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吊诡”的形象符号——“十七年诗歌”中的“工农兵”形象研究

"十七年诗歌"中的"工农兵"意象是一种"吊诡"的形象符号,一方面它以"完型化"形象符号照亮新的"民族国家精神",另一方面又遮蔽了"真实"世界里"工农大众"精神形态的复杂性;一方面它确证和巩固了新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使诗歌陷入"公式化"的俗套而诗人则成为符号"软暴力"的对象;一方面它让"工农大众"在虚拟镜像中获得"翻身做主人"的政治文化快感,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符号的迷狂中丧失精神的主体性。     

“十七年”反特片意识形态想象辨析

本文运用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从人物形象、情节模式和电影语言三方面入手,一窥隐藏在“十七年”反特片影像表层之下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想象方式,探寻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根源,并就这种意识形态想象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     

20世纪汉语诗歌的双重想象——对几种新诗选本的定量分析

作为回顾20世纪汉语诗歌的重要手段,诗歌选本力图从诗歌史和诗歌作品两个方面来呈现新诗的面貌,既想通过诗歌思潮和诗歌运动来再现诗歌史并揭示诗歌发展的规律,又希望诗歌选本有较高的审美趣味。对于前者,新诗研究界已经形成了大致的共识,而后者仍有较大的分歧。     

“十七年文学”——新古典主义的成熟

陈美兰在其发表于《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的文章《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中,对“十七年文学”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她认为,与五四以后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十七年文     

“十七年”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

＂十七年＂文学是一个政治革命时代的文学,在文学政治化压力之下,文学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在＂十七年＂文学中备受打压,但是在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中,对人道主义的探索并没有停止,丰富了＂十七年＂的文学创作。     

“十七年”农村小说中的“家庭”问题研究

由于农业集体化组织的影响。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家庭”丧失了它原有的身份．开始变得可疑起来：首先，它的现实存在被历史影像遮蔽了．个体将因为其根据家庭物质条件所规定的阶级属性而获得一定的现实社会地位，同时，家庭的现实状态又会被集体按照与其历史面貌所不同的方向加以改造．其次，家庭的职能越来越趋向于单一的生产层面。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劳动能力被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别被忽略不计。再次，个体挣扎并脱离它的行为在集体的背景下合法化，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分家在“十七年”农村小说作家的笔下成为了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     

跨越20世纪的“十七年”——评“十七年”云南短篇小说的三个主题

在“十七年”的云南短篇小说这一空间里跨越了20世纪的三个主题：启蒙与被启蒙、解放与被解放、碰撞中传统与现代,这是云南边地文学的一个独有色彩。     

“十七年”现代诗歌经典的“解构”与“重构”

中国新诗百年,历经兴衰,延绵至今。十七年作为中国文学的关键转折点,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相交叠的历史场域中,中国新诗面临着解构和重构的双重要求,现代诗歌也不例外地置身于经典化秩序之中。建国初期,文艺界依靠选本集成、文学史著作、诗人整塑三大文学手段,逐步确立起十七年现代诗歌经典的遴选标准和生成法则,其中也暗含着其复杂的指认与打造的内在运行机制。     

自我缺失的一代——论“十七年”散文作家的散文范式

以杨朔为代表的“十七年”散文，形成颂扬时代精神和诗化品格这种散文范式。由于政治权力的影响，散文这种极具个人性的文体，其自由言说的可能性失去了，其自由精神、独立精神丧失殆尽，“十七年”散文作家迷失在自我缺失的海洋里。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文化特征及其批判

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指导下,“十七年”文学批评形成了科学理性与政治异化的双重变奏、阶级属性之强化、矛盾的非审美化的批评逻辑等文化特征,但却缺乏自己独立的审美主体性。     

“伪神话”结构及其意义——重读“十七年”的几部长篇小说

＂十七年＂期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存在一种以正反面人物截然两分的模式为基础的叙事结构,它具有与中外文学、文化经典中的＂神话＂叙事结构形式相似而意义迥异的特点。在形似的叙事结构中,前者的正、反面人物和中间人物替代了后者的神、魔和被诱惑的神造物,相应地,前者的人性局限也被置换为超验的神性和魔性。这种形似而质异的关系,显示了＂十七年＂长篇小说叙事结构深远的传统渊源背景和普遍的社会现实心理基础。     

论“十七年”儿童文学的审美症结

“十七年”儿童文学在相关的文学史研究中总是处于被漠视和忽略的地位。影响其美学品格的主要症结，就在于其时大力张扬的“教育工具论”对审美性（儿童性和文学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压制甚至排斥，而导致此一问题产生的原因，除了特定的时代语境外，还要归结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某种先天性“机制缺陷”。     

“十七年”文学写作方式的“一体化”特征

从文本生成的方式及过程上来看,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具有明显的“一体化”特征。在这一时期,作家从对创作素材的加工,到对作品的修改以及作家的写作活动本身,都被纳入到一种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向性的系统之中,从而使得作品的意义走向得到可靠的保障。     

“十七年”满族作家文学梳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伊始"十七年"间的满族文学,清晰地带有历史的制约痕迹。业已显示出创作实力的满族知名作家们,囿于当时独尚一尊的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刚性原则,只能走在题材选择十分逼仄的道路上。百部并腔绝唱寡,只有老舍,利用有限时机,以个性书写向文艺界清规戒律发起衅战,完成了话剧《茶馆》与小说《正红旗下》的开篇,成了满族文学在该过程绝无仅有的独特"族性"书写。回忆起"十七年"的满族文学,人们不能不说,真正做到了在民族文学本质意义上丰沛书写的作家,实在太少了。假若没有老舍的话,满族文学在该过程中特有的"族性"书写,几乎要交白卷。     

论“十七年”文学抗日战争英雄叙事

抗日战争英雄叙事就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疆域”下,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的英雄史诗,作家们的英雄叙事驱动力与其说是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不如说来自于他们对战争的切实体验,这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新时期文学的英雄叙事。这一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英雄叙事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自我真实体验之间的摇摆。客观地说,“十七年”文学抗日战争英雄叙事大多流于模式化,缺少对抗日战争深层的文化反思,更没有在民族矛盾中追问“国民性”这一深层文化问题,叩问国民性这一历史之因和民族受侵略之果的关系,进而把文化质疑和文化建设置于这样一个新的平台上。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与身份想象的言说,由最初的试探性表现到“百花文学”的集中爆发,再到完全接受主流声音的规训与改造、放逐与搁置,精神始终无处安放。“十七年文学”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共和国革命事业中的角色彷徨与身份焦虑,见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态史。     

文学政治化与“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

“十七年”小说的爱情书写在政治的统帅下经历了“三起三落”,涉爱小说命运坎坷,但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描写爱情的作品。“百花时代”迎来了一个百花盛开的爱情书写的春天。“十七年”小说难以找寻纯粹的爱情,小说中的“爱情”只不过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种点缀。     

“断裂”与“超越”“十七年”诗人时间意识的两个维度

在“十七年”诗歌中，“时间”成为诗人情感抒发的重要题旨以及结构诗歌的重要方式，“断裂”与“超越”是诗人时间意识的两个基本维度。“时间断裂”既与诗人内在的精神诉求有关，又与意识形态的有意引导密不可分；“时间超越”既培养了人们高度自觉和敏锐的时问意识，又使人被“异化”的时间所围困。     

新诗的求“真”与求“诚”——废名新诗理论阐释

在废名的诗论中,新诗质体现为“当下性”和“诗的情绪”,由此衍生出新诗的“切实”、“质直”以及见之“性情”。这与废名所倡导的“文艺复兴”有着内在一致性。而这些正暗合了新诗的“真”、“诚”要求,并且这一要求逐渐鲜明地呈现出来。     

近年来“十七年文学”受到重视原因探析

对“十七年文学”从不同角度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成为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十七年文学”在当前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中国经济文化环境影响到了研究者的心态有关。部分理论研究工作者已放弃对西方文化价值立场的过份认同，转而反思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十七年文学”中所蕴含的民族性的东西正好契合了研究者的这种追求。“十七年文学”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还与“十七年文学”在当时拥有的读者群广大，在文学史上具有广泛的影响，从而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