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诗学体系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上承二三十年代中国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理论和京派文艺理论思想精髓,并借鉴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诗学思想,把追求中国新诗理论的现代性作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主旨。八九十年代,袁可嘉进一步提出＂中国式现代主义＂这一新的诗学概念,诗学体系更加充实完整,充分表现了现代性的特质。     

《天青石雕》袁可嘉译本与中国式现代主义

袁可嘉是中国翻译叶芝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家。他提出了“中国式现代主义”来指导诗歌的创作和翻译。该研究主要从词汇、句式、语言风格等角度分析袁译叶芝诗歌《天青石雕》,并结合“中国式现代主义”的指导观念,总结他的翻译技巧和策略。     

袁可嘉:精心构建新诗现代化的理论 --中国现代诗学批评家评述之七

袁可嘉在40年代的一组诗学论文结集为《论新诗现代化》出版。这些论文代表着那一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理论的最高水平,其指归是中国新诗现代化。袁可嘉构建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现代诗的特质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指明现代诗是“包含的诗”,是“新的综合传统”,现代诗必须“返回本体”,戏剧化是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方向。     

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袁可嘉是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和诗论家,他在全面考察当下诗坛现状的情况下提出新诗现代化的重要主张,并对这个主张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袁可嘉诗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文学”和艺术本体理论,他认为现代化的新诗是以传统、象征、玄学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诗歌,实现新诗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是新诗戏剧化,戏剧化诗歌的基本特征是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     

论袁可嘉的外国文学研究

袁可嘉的外国文学研究主要包括＂英美新批评派＂研究、英美诗歌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等。其特点一是涵盖面广,内容丰富;二是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三是穷本溯源,＂刨根问底＂;四是注重比较。其意义一是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与表现技巧等;二是＂对我们了解现代西方社会的矛盾和西方一部分人的心理有很大的认识价值＂;三是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整个西方文学的理解;四是有助于在借鉴外国文学的同时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     

论新批评理论与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理论

四十年代袁可嘉针对中国新诗出现的两种不良倾向,借鉴新批评理论,系统地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理论。新诗现代化理论在本体论、有机综合论、戏剧化论等方面吸收新批评的合理成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发展了中国的新诗传统诗歌理论。     

现代派的“现实”认同——从袁可嘉现代诗理论中的“政治感伤性”谈起

＂政治感伤性＂是袁可嘉40年代现代诗理论中较早涉及的现象,同时,也可以视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之一。但现代诗的＂政治感伤性＂不同于＂政治性＂,它在40年代出现具有相应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指向。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揭示袁可嘉现代诗理论的立场、策略以及理论资源,论文以此为线索,具体通过5个主要方面论述其内容及特点。至于其目的,不仅是为解读袁可嘉的现代诗理论引入一个重要视点,而且,也会在具体分析其理论的过程中,触及现代诗的历史性问题。     

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的新诗批评理论及其外来影响——以袁可嘉、王佐良为中心的探讨

西南联大学生诗人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的综合传统”、“新诗戏剧化”的主张,同时学生诗人王佐良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世界,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新诗创作实际,概括出自己的诗学理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研究深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主要是T．S．艾略特的“有机综合论”、“艺术转化论”等理论和W．H.奥登的机智、反讽等才能的影响。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近百年来中国对于叶芝的译介与接受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我国对于叶芝的译介已有近百年。在不同的时期,对于叶芝的译介有着不同的重点,叶芝也先后呈现着不同的面貌——民族主义的斗士、现代主义的旗手、全面性作家。不同时期对于叶芝译介的不同选择是译介者在译介过程中主体文化过滤的结果,这对于新文学文化身份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九叶诗派对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接受与扬弃——以袁可嘉为中心的讨论

英美新批评理论对袁可嘉的诗学理论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袁可嘉不仅借鉴英美新批评的诗学观念,提出了一整套“新诗现代化”理论,而且还在批评实践层面对英美新批评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使自己的新诗创作既不脱离时代又达到了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个人情感与普遍情绪之间的和谐统一。其独特的诗论对中国新诗之现代性建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新诗的本体论问题”、“新诗的现代化”及“新诗戏剧化理论”三个层面。     

叶芝的“面具说”

面具是叶芝探寻民族和宇宙秩序的手段。叶芝用面具区别自我和反自我,除用以建立个人自信外,还用以恢复爱尔兰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对叶芝而言,面具既是伪装和防护,同时也是自我克制和超越：它不仅展现了叶芝积极的生活态度,还反映了叶芝式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也部分消解了其感性至上原则。     

叶芝“统一”思想的来源

叶芝有一个核心的自创概念:统一(Unity of Being)。表现在文学创作上,象征体系使他的诗歌连缀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表现在哲学思想上,《幻象》中对月相的种种解释都归结到这个"统一"的动因上。理解这个概念是领会叶芝作品的必然前提。而这种思想的来源则要追溯到其所受拉斐尔前派的影响。在此流派中罗塞蒂、莫里斯和布莱克与叶芝关联极大,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促成其"统一"思想的形成,并直接启发了叶芝的文学理论与实践。     

叶芝“统一”思想的来源

叶芝有一个核心的自创概念:统一(Unity of Being)。表现在文学创作上,象征体系使他的诗歌连缀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表现在哲学思想上,《幻象》中对月相的种种解释都归结到这个"统一"的动因上。理解这个概念是领会叶芝作品的必然前提。而这种思想的来源则要追溯到其所受拉斐尔前派的影响。在此流派中罗塞蒂、莫里斯和布莱克与叶芝关联极大,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促成其"统一"思想的形成,并直接启发了叶芝的文学理论与实践。     

暮归的灵魂——析叶芝“还乡”母题

＂还乡＂是爱尔兰诗人叶芝贯穿其一生作品中的重要母题。叶芝意识到爱尔兰民族精神对其创作的重要性,通过回溯爱尔兰文学传统回归精神上的原乡,从而治愈人类在现代社会中的空虚、迷惘,找到生存的意义。     

含混的文化民族主义：叶芝早期文化取向的症候式分析

叶芝早期创作显示了抵抗英国殖民主义文化和弘扬爱尔兰本土文化的文化民族主义写作立场,但在这种文化立场中,叶芝的言说和文本中存在着诸多早期文化取向的症候现象,如失误、矛盾、缄默和缺失等。通过对这些症候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叶芝文化民族主义立场中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含混性。这归因于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叶芝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独特社会阶层归属和文化认同。     

古典：从域外的诗形到本土的辞藻——从叶芝诗歌的翻译看施蛰存诗歌翻译的语言特色

施蛰存在《域外诗钞》中辑录了他早年翻译的12首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结合英文原文,对这些诗歌的不同翻译版本进行比较,不难发现施蛰存的翻译在语言上表现出更为＂古典＂的特色。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派文学

从文学的文化视野，透视西方文艺思潮在东方古老的诗国引起的回响。对我国“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代派文学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中国同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与世界性特质，作出系统论述。说明中国现代派文学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     

常见的“中国式”英语

[误]They decided to break down the iron bridge．[正]They decided to tear down the iron bridge．[析]break down含有“用手去破坏”之意，人所能拿的工具不外是几种铁锤之类的东西，拿它们去把铁桥干掉未免有些自不量力了。     

“狎”与袁宏道的人生趣向

袁宏道是公安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独抒性灵＂主张风行一时,引领了晚明性灵文学的勃兴。从其相关诗作中＂狎＂字的使用,可以看出：不论是＂狎＂的生活态度,还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文主张,袁宏道的人生趣向始终是指向人生本身的,都是对于生命本身的关注。在他看来,获得人生应有之＂趣＂,才是人生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