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

漕运连接着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区域,其线路方向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汉唐期间,漕运为东西方向,由东至西;唐宋期间,漕运转变为东南、西北方向,由东南而西北;元明清三朝,漕运进一步转变为南北方向,由南至北。漕运方向的不断变化,意味着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在空间上的地域关系的变动,总体趋势是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区域分立北南,南粮大量北运。这一变局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漕运作为实物赋税的运输形式持续存在,始终成为政治中心紧扣、牵绊经济发达之区的绳索,另一方面,由于漕运长距离运输的空间特点,各王朝意识到漕运除了供食京师之外尚可发挥其调控与制衡社会的功能,于是漕运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社会赈济、救助等领域。此外,漕运客观上引发了区域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动,促生了运河经济带的产生,这个经济带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功能及其辐射意义巨大。漕运线路变动的背后还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统一王朝为什么始终选择内河,其价值取向与内在理念何在的问题。     

运河与中国政治中心的变迁

运河与政治中心的区域转移及国运盛衰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运河通过漕运将国都与经济中心连接起来,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其各种物资需求,保障经济安全,使中央政府无后顾之忧,从而有效地发挥其对内对外的各种职能;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有运河及其漕运的坚强保障,国都的选择、确定和变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经济条件的限制,从而在最为有利于实施政治统治的地域进行。同时,政治中心的流转迁移也直接影响着运河的分布、走向及其发展态势。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变迁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北宋以前政治中心主要在关中地区,其变动的轨迹是大致沿着今西安——洛阳——开封这一轴线作由西向东的运动,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东西关系。南宋以来政治中心主要在华北平原北部的北京,其变动的轨迹大致是由今杭州——南京——北京这一纵线作南北向的运动,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这种空间转移过程和国力国运的发展态势大体上保持一致。     

古城临清的运河城市特征研究

流动的运河往往在重要空间节点形成地位较高的运河城市,位于卫河和会通河交会之处的临清就是因运而兴的城市,这就决定了运河城市的职能多以漕运、商贸为主,兼具政治,乃是军事功能。除此之外,往往形成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运河城市亦是文化名城。临清先有仓后建城,城市规模的扩大也是城市职能不断强大,其战略地位不断提升的结果。     

明清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河北泊头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是中国运河漕运发展的最高峰,在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在沿运一线出现了诸多像天津、临清、聊城、济宁、淮安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商贸城市,其中河北泊头虽仅为镇建置,但却是河政中心、漕运码头、商业基地,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均带有贯通南北的运河特色,深刻凸显了明清漕运对运河区域社会的影响.     

大运河常州段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

常州段运河处于江南运河北段,一直为漕运乃至军事史上的重要航道。为解决北段地势高仰造成的水源不足问题,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运河整治,或疏浚旧河,或开凿新道,或建堰埭、置水闸等,由此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运河文化遗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常州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运河沿岸的文化遗存不断遭到侵蚀、破坏,以至消失殆尽。本文通过广泛了解、认识与评估这一现象,旨在思考保护与研究运河文化遗产的措施与方法,并为今后进一步挖掘与充分利用运河遗产提供有益的意见与建议。     

论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漕运是封建王朝政治活动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以政治中心为转移,以满足都城物资需求为目标,以连接都城与漕粮产地的水路为载体;同时漕运又是一种经济活动,它的发展又受经济活动规律和运河发展状况等因素的制约。根据王朝都城的位置变迁、漕粮主要来源地的变化以及运河网络的发展,可将中国古代漕运系统的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以长安为中心、以“关东之漕”为内容的发生阶段;以洛阳为中心、以“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的转折为内容的蓬勃发展阶段;以汴京为中心、以“江淮之漕”为内容的繁荣发展阶段;以北京为中心、以“江南之漕”为内容的高度发展与终结阶段。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发生、发展、繁荣和终结的全过程。     

先秦秦汉漕运史研究概观

先秦秦汉漕运史研究在古代漕运史研究中具有突出地位,研究成果繁富。就现有成果来看,漕运的开创问题尚存分歧,而漕运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比较深入,漕运与政治军事、漕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仍存薄弱的课题点。漕运工程沿革研究在早期运河史上仍然存在着争议,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仍需努力探索。     

明清直隶运河城市的历史变迁——以景州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直隶景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属漕运码头、商业重地、河工枢纽,其由明代与清初的直隶州降为散州,既体现了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迁,也是国家漕运政策、地域社会冲突、自然环境恶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景州作为运河城市在明清五百余年的风云变幻,充分显示了交通因素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也反映了运河对城乡的辐射作用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大运河漕运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漕运起源于先秦时代,自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南至余杭,北达涿郡的长达5000余里的水上运输线,从而使古代漕运跃进到一个新阶段:至元明清时候又通过山东将运道拉直,成为一个新的运河系统、一条名符其实的“漕运”。这条贯穿南北五大水系的大运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古及今,无不对此充满赞誉和自豪:“世界最早的伟大工程;”“运河史上无与伦比的创举”;“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东方巨龙”……但是,如果我们把大运河漕运放在传统中国社会环境中用发展的眼光作以综合性考察,便会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尽管大运河在统一多民族的封建集权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及促进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诸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与世界上著名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经济运河”不同,具有纯政治意义,不妨称作“政治运河”,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从而对传统社会的发展具有严重的阻碍作用。尤其是明清时期,它如同一条动脉大血管不断给行将就本的封建肌体输送营养,使其延年益寿、日趋僵化而迟滞不前,因此,不可不认为大运河漕运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对隋唐以降的大运河漕运作一宏观审视,从政治结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生产关系诸方面探索它对传统社会的消极影响,揭示其对封建社会发展的凝化与延缓作用。乖谬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中晚唐漕运史略

漕运,本意指水道运输,后专指从水道解往京师的税粮运输,就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主要是官粮)的一种专业运输。在我国封建史上,漕运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唐代,它关系到唐王朝的昌盛或衰败,很受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看做是国家的一项国策。运河是漕运的主干。唐代并没有像隋代那样大规模地开凿南北大运河,主要是利用隋代遗留下来的运河而加以疏浚整理,以及开凿并不太长的新运河(如三门运渠等)。但是唐代漕运却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兴盛发达的历史时期,开创了我国漕运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为     

京杭大运河淮安段的历史与现状

运河淮安段是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运河申遗的大背景下,有必要重新梳理和评估相关的文化遗存。历史上的淮阴即今天的淮安与运河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境内有丰富的文化遗存。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相关的文化遗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保护,以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偏差。     

体大思精 考辨翔实——读张强教授《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

张强教授新著《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是一部用时20年之久才完成的鸿篇巨制。全书体制完备,内容丰富,体大思精,考辨翔实,具有很强的学术创新性,是运河与漕运研究方面的里程碑式著作。     

明清时期漕运对徐州地方文化影响探析

徐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流经的重要地区,漕运对徐州的地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漕运的畅通促进了明清小说和地方戏曲的传播,明清时期徐州兴盛的科举教育、繁荣的建筑文化和商业文化也都与便利的漕运密切相关。明清时期漕运对徐州地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推动了徐州运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清代漕运行程中重大问题：漕限、江程、土宜

漕运行程是整个漕事活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朝廷着力最大、耗时最长、费资最多的环节,而清代漕运行程中的漕限、水程、土宜诸问题集中地反映清代漕运中的重大问题,即秩序、成本以及漕运与社会的交涉。清廷对于漕运各个环节的期限都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并制定了一系列配套规制,漕限不仅维持漕船的有序行进与漕粮抵京,更重要的是保证每年周而复始的漕运秩序,秩序之于王朝的意义在漕运事务中体现无遗;清代漕运无论是江程抑或河程,“险隘处所”在在皆有,由此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漕运的高成本,集权政治具有强大的资源调配效能,但是其所造成的社会性消耗也是巨大的;而漕船附载“土宜”意在解决漕运人员的生计问题,但客观上引发了漕运人员沿途的商业贸易活动,并将漕运活动推入长江中下游尤其是运河一线的商业链条中,成为沟通南北物质交流的重要渠道。在社会变迁中,国家事务必然与社会发生深度的交涉与互动。     

中国历代核心区的迁移及发展趋势

本文从政治地理学概念出发,对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的形成与迁移过程作了系统分析。认为中国的核心区从早期的长安型到后期的北京型,再到近现代的南京—上海型,经历了一个时空大转移。中国的核心区首先强调的是与政治中心的吻合,同时借助于强大的中央集权,通过漕运的形式,将政治区与经济区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核心区从早期的多核心,经中期的单一核心,发展到近现代的多核心并存;北京、南京—上海、广州,可能成为当代的核心区中心所在。     

明清枣庄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变迁

万历年间泇河开通以后,枣庄逐渐成为明清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由于漕运所带来的物流、人流、商品流在枣庄的聚集,不仅刺激了本土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枣庄区域社会呈现出广收博览、融汇贯通、丰富多彩的特色。     

略论秦汉时代的运河和漕运

运河的开凿、疏浚,和漕运是秦汉时代的重要国策,因为它们关系到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兴衰隆替,所以秦汉朝廷都重视运河的整理和开凿,以利于漕运而养关中。本文论述了秦汉两代对运河的整理、开凿和作用。     

运河与两宋国计论略

两宋立国均仰赖运河。北宋定都无险可守之汴京，实迁就于运河漕运之便利，依靠运河维持“强干弱枝”立国之势。运河、尤其是汴河，漕运东南粮米、钱帛，不仅供养京师上百万官兵士庶，而且兼顾边防和灾区所需。河漕运之阻滞，是北宋亡国的重要原因。南宋将行都定于临安，运河也是重要条件。江南运河对各地财赋之转输、政令布达之通畅，以及沿岸地区之繁荣，成为南宋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而浙东运河又成为对外贸易获取商税的重要通道。另外，盐税在两宋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而运河又在食盐运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简析清代后期漕运制度的变化对直、鲁两省沿河地区社会的影响

清代后期，漕运制度伴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渐解体，从改制到最后废止。它对当时华北地区（主要是直、鲁两省）运河沿岸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产生巨大了的影响，拟对漕运制度的改制、废止的原因，过程及影响进行扼要的分析和评述。     

运河学研究历史成果的新高度

<正>张强教授是运河学研究的首倡者,21世纪以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成果,历经多年耕耘,其新著《中国运河与漕运研究》^[1](以下简称《运河研究》)终于面世。《运河研究》一书共五卷,洋洋270余万字,集众家之大成,第一次全景式地将中国古代运河史铺展开来,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思想启蒙等角度综论其影响,兼顾大局观瞻与细部雕琢,对新时代运河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中国运河史是一个大题目,而大题目的展开离不开精妙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