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突发事件中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以北京“7·21”特大自然灾害事件为例

2012年"7·21"暴雨给北京市带来了惨重的损失,灾害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以"北京暴雨"为主题词,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截至7月26日可以得到315万条有关信息。灾难事件考验和提高了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也考验和提高了政府和媒体引导舆论的能力。一、传统媒体的报道框架对舆论引导有重大作用传播信息是舆论引导的基础。在各个媒体的报道中增加信息含量是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视觉传播的长处得到发挥,精心选择的新闻图片对于信息的传播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22日的北京日报用了9个版的空间以"抗击强降雨,大爱涌京城"为主题集中进行报道"7·21"暴雨,使用的新闻图片达到25幅。各     

借助微博提高舆论引导的传播力和有效性——以北京“7·21”特大自然灾害舆论引导为例

在这次特大自然灾害发生、救援和善后过程中,以微博为典型代表的互联网新应用发挥了即时传递信息和有效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官方、媒体和民间三大舆论场的声音,最终都高度汇集于微博(尤其是新浪微博)舆论场之中,呈现了"百川东到海"的景象。微博成为信息传播和突发事件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浅论媒体预警功能的缺失——以“7·21”特大自然灾害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传媒预警功能被人们逐渐重视,尤其是近几年来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强化传媒预警功能、建立完善的传媒预警机制和应急反应体系迫在眉睫,但是传媒的预警功能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本文通过媒体对"7·21"特大自然灾害的报道为例,分析媒体对灾难性报道的模式及其预警功能缺失的原因,并提出强化媒体预警功能的着力点,以促进传媒预警功能落到实处。     

对于自然灾害,媒体应该做些什么?——关于“北京7·21特大自然灾害”新闻报道的思考

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媒体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笔者以“北京7·21特大自然灾害”新闻报道为例,探讨了“我们做了什么,该做什么,还能做什么”三个现实问题,并提出根据我国国情以及舆论体系构建的现实特征,我们应该建立起一套更加切合实际的灾害性新闻报道模式.     

让政府公信力在官民良性互动中稳步提升——以“微笑表哥”落马的网络舆情关注为例

网络关注:一个不合时宜的微笑、一条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微博2012年8月26日凌晨2点40分许,陕西延安境内包茂高速公路安塞段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一辆双层卧辅客车与一辆运送甲醇的罐车追尾,引发甲醇泄漏并导致两车起火,事故造成36人遇难,3人受伤。随着媒体的报道,事故迅速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然而,就在此时,与沉痛气氛格格不入的是,一组来自事故现场的图集中,一名像是官员身份的人,却背     

众志成城抗暴雨 大爱无疆现京城——对北京市属媒体报道“7·21”特大自然灾害抢险救灾的评析

反应快速,确保了"第一发布"传播学中有这样一个定律:首先进入人们记忆的信息具有先导性和稳定性,后来要改变这个信息,需花费7倍的功率。这个定律表明了新闻传播时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也要求新闻管理机构和新闻传播媒体,应当尽量创造确保新闻时效的制度和机制。当今,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开放性已非昔日可比。各媒体争夺舆论阵地,就要力争在第一时间报道,以赢得更多受众。灾难的突发性决定了报道的速度是第一位的,最快的时间、     

特定题材融媒体报道中的互动仪式与情感动员——以四川新型主流媒体三星堆系列报道为例

从兰德尔·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看,"川观新闻"和"四川观察"推出的三星堆系列融媒体报道包含虚拟在场、隐性屏障、共同焦点和情感状态四个方面的互动仪式要素,受众在互动中产生情感共鸣,强化身份认同,形成群体符号,积聚情感能量.从情感动员角度看,三星堆系列融媒体报道的互动仪式结果是情景化叙事强化文化价值认同,符号化内容构筑集...     

突发事件中的采编应对能力——以温州媒体报道“7·23”事件为例

每逢重大事件的发生,各大媒体都可以从传播中展现媒体的力量。从“9·11”事件、非典,到与台州相邻发生的上海“11·15”特大火灾,以及“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这些重大突发事件,频频闯入我们的生活。这就对我们媒体在突发事件中,如何进行行之有效的采编应对、及时客观的新闻报道、理性正确的舆论引导等提出了新命题。     

北京“7·21”特大自然灾害:新型传播格局的成熟与社会共识的凝聚

北京"7·21"暴雨是首都遭遇的罕见特大自然灾害。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在目前价值观日趋多元化、塑造社会共识难度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媒体、公众借助于不同的传播渠道和平台,突破了以往的思维定势和角色分配,上下呼应,优势互补,标志着一个符合"全球、全民、全媒"发展趋势、合纵连横的新型传播格局正在走向成熟。政府部门突破了传播理念上的窠臼,充分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在内容、手段和形式上都有创新之处。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电视新闻报道中罕有地以"同期声"的形式多次播出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郭金龙同志受访和视察的画面,他在镜头前表示对民     

从突发事件的报道看媒体力量的提升——以5·12汶川特大地震国内主流媒体报道为例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14时45分,地震发生后仅17分钟,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两分钟后发出简明消息：“经中国国家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北纬31．0度,东经103．4度）发生7．6级地震。”15时4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发出第一条地震快讯。地震发生32分钟后,中央电视台一条关于汶川地震的口播新闻传遍全国各地。16时40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随温总理上专机,奔赴灾区,并播出温总理在专机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全媒体时代的电视新闻直播——以北京电视台“7.21特大自然灾害”报道为例

第二十三届中国新闻奖去年底揭晓,北京电视台《雨中进行时——7.21北京特大暴雨》大型直播报道出人意外地荣获电视直播类一等奖。说意外,原因有二:一是作为地方电视台的一个区域性灾害报道战胜了"神十发射""雅安地震""十八大召开""钓鱼岛争端"等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不仅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二是《雨中进行时》虽然是一次历时十多个小时的大型直播,使用的3G回传包而不是卫星直播车。特别是3G回传设备应用,在特大自然灾害的直播报道中尚有多见,充分彰显了全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强大威力,这正是中国新闻奖评委们看重的原因之所在。     

社交媒体的“准社会互动”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

＂准社会互动＂（Para-social Interaction）最早由Donald Horton和Richard Wohl提出,旨在研究大众传播媒体与受众的互动关系特点,并试图解释其与一般的社会互动之间的差异。本文以新浪微博为例,建构社交媒体的＂准社会互动＂形式,得出新浪微博用在场感、参与感、熟悉感和仪式感来达到与受众之间的互动的结论。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传播的公信力——以“7·21”北京特大暴雨事件为例

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和有效性是保证社会内部稳定的重要方面,而民众对政府信息传播的认可度直接反映出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提升政府信息有效传播的关键是提高政府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信息传播的可信度和对社会公共文明事业宣传的高效度,从而构建起政府新闻信息传播工作的完整体系。以"7·21"北京特大暴雨中北京市政府的新闻信息发布工作为例,分析政府与民众的有效沟通以及如何提升政府信息传播公信力的途径,以有效地促进政府公关工作的发展与进步。     

民主政治改革与时政新闻创新的良性互动——“南京社区公推直选”媒体报道语态与传播方式解析

2009年下半年,南京公推直选社区党组织书记(以下简称南京社区公推直选)的举措成为多家媒体的报道热点。究其原因,至少有三:一是从大背景看,党内民主被确立为当年9月召开的中共     

对政府与媒体、公众的互动关系思考——以“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

本文以“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探讨政府在危机公关中与媒体及公众良性互动的路径。     

对政府与媒体、公众的互动关系思考——以“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

本文以“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探讨政府在危机公关中与媒体及公众良性互动的路径。     

对政府与媒体、公众的互动关系思考——以“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

本文以＂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为例,探讨政府在危机公关中与媒体及公众良性互动的路径。     

新媒体环境下公共事件中政府与媒体互动研究——以杭州“5·7”飙车案”和深圳“5·26”飙车案为例

本文以两起相似度很高的公共事件杭州"5·7"飙车案和深圳"5·26"飙车案为例,探讨公共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互动,指出更具包容性和法治精神的平等双向互动是较为理想的政府与媒体互动之道。     

新闻策划:新闻行进中的策划——北京晚报如何在“7·21”特大自然灾害报道中“抢先半步”

"7·21"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的一周里,由网络(特别是微博)、报纸、电视和广播(特别是直播)、移动媒体和公众传播共同组成了一个特定的舆论场。其中,作为北京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此次同题竞争中,北京晚报的表现可以用"抢点精准""抢先半步"来概括:7月21日,率先刊发气象台暴雨预警和排水集团等有关部门未雨绸缪的新闻和图片;7月22日,《雨中情》在暴雨后第一时间推出11块版的当天最大规模纸媒报道;7月23日,《721》首先发回京港澳高速的抢     

论公共危机事件中电视新闻报道的舆论导向——以“7·23”甬温线特大铁路安全事故为例

公共危机事件是指那些造成了社会重大人员伤亡或重大影响或可能产生重大后果的自然灾害、安全事故、重大刑事案件、社会群体事件、恐怖主义的破坏活动、重大涉华外交事件,以及一些区域或部门、行业内的特殊事件,具体包括如刑事犯罪与社会治安问题,产品的安全质量问题,环境恶化造成的洪水、台风、沙尘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地震、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