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时期颍川郡佛教述论

三国两晋时期是佛教传入中土的初期阶段,当时的佛教活动中心北方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南方则在建康,而邻近洛阳的颍川郡(主要集中在郡治许昌)也有数位高僧的驻锡和游锡.高僧的佛教活动对颍川郡乃至中原的佛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两晋时期,许昌几易胡汉政权之手,政局不稳严重阻碍了高僧硕德在该地区传法弘教,故对此时的佛教活跃程度不宜估计过高.     

两晋时期政府自然灾害救助措施略论

两晋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灾情严重,灾害救助成为必然。官方在备荒救荒过程中,非常重视仓库的建设,认识到水利工程建设的重要性,有时采取"禁酒令"来保证口粮的供应。地方官吏则采取了积极的预防和应对措施,一些良吏用私米赈济灾民。但是,这一时期的灾害救助存在时效性不强的弱点。     

略论两晋时期的鳏寡孤独救助

两晋时期,统治者往往在举行即位、改元、平寇、立皇太子、策封皇后等重大活动时救助鳏寡孤独这一群体。救助的物品主要有谷、帛、米、粟等,救助的方式主要是慰问、遣使调查、赈恤等。在民间,有识之士和僧人也关注着这一群体,在救助方式上有时呈现出互助性的特点。     

两晋时期的史注

两晋时期,读史和修史之风的兴盛、新材料的发现推动了史注的发展。史注逐渐摆脱了经注的羁绊,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同名史注的增多、集注的出现成为这一时期突出的特点。     

两晋十六国时期疫情浅析

两晋十六国时期 ,是我国古代疫病的一个高发阶段。本文通过对此时期疫情资料的整理排比 ,力图简要分析一下疫情频发的原因、各界的应对措施以及对社会的严重影响     

试论汉魏两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的文化贡献

汉魏两晋时期,颍川荀氏是当时重要的士族之一,其家族人才辈出,历经多世而不衰,他们在教育、谋略、哲学、音乐、史学等方面成绩突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通过探讨荀氏家族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来进一步了解其在汉魏两晋时期门阀大族中的影响以及在后世文化中重要的地位。     

两晋之际上巳诗歌初探

一、上巳节的起源与变迁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孔子对于曾皙所勾勒出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治国理想赞赏有加。曾皙所描绘的和乐美好图景表现的正是一幅古代上巳节的生动风俗画卷。     

两晋疫病及相关问题研究

两晋时期，疫病流行的范围广、频率高，其发生与水旱等自然灾害、战乱、环境、医疗水平等因素有关，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针对疫情，当时社会各阶层展开了自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用极其有限。两晋时期疫病发生与流行，也暴露出当时社会健康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     

唐五代时期对学子的优恤

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就唐五代时期对学子这一特殊群体的救助,分政府、地方官和民间三个层面进行了梳理探讨。唐五代时期政府通过完善学校教育体系、给馆学学生提供食宿及免学子课役等方式,对学子进行救恤。不少地方官在任职地方兴办学校,并资助举子应举的费用,从而实现对学子的优恤。民间对学子的救恤体现在民间个人的助学、佛道寺观的助学以及乡学、书院等私学的发展对学子的救恤方面。     

三国两晋财政体系演变初探

三国两晋财政收入以农业税收为主。曹魏在征收土地税时对屯田民和私有小农区别对待。东昊国有土地上的租佃劳动者不仅要交蚋劳动产品,而且要交纳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西晋政权通过占田法确立了小农私有土地的_产权,因而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征收土地税,其按户征收的主旨以及以绢和绵为征收内容,均沿袭曹魏成例。东晋赋税征收逐渐不再以户而是以田亩与人丁为单位。官员俸禄为三国两晋财政支出之大宗。东吴以奉邑制作为俸禄方式,而西晋以实物形式发放。东晋时期以田代禄倡议不绝,而送故成为官员弥补俸禄不足的合法手段。东晋由于皇权式微,中央与地方财政呈现分立局面。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社会救济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社会救济类型与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吏民救济、宗族救济、宗教救济等,其主要特征是:宗族、地方官吏与社会互助组织是民间救济的主体;宗教组织的社会救济带有浓重的神秘性与宗教性;民间救济以物质救济为主,精神救济为次.民间社会救济在整个社会救济体系中的地位相当突出,是社会救济的主体,显示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而国家救济仅在灾荒特殊时期才显示出强大的人力、财力、物力与组织优势.     

论两晋自然灾害与信仰意识

两晋时期,自然灾害频发,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佛教、道教人士凭依宗教信仰,民众也借助鬼巫信仰,比较积极地从事减灾救灾活动。因此,信仰意识不仅对抵御自然灾害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对两晋社会的民众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演变的考察

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的演变问题向为人们所关注。依据考古材料和献史料对此进行分析，可知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犁的构成和铁的材质都基本相似，因而以二犁的差异去说明两个时期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演变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无法令人信服。     

魏晋南北朝时期荒政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各政权除采取重农防灾政策外，还实施了诸如除害灭灾、蠲免、赈济、调粟、养恤、节约等具体的救荒措施，这对恢复灾后社会生产能力、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保障社会安定和百姓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     

魏晋上计制度探讨

上计制度在魏晋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着考课地方官员的作用。从上计吏之选派、上计之内容、上计与考课之关系以及上计之主管部门等方面来考察,可看出魏晋时期的上计制度与两汉有相承关系。马端临所云魏晋“州郡无上计事”是值得商榷的。     

东晋南朝庐江何氏与皇室之婚媾及其仕宦考述

庐江何氏本为魏晋之际兴起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成为门阀社会"高胄"、"荫华"的显赫门第,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兴盛局面。究其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关键在于其家族之婚姻与仕宦。就其婚姻而言,自东晋至宋、齐,何氏家族相继与诸皇族联姻,成为士族社会中的外戚世家。这使得何氏家族长期获得皇权的护佑。此外,作为高门士族代表,何氏家族虽不乏风雅名士,但各时期其家族都有致力事功的政治人物,如东晋之何充、刘宋之何尚之、萧梁之何敬容等,从而确立起其家族的政治地位。     

论魏晋士人的情感生活

魏晋士人追求超越名教、回归自我，也就必然越礼而任情，因而成为一个多情的人群。魏晋士人丰富的感情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形成了以“重情”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模式。     

魏晋“羽毛”语义场探微

"羽毛"是语言中最核心的词之一,在斯瓦迪士(M.Swadesh)的《百词表》中居第36位(feather),考查魏晋传世文献,研究魏晋时期"羽毛"语义场的构成、使用及演变情况。魏晋"羽毛"语义场共有5个成员:羽、毛、翮、翰、翎,代表词为"羽"。     

魏晋至隋唐时期几个佛教故事的历史化

魏晋至隋唐正史中的很多记载往往源于佛经中的虚构故事,这些故事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被本土化之后,载入这一时期的正史。论文举出一些个案,如王戎识果、陶母剪发待宾、武后驯马等著名的史实都不是他们本人的行为,很可能是本人或记录者对佛教故事的转述或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