性命于乱世,藩国文士对自身策士身份的消解就成为必然之势,而这恰巧是其文学意识的觉醒的开始,觉醒的藩国文士除了有意识地远离政治外,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文学,使文学产生一些新的特征。汉初藩国文学的一些新的特点,就是和文士们这种角色转换有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