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传统文化对苗族农村儿童道德教育的影响——以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苗族古歌为例

随着社会的发展,贵州松桃苗族地区很多父母外出务工,不仅让这些地区的儿童缺少正常的家庭教育,同时也使得祖辈监护和学校教育对儿童道德教育的影响也逐渐削弱。影视、网络等媒体的深入,外出务工年轻人回村后生活方式、价值观的改变等又影响着儿童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观的形成。为了让苗族地区的儿童获得其成长所需的道德知识,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就要充分利用其生长的环境和孕育于其中的民族文化传统。以松桃苗族地区的苗族古歌为例,探寻古歌以及以此为依托的习俗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对儿童道德教育的影响。     

论贵州苗族古歌的当代生存形态——以雷山县西江苗寨古歌调查为个案

苗族古歌是苗族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一种综合的文化形式,具有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存在于贵州省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千户苗寨苗族古歌的当代生存形态进行多个层面的观照,从中反映其在当今时代的变迁状况。     

龙井寨“白龙会”仪式及文化人类学解析

"白龙会"是龙井寨村民祈求寨子安宁和庄稼丰收的一种祭祀仪式。在各个仪式部分中,村民通过祭祀牺牲给神灵献祭,通过念经人念经与神灵沟通,从而表达他们祈求寨子安宁、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白龙会"在春耕前和秋收前的农业生产关键阶段举行,体现了农业生产在龙井寨村民生活中历史以来的重要地位。     

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湘西苗族仙娘“跳仙”仪式解读

仙娘是湘西苗族当中能通鬼神的女性神职人员,由仙娘主持的仪式叫"跳仙"。"跳仙"是苗族人的一种鬼神崇拜、宗教信仰,带有浓郁的地域及民族特色,是一种重要的民俗现象。仙娘"跳仙"伴随着丰富的信息传递,是当地一种常见的民俗传播活动。仙娘"跳仙"具有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特点,信息载体多样,表演性浓厚,同时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族群意识和身份维系有重要作用。     

苗族村落社区中的消防预警机制研究——以黔东南苗族“扫寨”习俗调查为例

黔东南苗族村落长期以来都有通过举办"扫寨"这一消防预警机制来增强民众防火意识,避免火灾发生的习俗。"扫寨"习俗遵循一定的规则和禁忌,通过对"扫寨"过程的分析及相关事项的研究,认为"扫寨"这种苗族内生的消防预警机制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民众的防火意识,减少火灾发生,维护村寨安全等方面的作用,是当前农村消防基础设施落后情况下低成本实现农村社区平安、和谐的制度选择。     

苗族婚礼仪式中的“巴岱”身份考察

苗族"巴岱"作为神职人员参与到婚礼仪式中的记录与腊尔山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婚俗相符合,尽管在现当代的民族学调查中没有发现类似现象。究其原因乃在于上世纪频繁的政治运动及市场经济的冲击等导致苗族婚礼仪式中"巴岱"身份发生了变化。     

苗族架桥仪式场域中的互惠交换与社会流动——以贵州油捞苗族为例

互惠交换是苗族文化表征方式之一,其对人际关系网络的建构与重构发挥重要作用。基于贵州罗甸油捞苗族架桥仪式过程的考察,并以互惠交换为视角,分析苗族架桥仪式场域中的礼物交换行为以及人、神、自然之间所建立的互惠关系和互惠逻辑,同时探讨苗族架桥仪式文化对族群社会流动的影响。     

民族旅游的典范——贵州雷山郎德上寨研究述评

贵州雷山的郎德上寨在许多方面是乡村旅游的典范,它的经验和它的困惑同样引起学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对郎德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期望对研究郎德的学人能有一点参考价值。另外,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实体和基础,科学的发展正是范式的运动。笔者初入学界,经验、理论、见识实在尚浅,但愿意冒大不韪,在拙文的最后部分,尝试探讨乡村旅游研究的范式问题,以期学术前辈和学术大家的关注和参与。     

贵州苗族自由恋爱习俗“摇马郎”研究

"摇马郎"是苗族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一种习俗,清代及民国时期贵州地方文献记载颇多。"摇马郎"活动在时间、地点、人员、过程、行为、互助、回避及结果诸方面均应遵循相关规则。"摇马郎"习俗只是一种相对自由的婚恋活动,原因有三:其一是婚姻制度的限制;其二是双方家族的干预;其三是经济能力的困扰。贵州苗族青年男女参加的"摇马郎"活动,不仅是正常的社交和情感的渲泄,而且更是对包办婚姻的反叛,并藉此实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摇马郎"名称逐渐被"游方"所取代,这既有道义上的原因,也有语义方面的原因。     

民间仪式与国家在场——贵州苗族大乌烧村“鼓藏节”的人类学考察

民间仪式的展演有国家符号的参与和作用,进而成为规范与形塑的主要力量而存在.国家在场体现在对民间仪式的行政化和市场化的影响;民间仪式也通过对国家符号的应用使自身获得了某种复兴和生存合法性.民间仪式的国家视角,为探讨民间与国家、传统与现代化等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条解释路径.     

学校仪式的文化记忆功能及实现路径

文化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每个社会和时代都借助文化记忆的凝聚力维系身份认同。学校仪式是文化记忆的重要组织形式,它在存储文化传统、强化集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以及引导正确的文化行动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在现实情景中,学校仪式出现外表形式化、内容空泛化、价值导向媚俗化等问题,表明学校仪式的文化记忆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彰显学校仪式的文化记忆价值,遵循学校仪式的文化记忆逻辑,并对学校仪式进行动态重构至关重要。     

贵州南部“佯僙人”丧葬仪式的社会功能

文章以贵州南部"佯僙人"为个案,从"过度仪式"的三个阶段出发,认为"佯僙人"的丧葬仪式不仅反映出"佯僙人"的祖先崇拜观念,同时还具有生者情感安慰与精神寄托、争荣显贵、再构家族关系、整合村寨资源,稳固姻亲关系,增强族群认同,以及教化后代的社会功能。     

巴底土司官寨"嘉绒藏年"的仪式文化调查研究

丹巴县巴底土司官寨地处川西北高原,这里因高山峡谷的阻隔以及土司制度的统治,至今还保留了一些古老的文化现象.其中嘉绒藏年有着特殊的记岁方式和庆典仪礼,是当地甚为隆重的岁时节日.嘉绒藏年的仪式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符号系统,以祭祀为民除害的阿米各冬为主体,表达了人们与自身及他人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景,克服困难、乐观向上、健康高雅的生活态度,以及对神灵的崇敬,对当下生活的赞美,对日常规则的强化,可以让人在躁动中恢复平静,从而收获内心的平和.     

对“六寨苗”“跳花”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变迁的一点思考

“跳花”是西部苗族同胞一个比较传统的盛大节日。笔者主要以贵州黔西北“六寨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地区苗族同胞的跳花节进行描述,来探讨在现代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下,“六寨苗”“跳花”文化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变迁,以此来唤起大家对保护和传承民族特色文化的关注与重视。     

“石门坎现象”与苗族文化关系研究——从苗族文化特质角度探析石门坎现象产生的内在动因

＂石门坎现象＂是苗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在碰撞和交融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和一场速度惊人的宗教皈依运动。从苗族的语言文字、文化观念、原始宗教信仰等角度探析苗族文化在这场文化运动中的态势与功能,将为诠释＂石门坎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为全球化背景下苗族文化的未来发展和文化安全问题探明方向。     

苗族“鼓藏节”文化内涵及其传承保护路径——以贵州省榕江县高排村为例

"鼓藏节"是贵州黔东南苗族节日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有机组合。"鼓藏节"不仅作为一种既具有神圣性,又具有娱乐性功能的节日文化存在于苗族社区社会,而且它还是当地苗族族群认同和群落认同的重要判据。长期以来,"鼓藏节"对于苗族社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在现代化强势布控的今天,深入挖掘和研究苗族"鼓藏节"的文化内涵及功能,对于建构苗族和谐社区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

族群的核心符号体系以生死关怀为元话语,即"话语的话语";这种元话语典型地表现在作为人生过程重要组成部分的丧葬仪式中。苗族文化体系中的丧葬仪式深度反映人与神、生与死、先祖与后代之间的复杂关系。丧仪展演把苗族社会的灵魂观念和社会活动勾连起来;灵魂观念既为社会活动提供指导,自身也在这个社会活动中得到创造性的复制。文章拟通过对西江丧仪的展演过程、丧俗禁忌、符号象征等进行历时性分析,透视西江苗族社会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核心符号,同时也在器用上"与时俱进",实现了"原生论"与"工具论"的"二元和谐"。     

早期苗族“对歌”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从苗语与日语词的对应译释谈起

苗族的“游方”择偶习俗和古代日本的“游场”择偶习俗,都源于稻作农耕文化。如它们的名字所示,苗族和古代日本都重视“游”的要素,这是因为“游”带有男女两性结合的意思。而且,它们都重视“游”并非是一种巧合,这与由古苗越族群创造的稻作向日本列岛传播有关。古代日本“游场”（Utagakinoniha）一词的产生应该也受到了苗语“游方”（Yex Fangb）一词的影响。在创世神话中记载的始祖“游方”的故事,有助于为后世子孙提供行为依据和正确恋爱观的指导。     

“礼”“巫”文化视阈下土族纳顿仪式中的“庄稼其”乐舞研究

“庄稼其”乐舞是土族纳顿仪式中“面具舞”（傩戏）环节中的第一场,通过歌舞演的表演形式揭示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土族仪式乐舞中“礼”“巫”文化的互融现象。以土族“庄稼其”乐舞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仪式乐舞中“礼”“巫”文化的“异源同流”并交织产生出“礼”“巫”文化的多层叙事,不仅可以探索乐舞中“象”与“意”的美学观照,而且揭示了青海区域多民族共融共生的和合文化思想。特别是“庄稼其”乐舞中表现的“序”与“和”,“同与合”的文化叙事,体现了长幼尊卑的秩序观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