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命运之探源——从孔子和墨子的“天人观”分析

儒家和墨家是先秦两大显学,但是汉代以后．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而以墨子思想为代表的墨家思想却成了“绝学”。此种现象从二者的“天人观”分析看,孔子的畏命、知命思想既为统治者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又给予平民百姓精神上的安慰：而墨子的“天志”、“非命”思想却既没有让统治集团满意．又不能为人民大众提供宗教信仰。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对当代生命教育的价值引领及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众多深邃的生命智慧。从伦理学的角度,儒家重视生命,认为生死由命,注重人生命的社会价值;道家从“道”的视角认识生命,认为生死自然,重其“生”之个体价值;墨家则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待生命,反对“宿命论”,提倡“非命观”。这些思想对当代生命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学生更加关爱生命、珍惜生命,树立积极健康的生命观。     

评先秦哲学中的命运观

如何对待命运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人生智慧问题，命运观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的重要思想。大约从孔子开始，命或天命问题就与人生哲学结合在一起了。在先秦哲学中，形成了以儒家的知命观、道家的安命观、墨家的非命观为代表的三种典型的命运观。先秦哲人对待命运态度基本上是理性的，强调人应在命运面前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是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主流。     

乐天知命故不忧——论中国文化中的“命”

“尽人事,听天命”、“乐天知命故不忧”是中华文化的智慧箴言,涵育中国人达观、睿智、不怨天、不尤人的平和心态。由此衍生出的“知命”、“畏命”、“正命”、“非命”、“认命”、“制命”和“造命”等观念,无疑是中国文化极富魅力的哲学命题和为人处世的人生指南。     

柳宗元“观游为政”的思想的探析

柳宗元在《零陵三亭记》中提出了“观游为政”的思想。本文对其提出这一思想的思想根源和现实环境作了深入探析,认为柳宗元奉行的儒家政治思想体系中的仁政思想,是他提出“观游为政”思想的思想基础;被贬永州,身为罪囚不能过问政事,是他提出“观游为政”思想的独特的现实环境。“观游为政”的思想体现了柳宗元对解决民生问题的终极关怀。     

“以德治国”是对儒家“德治”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包含有丰富的治国之道，其主题是“德治”和“仁政”，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高瞻远嘱，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新型的“德治”观。这是在我党实施依法治国取得重大成效的基础上，治国思想的又一重大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周书》三《训》人性观考论

三《训》人性观在继承儒家性自“命”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人性为“丑”．主张性有“好恶”。其人性观属于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性恶论。三《训》还认为通过“因”性施教、“因”性分次等方法,可以解决性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     

在宿命与立命之间——李绂对晚明清初命运观的调和

为调和当时思想界宿命与立命的紧张关系,李绂提出了“有定之命”和“无定之命”的概念.而要理解其背后的思想史状况,必须将其放到三个脉络中进行考察:其一,李绂的生命历程(生命史);其二,清初陆王思想的系统梳理(思想史);其三,晚明清初的善书运动(社会史).李绂提出的调和式命运观,既解决了儒家命运观的紧张,也为明清善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助力.     

苏修为“虱”辩护说明了甚么?

最近,勃列日(氵日工)夫叛徒集团,正在表演着“尊儒反法”的丑剧。他们乞求于古代的亡灵,猖狂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攻,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勃列日(氵日工)夫的御用文人们,特别为二千年前被商鞅列为应该消灭的“六虱”,鸣冤叫屈。他们叫嚷着：要批判儒家,就必须“证明商鞅关于虱的思想的进步性”;他们叫嚷着：批判儒家是为了“给商鞅关于虱的思想和秦始皇对他的思想政治敌手儒家的镇压作辩护”;他们叫嚷着：“商鞅说‘无六虱必强’。”这就是“赞扬战争”,“加重刑罚”;这就是“法家的反人道性”。……等等。     

政治儒学：“百家言”抑或“王官学”

在港台新儒家所提出的“儒家三期说”背景下,李泽厚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儒家发展四期说”。蒋庆继承了李泽厚对于汉代儒学的评价,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兴“春秋公羊学”,一方面批评宋明理学与港台新儒家的“心性儒学”传统,另一方面批判当代自由民主制度,提出“政治儒学”的主张。本文通过分析蒋庆由“公羊学”向“政治儒学”的思想脉络,分析“政治儒学”内涵的“百家言”向“王官学”的转化困境。     

陆贾“怀道者”辨

陆贾是西汉初地主阶级政论家、思想家。他将儒家“仁”“礼”上升为“天道”的内涵,最高道德本体,提出恃“天道”而处世事的“怀道者”范畴。将“怀道者”分为君、贤二类,强调威权与仁义结合的“圣”“君”合一思想,为西汉君主专制作合法性论证。同时,陆贾又通过对“怀道者”与“避世者”的区别,批判了当时的神仙方术之士不理世事、不济国艰的道家之徒,突出表现了他的新儒家治世思想。     

孔子“游艺”观与高校素质教育阐微

孔子“游艺”观是我国古代素质教育的重要思想.该思想较为系统地从教育理念、方式、目标等方面反映了儒家德育思想的基本内核,蕴意深远,对当代高校素质教育的建设与开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章太炎“群学”观的基本特征

章太炎“群学”观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新个体主义”,即对儒家传统群体主义思想束缚的突破与对西方“公理群体主义”压迫的反抗的结合。章太炎“群学”观既抵制和消解东西方群体主义思想权威,又力求维持“群”与“独”的对立统一与平衡协调的关系。     

“死亡”与“复兴”——评列文森与杜维明的儒家传统文化观

列文森站在非历史主义史观的基础上,认为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存在的依据,并运用“博物馆”这一著名的比喻,借以说明儒家传统的死亡.杜维明以复兴儒家传统文化为己任,对儒家思想进行一种现代诠释和阐发的工作,力图复兴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并使之走向世界,但他的儒家传统文化观却是唯心主义的.在对两种儒家传统文化观分析和批判的同时,指出对待儒家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关于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

墨子"非儒"与孟子"辟墨"是先秦思想史上重要的学术公案。学者大多注意到了儒墨相互否定与排拒的一面,但对在批评中接受对方的另一面则关注较少。事实上,墨子学于儒家,所以"非儒"才能切中要害。墨子若学儒不深,则其非儒则无力,影响也难以超越儒家。孟子的"辟墨"更是如此。他要首先深入墨家思想,然后才能作出深刻的批判。他接受了墨家的天的至善性,把天与人贯通起来,否定了其外在的宗教意义;他批评墨子的兼爱是"无父",指出其实质是把亲人当路人,击中了墨家兼爱思想的要害,大大丰富了仁爱思想的内涵;他在对抗墨子的"非乐"思想中,大力倡导"与民同乐",使"乐"成为君民共享的社会财富;他在批判墨子"非命"思想的同时,以"浩然之气"的大丈夫风范,积极倡行儒家学说,并以"与时俱变"的姿态超越了墨子。孟子的辟墨表现出否定和接受、排拒和融合、对抗和超越相统一的特征。结果,墨学精华尽入于儒;此后,墨家再无反击之力。     

“时”义解析及阴阳、道、儒相关思想之比较

“时”作为一个特殊时间概念,其产生与阴阳家关系密切,在道家它也成为一个重要概念。在这两家思想中,“时”本具浓厚的自然命定论色彩。儒家接受了“时”概念,但努力排除其命定论因素,强调人的主体能动精神,以彰显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道德理性,从而形成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自强不息的积极人格自觉。     

庄子的“以道观物”与黑格尔的“批判主观思想”

庄子和黑格尔生活的时期相差近两千年,生活的国家相距几千公里,接受的哲学思想截然不同,但是他们两者在反对“以我观物”和对主观思想的批判这些观点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度训》《命训》《常训》的“中”思想

“训”文体的内容从《尚书》确立时起，至《度训》《命训》《常训》成书存在一个演变过程。《度训》《命训》《常训》是政治思想家基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为统治者提供施政治民之策的需要而作，是中华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同时，《度训》《命训》《常训》中蕴含丰富的“中”思想，其中为政者治国安民时所坚持的适度原则，则深刻体现儒家的中庸之道。因而，研究《度训》《命训》《常训》“训”的内容，以及体现儒家政治伦理的“中”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礼治秩序”建构视阈下的先秦儒家礼教思想价值

先秦儒家“以礼为教”以“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治国、以礼平天下”为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价值导向,达到了化成人性、化成天下的目标.对于先秦儒家礼教思想的理性思考和重新阐释,既可为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教育理论提供新视角,也可为建构当代中国社会“礼治秩序”模式提供可借鉴的路径选择.     

《文心雕龙》“道”之探微

刘勰对“道”的阐释 ,贯穿了他的儒家经学思想 ,把玄学的援道入儒、以道为体、以儒为用的儒道合一思想 ,表现在了他的文艺本质观中。哲理性的自然之道具体化为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 ,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成为普遍规律的道的体现 ,这样既昭示了刘勰注重圣人教化的“明道”文艺思想 ,同时也自然地把老庄之道与儒家之道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