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所载应璩《百一诗》探微

《文选》收录应璩《百一诗》一首,结合应璩其人所处时代及其生平才具,对于应璩写作此首《百一诗》之创作动机及心理作了一番探索。认为应璩写作此首《百一诗》,目的主要不在规箴曹爽,也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修为,而是在司马氏集团与曹爽争夺权力的乱局背景下,出于朱建平死亡预言的恐惧,面对司马氏集团的侵诬行为,所作出的惊弓之言而已。     

钟嵘《诗品》创作年代、本名及其品第违失问题考略

钟嵘《诗品》是现存我国最早一部诗论专著,清人章学诚将其与刘勰《文心雕龙》相提并论。结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相关史籍,对钟嵘作《诗品》之年代、《诗品》之本名及其品第违失等方面稍作考证与分析。     

郝经与方回和陶《饮酒》诗之比较

郝经和方回作为元代追和陶渊明《饮酒》诗人的代表,其诗歌都是借和陶诗的形式浇自己之块垒。但由于各自人生追求以及生活境遇的不同,在对诗酒生活的描写、对功名节操的态度以及对陶渊明精神的取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反映了陶渊明《饮酒》诗对元代诗人多层面的广泛影响。     

谈《诗品》中的“情兼雅怨”

"情兼雅怨"是钟嵘《诗品》中评价曹植诗歌的重要特征,也是他品评其它诗人的一个重要标准,"雅"与"怨"两个美学概念是《诗品》中的诗学理论的两极,本文试从这两方面作切入点,从《诗品》对具体作家与诗歌作品的评述中分析概括钟嵘"情兼雅怨"中"雅"与"怨"的内涵、内容、形式和艺术效果等各方面的理论体系,来探索《诗品》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     

“桃花诗”与《桃花扇》——论孔尚任的“桃花诗”及其与《桃花扇》创作之关系

孔尚任一生挚爱桃花。对桃花特有的感情是孔尚任创作《桃花扇》的思想基础。桃花激发了孔尚任的创作动机,伴随了《桃花扇》的创作历程,《桃花扇》和“桃花诗”共同成为孔尚任晚年的感情寄托。孔尚任众多的桃花诗作以及对桃花特有的感情,激发并促成了《桃花扇》的最终完成。     

论《二十四诗品》虚拟人物背后的“五然”理想人格

“诗品映衬人品,风格返现人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十四诗品》绝对不是教我们如何作诗,如何对句,而是陶冶人的性情,求得人格上的提升。其实在二十四种意境之中,在虚拟人物背后,突出表现的是超然的人格理想、淡然的生命意识和自我完善、自然实现的精神。这对今人在修身养性方面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     

论王夫之《诗译》中的“物理”

"理"在古代诗论中多带有否定性色彩,经过船山改造,加以新义,将"物"与"理"合为一个范畴,用在诗学领域,使得船山诗学发出独特光芒。"物理"的美学内涵是指审美主体对于审美对象的真实把握,其哲学基础是气一元论。对"物理"范畴的研究,可以隐约看出其诗学与理学之间的关联,以"物理"来评诗,亦可以看出王夫之美学不同于宋明理学美学的特色。而诗中"物理"的获取又与"现量"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现量"是对当下审美直觉的把握,而"物理"也需要以这种审美的形式出现。     

《水浒传》中“酒楼”考论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酒楼、酒库、阁儿、座头、绰酒座儿等酒文化,并不是作者向壁虚造,而是宋元时期酒文化的生动体现,是宋元时期人们宴饮场所等世俗生活的反映。     

以“臆”说《诗》——明清之际《诗经》文学诠释主体的张扬

明清之际以金人瑞、贺贻孙、王夫之等为代表,上承中晚明戴君恩、钟惺等以"臆"说《诗》的余绪,挣脱"经"的束缚,充分张扬诠释主体的主动性,潜入《诗经》的艺术世界,展开想象,实现了艺术再创造。这种诠释符合文学规律,是对《诗经》的文学诠释,为《诗经》学尤其是为文学诠释《诗经》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尚书·虞书》“诗言志”说的启示

相传孔子删诗,是从三千多首古诗中选取三百零五首编辑成册,此即汉以来所说之《诗经》。而这三千多首古诗,当是我国最早的“诗”了。那么弄清这些最早的“诗”的功能和性质,则《诗经》这部作品也就可以大致定性。关于“诗”的功能和性质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命夔“典乐教胄子”那段话。据此则知,“诗”是用于“言志”的,并要配合音乐来歌唱,讲求声韵和谐美听,“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歌唱时还要“击石拊石”,打击乐器以协调统一节奏,进行纹身化妆的“百兽舞”表演。总之是诗、乐、舞三位一体,无疑这即是一种带有浓厚巫文化色彩的原始巫祭仪式,而非简单的音乐或诗歌教学活动。而“诗”在巫祭中的功用,即是表达祈祷祝愿之类群体欲望,所谓“诗言志”者本意在此。因此,《诗经》中诗应该就是用于巫祭的礼辞,其作者当然是那些主持巫祭仪式的巫师。为了作进一步侧证,文本还引用《诗大序》关于《风》《雅》诗区别所说一段十分费解的话详加读识,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