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中“有专门知识的人”制度研究

"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帮助法官查明事实真相,是各国普遍的做法。我国刑事诉讼法亦特别对"有专门知识的人"如何参与刑事诉讼作出了规定。然而,由于规定的粗糙与缺乏可操作性,引发了司法实务中的许多问题,例如"有专门知识的人"的主体定位混乱、其意见的证据属性的不确定以及相关质证程序的虚设等。结合本土案例资源、中美相关问题的理论学说,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应当包含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其所提供的材料应当被视为一种质证意见,相关质证程序亦应进行相应完善。     

论刑事被告人的质证权

我国的质证制度在立法规定、操作规程、实施保障等方面存在缺陷,致使质证权落空。应在我国宪法中增设质证权条款并完善相关刑事诉讼配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问题,保障刑事被告人质证权的突现。     

刑事证据当庭认定的法理学思考

刑事证据的认定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对刑事诉讼的结果和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认为合议庭在法庭上只有对满足了一定条件的刑事证据才可以当庭认证，对未满足一定条件的就不能予以当庭认证；对于不能当庭认证但不需要调查的证据由合议庭在庭下合议后进行认定，对于不能当庭认证且需要调查的证据在经过调查后在重新开庭中，经过举证、质证后再认定。     

浅述我国刑事证人证言当庭质证规则的对策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当庭质证制度,由于证人不出庭的现状大量存在已经严重影响了诉讼的公正性,妨碍了刑事诉讼任务的实现。为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本真,实现公正诉讼,笔者认为这就需要借鉴英美法系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从而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     

对抗制下证人程序角色的解读

文章选择了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人概念进行比较这一切入点,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对抗制诉讼模式下证人的程序角色,既探讨了证人作为法庭信息来源的传统角色,又论说了证人在对抗制下成为控辩双方进行争斗的有力工具的这样一种特殊角色.其价值在于,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美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所采用的交叉询问的质证方式,恰恰是证人所扮演的程序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刑事程序的质证方式.     

浅论刑事辩护中的法医学鉴定

法医学鉴定结论在刑事定案过程中往往成为焦点,在刑事诉讼中通过律师对法医学鉴定进行质证,能充分显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论被告人质证权的保障

质证权是法律赋予刑事被告人的重要的诉讼权利之一。被告人质证权的行使过程也就是法庭对证据进行查证以便确定其是否属实的过程。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是直接关系到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的重要因素。要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必须做到:一、正确理解和掌握法庭调查阶段审问被告人的审理内涵。二、对于可能作为定案根据的物证,法庭必须向被告人出示,并且让他辨认。三、法庭调查必须重视贯彻言词原则。     

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探析

本文从六个方面论述刑事案件证据发生矛盾时，侦查机关承办人员应代表本机关作为证人和责任义务人到庭接受质证询问的观点。指出其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以达到推动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完善的目的。     

我国推进刑事侦查程序法治化必要性探析

"虽然按照大陆法系国家的直接言词原则,以及英美法系国家的传闻证据规划,法庭审判必须以当庭出示和审查核实判;没有侦查,庭审中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就没有证据作支撑,因而侦查程序中收集的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运行的事实基础."     

从诉辩交易制度看刑事当事人的处分权

本文以“诉辩交易第一案”引发的问题为立足点，对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定诉讼标的处分权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在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下，应当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定的诉讼标地处分权，同时，对于这种处分权的行使应当以一定的对价为前提，从而真正确立犯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诉讼主体地位。     

质证若干问题之管见

质证是审判方式改革后法庭审理的重要内容 ,对于保障当事人权益 ,维护诉讼公正 ,促进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走向科学化、民主化有重要意义。质证程序的建立和完善需要从质证的主体、对象、程序模式的选择以及操作程序的建构等方面着手     

非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适用--以涉嫌贪污贿赂的逃匿者为例

涉嫌贪污贿赂的被追诉人逃匿时,可以对其适用没收程序。但在启动方面,存在逃匿时间限制,并且需要依附检察机关申请。在审理方式上,在质证和公开审理方面存在公正性质疑。对于归案的逃匿者,需要分情况进行繁简程度不一的程序衔接。为加大反腐力度,可以取消逃匿时间限制,在此基础上改革程序衔接;设立推定制度以顺应缺席审的庭审方式;完善权利救济机制,对于是否启动没收程序、是否公开审理进行程序异议。     

对我国《民法典》中诉讼时效制度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了我国一般诉讼时效为三年,最长诉讼时效为二十年。该制度的设立源于对多种价值的考量,但却似乎更加倾向于保护义务人的利益,对权利人的权利则进行了限制。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道德属性,人们更加认可“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理念,由此引发对于我国诉讼时效制度的思考,该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否能够实现,是否能够平衡债务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出该制度的作用,是当前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论行政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问题

基于我国立法上的二元违法制裁体系,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行政执法证据在达到一定的标准后,可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但是,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对可转化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规定得不一致,审查能否作为刑事证据的标准不清晰,势必会影响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因此,应根据各种证据种类的特点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对可以转化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行政执法证据种类及情形予以统一明确化;审查行政执法证据的收集主体、程序、种类以及是否属于刑事非法证据等,认定其是否具有作为刑事证据的资格.     

论辩诉交易在我国的适用性

辩诉交易源于美国刑事诉讼程序.并普遍适用发展于外国,但在中国可否适用,法学界和司法界人员看法多有歧见.有的认为中国现行刑事诉讼程序的简易程序也不是多么简易,可以引用辩论交易程序代替:也有的认为我国法律制度的目标正义为首,效率其次,若引用辩论交易会有损公正,破坏司法威严.作为一项在美国亦存在重大争议的诉讼制度,辩诉交易是否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法的价值观,并具备移植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现实可能性,本文提出了看法.     

在我国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的若干问题探讨

直接、言词原则成为现代法制社会刑事诉讼中通行的原则,主要是因其在保障法庭审理的对抗性的同时,既能体现诉讼程序的合理性又能保障案件事实真相之发现.我国修改后的刑诉法确立了具有明显对抗色彩的“抗辩式”庭审方式,但立法上却没有确保这一庭审方式有效运作的直接言词原则,甚至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中有些内容还严重背离了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中保障被告人质证权和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双重需要.因此,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并对有关刑事诉讼法条文进行修改和补充,将对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进程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论刑事证据规则在我国的发展

任何一项证明材料,在进入诉讼过程之前,必须经过两大审核即该证据是否具有作为诉讼证据的资格?该证据对于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多大的作用?否则就不能保障证明结果的公正性和正确性,而这一系列的约束性规范就构成了刑事证据规则的框架,在我国,刑事诉讼规则体系的确立及发展,仍有很多不足和缺胳有待改进和提高.     

试述庭审质证及其方法

庭审质证，是指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审判长主持公诉方与辩护方对所举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质询和答疑，确定该证据的证明作用和该证据是否被法庭采信的一种诉讼活动。整个庭审过程，庭审质证处于重要的地位，是各类证据取得证明案件的证据资格、具有证明力的必经程序。     

论讯问笔录的证据资格及其程序保障

讯问笔录作为诉讼证据的证据资格,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还是将其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辩解而承认其证据资格.笔者认为,讯问笔录可以具有诉讼证据资格,但应当作为书证使用,以便于对这类证据举证、质证和认证.同时,如果要更好地发挥讯问笔录的证据作用,就应当完善有关的证据规则,在完善对讯问笔录的程序保障功能的同时,使其充分发挥作为诉讼证据的作用.这种制度上的完善,不仅有利于保障人权,而且有利于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论新《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

199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我国在法律规范中首次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明确承认和正式引用.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我国刑事诉讼内容上的丰富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刑事诉讼理论及其实践的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