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刑法第269条的立法完善

由于刑法第269条立法上不严谨,导致司法实践中人们对该条文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容易发生或枉或纵的现象.为此,对刑法第269条进行完善,应以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为基础,并兼容一般违法但情节严重的情况.     

刑法第388条之一罪名探讨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分则第388奈后增加一奈作为第388条之一,将特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收受财物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该罪的罪名确定问题颇具争议。对此,学者们提出的几种罪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界定不明的缺点,无法明确地将本罪与相似罪名区别开来,在一定程度上有混淆的成分。鉴于该罪具备利用影响力进行交易这一特征,将其命名为“利用影响力交易罪”最能体现其本质,也与国际公约相契合,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论刑法第13条中的定量分析

第13条但书作为定量分析的重要载体，虽然在理论界倍受指责，但它并非是我国刑法的独创，而是中外刑法中的共性。同时，在我国有着浓厚的文化渊源，符合质量互变规律和辨证逻辑，填补了我国刑法理论界价值分析的不足，故刑法第13条中的定量分析实属必要，无可厚非，在当前宜存不宜废。     

中外刑法惩治职务犯罪立法之比较

职务犯罪的日益严重，已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共同难题，为了惩治和预防该类犯罪，各国刑法都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措施，通过中外刑法在职务犯罪主体、职务犯罪的种类和职务犯罪的惩罚措施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立法比较，可以取长补短，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律师伪证罪:实体与程序的双向思考--对刑法306条的理论探索

针对目前刑事辩护律师遭遇冤案的高发性和国内对刑法306条废除的呼声，文章从刑事实体法基本原理的角度并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多角度研讨刑法306条即“律师伪证罪”，提出应缩小犯罪主体、降低处罚程度、废除“引诱”所涉罪状。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中“保障人权、控辩平衡”的基本原理，建议在刑事诉讼中引进司法审查制度，刨设“辩护人非暴力犯罪”的强制措施豁免权制度。以期达到既避免律师冤案又能提高刑事辩护律师办案的积极性。     

如何适用《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

文章以犯罪构成理论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进行了全面诠释,尤其是对于“情节严重”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新的司法解释与旧白勺司法解释的冲突部分以及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问题进行了重点论述,具有较强的司法实践性。     

论刑法第202条对抗税罪规定的得与失

刑法对于抗税罪的规定，经过多次演变，已日臻成熟。但是，现行规定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对暴力抗税，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处理以及对单位主体的规定等，都需要加以进一步完善。     

刑法立法拟制研究

刑法立法拟制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拟制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赋予原事实以相同法律后果的立法方式,刑法立法拟制满足了拟制规范的形式合理性。然而,这种决断性虚构仍难免虚置原犯罪构成、违背实质的罪刑法定、强调社会保护等有违实质正义缺陷。比较研究表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立法拟制类别及拟制条款过多,有损刑法的严谨性与权威性。应在尽量保持刑法稳定的前提下,根据拟制的要素内容的不同,对我国现行刑法立法拟制进行折衷的限制论视角下的发展理路拓清。     

论我国刑法修正模式之选择

单行刑法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自身的先天不足逃脱不了退出立法舞台的命运。同样,附属刑法也存在自身的不足,可以适度保持其宣示式模式。最后,历史选择了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以其无法比拟的优势独领风骚。多数否定或质疑刑法修正案模式的观点均不能令人信服,刑法修正案可以成为我国当今及未来刑法修正的主要模式。     

积极的刑法立法及其边界

晚近20年来,犯罪化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积极的刑法立法观在我国确立。这主要表现在我国不断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以及加重了某些罪名的法定刑两个方面。社会现实不断发展,司法权和立法权配置失衡是我国采取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主要原因。积极的刑法立法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但是,对积极的刑法立法应当有所限制,使其处于一定的边界之内。这要求刑事立法应当理性对待民意,对行使宪法权利的行为入罪应当慎重,加强对风险的预测与评估。     

浅谈对刑法第269要的立法完善

由于刑法第269条立法上不严谨，导致司法实践中人们对该条文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容易发生或枉或纵的现象，为此，对刑法第269条进行完善，应以构成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为基础，并兼容一般违法但情节严重的情况。     

略论新刑法之不足

1997年3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比197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更加系统和科学,但其中也存在着某些不足,这些不足影响了整部刑法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给司法活动带来不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法制建设进程。本文从类推制度废除、“口袋罪”的分解、概念不清、自相矛盾、法条设计不当、渎职犯罪主体的变更、法定刑畸轻畸重、用词包容性太小几个方面阐述刑法的不足。     

刑法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之协调——刑法解释权配置的反思与重构

刑法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离不开刑法的解释。目前,刑法解释主体的多样化带来了诸多矛盾：刑法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存在失谐,司法解释内部存在冲突。本文在考察我国刑法解释权的现状,对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解释权进行尝试性的重构,以期促进刑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协调,实现刑法解释权的合理配置有所助益。     

刑法第196条之“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司法认定

信用卡诈骗罪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充他人身份、利用信用卡在特约商户消费和银行营业柜台、自动取款机上取款、转帐的行为,被冒用的信用卡既可以是他人合法有效的卡,也可以是他人伪造、骗领或作废的卡。在司法实践中,一般将冒用捡拾的他人信用卡、冒用代他人保管的信用卡、通过网上银行和电话银行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等六种行为方式认定为刑法第196条第1款第3项的“冒用他人信用卡”,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     

我国刑法第204条第2款立法评说

我国刑法第204条第2款的规定立法本意有误,违背了犯罪构成理论,混淆了偷税罪与骗取出口退轭罪的界限,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违背了禁止分割评价的定罪原则,违背了罪数理论,是立法随意的表现。文章认为,此款规定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应予删除。     

经济刑法立法模式选择与完善——以附属刑法为视角

如何完善经济刑法立法,是时下刑法学界不断探寻的重要命题,其中,经济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也是学界争议的焦点。经济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固然考虑经济犯罪的特质,但是,也不能脱离一国法律文化与现实状况。因此,采用刑法典统摄经济刑法规范以及在附属刑法中作提示性的规定的立法模式,是符合我国经济立法的发展规律的。当然,我国经济刑法立法模式有进一步完善之处,如刑法修正案立法形式与内容完善、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衔接与协调等。     

论环境刑法立法的完善

环境危机是一种特殊的发展危机,是一种必须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全球性危机。立法上的一系列的缺陷使得我们的刑罚无力应对环境犯罪的惩治,从而不能有效地发挥其最后一道屏障的作用。我们在立法制度上,应当采用集中立法和分散立法相结合的方案,对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做出修改,规定生态犯罪的危险犯,加大刑罚处罚力度,实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     

我国刑法第10条之检讨

我国刑法第10条对外国刑事判决消极承认的规定，一则不符合国家主权权利部分让渡的当代国际法发展趋势；二则不利于充分保障刑事被告人的权利；三则与我国即将批准的人权公约内容以及我国正在开展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实践相矛盾；四则造成了累犯司法认定上不必要的争论与困惑；五则未能迎合对外国刑事判决效力由完全否认至消极承认再至积极承认的世界立法潮流。应修改刑法第10条，有条件地积极承认外国刑事判决。     

论刑法修正案中的若干立法原则

近期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对于现行<刑法>若干条款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一些新的犯罪名称和种类,同时也删除了一些条款.<刑法>修正案的制定充分反映出我国司法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过程中立法原则的调整和完善,其体现出的若干原则可以作为研究未来我国法律制度发展方向的有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