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德》的启示

《马海德》一书放在我案前,已有一些日子了,但是我一直没有工夫去翻阅。前天夜里,我随意把这本书打开翻几页。可是书一打开,就难以释手。我精神抖擞,一直读到半夜。次早一爬起来,又接着读,一天多的时间就把这本书读完了。我把书合起来,这时马海德的事迹,一幕一幕地呈     

巴金读《雷雨》手稿

巴金在《怀念曹禺》一文中说:“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     

抽签

“谁抽第一签?”坐在沙发上的段长刘立中拿出一大把用白纸卷成的细筒签,放在铝制的暖水瓶盖内还长出半截,远看像满满一盒白色粉笔。这是3月6日8点整发生在武昌南车辆段工作例会上的一幕。到会的有段党政工团领导和各车间、股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共计60余人。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把主任和支部书记们搞糊涂了:不知段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     

西藏的第一份报纸

我在近40年的新闻工作生涯中,在采编新闻、做好报道工作的同时,对新闻事业史、尤其是报业史也颇有兴趣。上世纪80年代,我奉派支援《西藏日报》工作期间,通过访问西藏老报人、藏族学者和寺庙高僧,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到西藏的第一份现代报纸,是于清朝晚期在拉萨创办的《西藏白话报》。在一位藏族朋友的帮助下,我还得以到当时的西藏自治区文管会,查看了该会收藏的一份清朝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八月下旬印刷的《西藏白话报》,这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份《西藏白话报》,弥足珍贵。     

新世纪舆论学的辉煌

舆论学的迅速发展给人许多启示 :似乎新闻的边缘学科更有活力。我想预言 ,新世纪的中国舆论学将有辉煌的一幕 ,因为 2 0世纪末它曾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2 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的骤然惠临 ,使新闻传播领域出现了惊喜的变化 ,舆论学的诞生正是这一变化的重要写照。令人惊骇的是 ,建国后至 1 980年这漫长的 30年间 ,竟没有出现一篇研究舆论的文章。在极“左”年代 ,舆论一词虽是宣传工作中的常用词 ,但舆论研究却是一片空白 ,我们正是在荒漠中迈出了第一步。一、近 2 0年舆论研究的梗概国内对舆论一词的理解有很多歧义 ,有人把新闻、宣传视为舆…     

一个通讯员的采访写作经验

我从一九五一年参加党报通讯工作,到现在已经有七八年的历史了。在这七八年当中,我给报纸写了一些稿子,凡是被采用的,我都把它收集在贴报簿里,到现在已经有好多篇。看到自己这些劳动的成果,心里充满了喜悦。最近我回顾了一下我这些年的工作,想了想通讯工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现在把自己的一点体会写在下面,供通讯员同志们参考。作通讯员以后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通讯员     

不忘历史,喜迎回归

20世纪的帷幕徐徐开始降落,在即将迈过新世纪门槛的时刻,当人们回首这场行将终结的世纪剧,特别是把目光投向中国这一幕时,我们便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激动.因为这个世纪对中国人民来讲,它显得太不寻常了,这种不寻常所包括的内容实在太多.     

走近布鲁诺

大凡去罗马,我总要去探望汉学家安娜·布亚蒂女士。安娜的寓所坐落在阿根廷广场,距鲜花广场仅咫尺之遥,因此,鲜花广场几乎是我每一次造访老朋友的必经之路。望着那平静的、如今似乎已不怎么起眼的广场,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鲜花广场,这是多么美丽、圣洁的名字。然而,400年以前,在这座广场上却发生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最卑鄙的一幕,玷污了它的美丽和圣洁。这座广场因为同一个在这儿殉难的伟人相联系     

初到西藏日子

西藏平息叛乱的第二年,党中央号召内地抽调干部支援西藏.我就是被调干部的一名,按对口支援的原则,我到西藏后被分到了《西藏日报》社驻山南地委记者站工作.那时,在西藏要下乡或到各县去,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开始,我在地委所在地的乃东县,同县里的“忙妞”(翻译)一起步行采访了近处几个村的互助组、先进人物等.可是山南地区有8个县,怎么能老在附近工作呢?因此,学骑马就成了我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恰好,山南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宋开元通知我,近日要去沿雅鲁藏布江边的加查县,约我同行.这更促使我抓紧学骑马,次日上午,万里无云,阳光灿烂,从地委机关拉出一匹备好鞍的马,请藏族干部欧珠次仁教我学骑.来到一块刚收完的青裸地里,欧珠次仁把马肚勒紧了,可我几次都没上去.最后还是他扶着我才坐在门马鞍上.我的手一扬缰绳马便走开了而我不是左脚用不上劲,就是右脚离开马镫,两脚怎么也平衡不了,结果还是摔下马来.藏族干部见我这个狼狈劲,便骑到马上给我示范,让我学着两脚如何同时用劲,马跑起来后两臂如何随着马的跑动而起落,告诉我绝不能死坐\在马鞍上不动.经过这一遍遍地练习,终于初步掌握了骑马的技巧.     

我爱发行 我爱书

命运的差遣,1980年我被招工到安化县新华书店。置身在书的山,书的海,让人感到新鲜,它把我带到了一个广阔与多彩的世界。真正使我热爱上图书发行工作这一行,还是从这么一件小事情开始的。     

笔注真情写新闻——《6小时生命大营救》采写经历

这是一次特殊的抢救,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这又是一幕人间真情的演绎。这次特殊的采访虽然已经过去一年有余,但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依然是那么清晰,让我无法忘怀。     

我的编辑工作经历和经验

要说我的工作经验,我把它概括为一二三,也就是一个一,二个二,三个三。 一个思考的大脑 一个一,是说一个思考的大脑,也就是一个编辑工作的思想原则。我把它叫做“新编辑观的追求”,我写过一篇同题的文章,也把它拿来做了我的编辑工作论文集的书名。 这个思想原则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大约从80年     

料她刚强如铁,原来柔情似水

最初听到杨君辉的名字,是在同事采访回来的通气会上,同事满怀感动的跟我们讲述着杨君辉的事迹。可当时,在我看来,杨君辉一定是个铮铮女汉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只爱工作,这样的人,是为了成全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惜牺牲家人的温暖幸福的,虽然令人钦佩,但是绝不被我赞同。这是对杨君辉印象的第一幕。在会议室看到一个柔柔弱弱的中年女子,同事跟我介绍说：这就是杨君辉。说实在,我真是有点惊讶,这么温温柔柔的一个人,一点都不符合我对她的设想。     

生命需要陪伴

前几天,与一对经常飞来飞去的创业小夫妻吃饭。上菜了,男的先尝一口,然后夹菜给女的,说：“不是辣的,能吃。”看到这一幕,我不禁一笑。男的解释说：“我是地道中国人,她是华裔,在美国的日子都是她陪伴我,无微不至地照顾;而在国内,轮到我照顾她,我们是彼此相伴的爱人和工作伙伴。”     

《纪希晨通讯报告选集》序

五十年代初,我在重庆工作过一个时期,随即奉调到北京作家协会总会工作。直到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才又返回故乡,并立刻去三台尊胜乡生活。而我正是在尊胜乡认识纪希晨同志的. 我从尊胜返回成都不久,就又前去遂宁。我之赶往遂宁,因为当时遂宁正在大搞土地加工。这主要是把那些既不生产粮食,反与当地水土保持有害的小山头削平,让它们为农业生产服务,这在当时是丘陵地带合作化运动以来的创举,它已经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     

从事档案工作是人生一大光荣——档案先进工作者沈仕妍如是说

1981年,云县农业局领导把我从爱华农科站调到局办公室负责打字、收发、档案工作,一人身兼三职.对于从未接触过以上工作的我,一切都是陌生的,本来我学的是农学专业,经过一年的基层农技推广,我非常喜欢和农民在一起到田间地头施展专业技术,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来讲在工作中要服从领导安排.我想,既然领导把这负担子交给了我,就应该义不容辞地挑起来,我的信念是,不管干什么工作,要干就一定要把它干好,从此,我选择了档案兼收发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     

难忘多老师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我想起了多老师。多老师,多吉仁钦,青海大通人,生于1922年,藏族,中共党员,在西藏长期从事藏历史档案管理工作。我和多吉仁钦相识20年,共事七、八年,一直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     

大学出版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写在肖启明博士论文出版之前（代序）

知道肖启明的博士论文即将公开出版,我十分高兴。因为这部著作是肖启明十多年从事大学出版工作,又在攻博期间潜心研究大学出版理论的成果。我相信,这一成果的面世,特别是它所提出的“大学出版精神”论,把大学出版理论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层次,这不仅有理论创新价值,而且有实践意义,它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大学出版事业的发展。     

巧用红笔是编辑不容忽视的基本功

我开始从事编辑工作的时候,颇有“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气概,一位老编辑套用一句俗语指点我:“红笔人人会握,巧妙各有不同。”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当过编辑、记者,办过几种刊物,下放劳动过,十年前又回到编辑岗位上。随着经历渐多,这句话在脑海里越刻越深,我又屡次把它转赠给编辑新手。这句话容易讲,但要真正领会它的丰富内涵,还得有     

微博成了放大镜?

在纽约的一位中国网友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路过(纽约)时报广场的纳斯达克楼下,对着广场的电视中,CNN正在报道小悦悦离世的消息.我一瞬间就感到血往头部涌,眼眶湿润.这就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展现在世界的十字路口.CNN播出监控录像片断的时候,是把最残忍的压过去那一幕剪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