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中权臣“矫诏”说辨析

庚子事变中的权臣"矫诏"说曾经沸沸扬扬,不同版本的"矫诏"说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东南督抚将"矫诏"说之出口,作为维护东南和局、对抗朝旨的"正当"武器;列强附和"矫诏"说出于在华利益考虑;报刊时论发扬"矫诏"说为东南互保运动造势;清廷自身接过"矫诏"大旗,作为自解工具。然而"矫诏"这一伪命题正是因为不同阶层的利用而喧嚣一时。     

庚子事变与女性书写

庚子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与屈辱是难以磨灭的,尤其是那些居于内闱的知识女性,因随宦、避乱、求学等原因,在亲身体验国家困顿与民族危亡之际,以实录性的语言记录着国耻、遭际、心境的变化,也引发了她们对性别的质疑。她们主动承担起“以诗传史”的历史使命,以身体写作的方式述说着心灵的苦闷与政治述求,围绕庚子事变对社会进行了批判与反思,使女性文学具有了传达时代心声的政治价值与认知意义。     

苦命天子——浅谈庚子事变中的光绪皇帝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在出逃皇宫时,光绪帝曾向慈禧请求由自己与列强和谈以纾国难,遭拒。其后仍未放弃这一想法并多次表露;＂西狩＂途中光绪虽较之前的幽禁生活好了一些,但并不像德龄所描述的那样获得很多的自由去关注民生、体察民意,他仍受到许多凌辱,有失天子尊严;庚子事变曾让他抱有一丝希望,幻想着由自己挺身与列强进行斡旋。但实际当权者慈禧未能给他任何机会,光绪也在愤愤与无奈之中结束了其悲惨的一生。     

庚子年间的荣禄

荣禄在1900年的庚子国变中担任重要角色。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截然不同,并通过“已亥立储”和“归证照会”把清政府一步步推向战争的深渊。战后,由于他手中的军事权力而最终能脱身事外。     

对朱红灯起义的考察

在朱红灯起义时,毓贤等清流派当权,将镇压朱红灯的袁世敦等罢了官。《辛丑条约》之后,洋务派袁世凯、张之洞占了上风,袁世敦等又开复的原官,袁世凯、张之洞更是飞黄腾达了。     

义和团时期的毓贤

毓贤属于清流派,主张尊王攘夷,扶清灭洋。他不懂得中西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危及立国根本。只有闭关锁国,才能永享太平。把正义的反侵略变成了荒谬的盲目排外。他们的思想落后于不断前进的时代．终于被时代所淘汰。     

庚子事变期间的“南”与“北”——从南北函电往来看奕劻、荣禄的政治作用

庚子事变时期,清廷内部的南北畛域的分野显著,"东南互保"看似与北方大势格格不入,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大员却自认为是"留东南以救社稷",他们将奕劻、荣禄视作向慈禧太后进言、以图挽回时局的最主要管道,尤其盛宣怀更有相当激进的主张。在京外人士的表述中,常以"庆、荣"并称。不过稍显区别的是,较之奕劻强烈的自我禁抑,荣禄似更为敢言,对载漪一派的制衡作用也更明显。通过梳理南北函电往来的相关文献,特别是"虎城密电"等关键文本的考证分析,可从东南视角观察奕劻、荣禄的政治作用,对当时复杂的南北关系有所理解,同时也证明孔祥吉先生关于"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的论说存在误读。     

义和团时期的袁世凯

袁世凯属于洋务派,毓贤属于清流派。袁世凯等不赞成毓贤等反洋教,杀洋人,攻使馆,对外宣战,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与毓贤、董福祥、李秉衡等多次争论。     

论清政府对“庚子之乱”的危机治理

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政府面临的一场严重社会危机。在危机治理过程中,国家危机防御机制已濒临崩溃,最高统治阶级缺乏治国才略,导致在危机出现以后,其决策和反应机制严重失控,政府职能几乎陷于瘫痪状态。清政府对这场社会危机的蔓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义和团时期中国社会对传教士的态度

清流派反对外国侵略,本来是正确的、正义的,但真理再跨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面对外国入侵,奋起反抗是正义的,而不论青红皂白,见洋人就杀,传教士也不例外,这种行为就成了盲目排外.当然对待传教士扰民害民,也不能听之任之.     

论庚子和议中吴汝纶的外交思想

吴汝纶在庚子和议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外交思想,研究其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过程、内容、目的及历史地位,不仅有助于丰富对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外交思想的个案研究,而且可为我们当前处理各种外交关系提供历史的借鉴.     

简析福建事变中我党统战工作的教训

通过分析福建事变发生时我党在统战工作方面出现的政策错误及策略失误,力求从更深层面剖析并总结经验教训,使统战工作更好地为当今的经济建设服务.     

简析福建事变中我党统战工作的教训

通过分析福建事变发生时我党在统战工作方面出现的政策错误及策略失误,力求从更深层面剖析并总结经验教训,使统战工作更好地为当今的经济建设服务。     

皖南事变后中共的舆论导向及成效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在政治上进行大举反击,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争取国际国内中间力量,使形势很快朝着有利于中共方面发展变化。其主要举措是：调动并利用抗日根据地的一切舆论工具和宣传形式,揭露事变真相,提出严重抗议;在国统区和敌占区用侧面的间接的各种方式动员舆论,获取同情和声援;及时引导舆论的走向,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由于中共舆论导向方针正确、策略得当、形式灵活,中共因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声援,争取和教育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力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     

皖南事变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

对皖南事变研究中两个问题进行再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一,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对日妥协投降是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作者认为对日妥协投降不是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原因: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前,德、日、意三国同盟成立使英美和日本的矛盾正日趋激化,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亲英美派的蒋介石不可能对日妥协投降;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自身安危受到严重威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倾向是抗日;最后,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日本的诱降活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第二,关于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问题,有人认为皖南新四军失败应由项英负全责,也有人认为皖南新四军失败的主要责任在中共中央,作者认为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项英应负主要责任,但不是全部;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也负有一定责任.     

论福建事变中党派和政团的合作

本文基于史实,论证了福建事变中以蔡廷锴为首的改造社、陈铭枢为首的社会民主党、黄琪翔等为首的第三党合作及合并为生产人民党的历史必然性;论证和揭示了生产人民党失败消亡的原因;并对生产人民党这一党派与政团的合作模式及历史作用提出启示,重作评价。     

华北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及原因

华北事变以后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进一步暴露 ,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中国社会政治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开始对日本的侵略实行有限的抗争 ,并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开始一些抗战的准备工作     

清末徽州塾师胡廷卿的乡居生活考察——以《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为中心

《祁门胡廷卿家用收支账簿》翔实地再现了一个晚清徽州塾师的生存实态.胡廷卿出身乡村书香门第,秉承家学,一生执教私塾.寓居塾馆之际,胡氏常为四邻排忧解难,且积极参与宗族事务管理.在《账簿》所涉的清末祁门塾师中家庭中,其治生之道仍未出传统的耕读模式.胡氏兼营茶叶种植和销售,其时农村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民间借贷融资活动异常兴盛.     

浅析"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国内的舆论动员--以《满州事变写真贴》为例的考察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其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也是其军国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策划这一阴谋并使其顺利付诸实施,日本侵略者蓄意歪曲事实,利用种种手段,欺骗民众,大肆制造侵华舆论,并使这种舆论成为当时武装日本国民的工具.     

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历史考察

口述历史是记述历史的方法之一,即通过当事人或者目击者对历史事件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是将记录历史、发掘历史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一种史学研究形式。人物的口述历史之所以更加引起大家的关注,是因为它对历史将产生重要影响,并可以使后人跟随口述者走进历史现实。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以张学良先生的自述为主体,比照历史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以往各种书籍与资料的谬误与不足。从主政东北直至西安事变,张学良爱国思想及其对日态度是不断变化的。通过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地透视张学良思想演变的原因与过程,进而客观地看待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