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五言诗名篇声律实践试说

徐青同志最近在《湖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上发表了《论声律结构的原则》一文,对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们对于声律的探索作了概括性的述评,见解极为精辟,读后深受启发.徐青同志在该文中说:“我国诗人对声律的探索起于汉魏,盛于南北朝.据《高僧传》载,魏成思王曹植‘深爱音律,属意经音’,他既通经旨,又懂得梵语语音,这是他得以探讨诗歌声律的基础.他虽中途夭折,没有留下阐释声律的文字,但是,在他的作品中确留下了探索声律的明显的痕迹和成就.这正如范文澜同志所说的:‘曹植诗中也确有运用声律的形迹.如“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赠白马王彪》);“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情诗》)等句,平仄调谐,俨然律句,不能概指为偶合.’(见其主编《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二五四页),这是很恰当的评论.”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曹植确可认为是我国诗歌声律结构的第一个探索者.     

论汉代佚名文人五言诗的生命悲剧意识

刘勰、钟嵘所论和《选》、《玉台新咏》所收的古诗中既有西汉的作品，并且尚没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枚乘诗全为后人假托，也有东汉下层人的作品。这些作品通过离别相思、生命短促的咏叹，体现了诗人的生命悲剧意识，预示了魏晋时代精神的到来。     

汉代两种五言诗之比较

汉代诗坛,两种五言诗,竞相开放,争奇斗艳:一是五言乐府叙事诗;一是五言抒情古诗.两株奇葩代表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尤其至汉末,五言乐府叙事艺术至极盛境界,五言抒情古诗也臻已成熟.比较两种五言诗: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显著的区别,笔者试从二者的渊源萌发,思想性,艺术性及沾溉后人四方面略谈其异同点.一、同根同源,相生相长二者皆源于《诗经》,又发展了《诗经》.既继承并发扬其现实主义精神;又以崭新的五言取代古老的四言,乐府诗变抒情为叙事,情节曲折,剪材得当,言行传神,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代表作《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古诗抒言志,为“五言诗之冠冕”(刘勰语)其优秀代表为汉末无名人的《古诗十九首》(以下简称古诗).     

汉代文人五言诗语式研究

语式是指语言表达的方式,包括交际渠道（口语或书面语）和修饰方式。汉代文人五言诗继承了《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自然质朴,既有质朴通俗的口语语式,也有经过文人加工和润饰的规范典雅的书面语式,还有渗入了文人们对人生与生命思考的睿智哲理的思辨语式。     

生命意识的张扬与悲叹──论汉代文人五言诗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从内容上看，它继承了《诗经·国风》的优良传统，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歌谣，它是以抒写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怀、表现它们的生命意识为主体的创作。它既是男女之情的表露，更是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与悲叹。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诗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且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钟嵘赞赏它“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魂，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评它：“深度浅貌、语短长情。”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它作一些论述。     

关于汉代五言诗的几个问题

本文依据大量史料加以分析论证，认为五言诗是汉代发展的主流；虞姬所作五言诗之说难以成立；秦嘉之妻徐淑所作《答秦嘉》一诗在形式上还不能算作五言诗，而是四言诗的延长或变种。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可接受性文本建构

篇章的可接受性与创作者的文本建构密切相关,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可接受性文本建构主要表现在诗歌文本＂召唤结构＂的设置和对＂隐含的读者＂的预设。召唤结构体现在语音语调层、意义建构层、修辞格层、意象意境层、思想感情层;隐含的读者主要是指失意者群体和相思者群体。     

姚永朴的声律论

声律是桐城派文论的一个理论范畴,桐城派古文家论述颇为丰富,姚永朴的文学批评对桐城派声律论有所总结。其在对照齐梁声律论与历代音韵学的基础上,熔铸唐宋古文家及桐城派以气势声调为要点的声律论,讨源于经学,勾勒其历史,区判自然的声律与人为的声律,为文章声律论敷理举统,具有一定的学术史意义。桐城派多以文章声律论来评析诗歌声响,在文的声律与诗的声律上有些缠夹,姚永朴的诗歌声律论也有这个倾向。     

王鹏运声律论

王鹏运于尊体格之外亦重声律。他认为词为声学,由声而得韵,南渡之后,乐谱失传,声亡而韵始严,因此他高度评价戈载与万树整饬韵律之功。另一方面,王鹏运又认为韵本休文小学之书,反对以日益细密的韵法约束创作,认为词韵宜宽,从而对方音押韵持许可的态度,并且针对戈载擅改韵律,绳检古人的作法予以严厉挞伐。王鹏运守声律而不泥声律,在实际创作中主张自运,往往不受羁縻。晚清之际,王氏能克服常派之弊,比兴寄托之外亦不轻忽音律形式,真正做到体格与声律并重。他的声律论是在特定时代下形成的,也离不开王拯与端木埰的熏染?⑶乙云涮岢蒲茉谕砬宕侍巢斯惴憾钤兜挠跋臁?     

沈约声律论新探

沈约以其声律论（四声八病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在由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清叶燮《原诗》说:“沈约乃为音韵之宗,以四声八病叠韵双声等法,约束千秋风雅。”《诗筏》亦说:“休文复倡为声病之说,音韵稍促,遂开古体近体分途之渐。“他们明显地把声律论仅仅看作诗歌的形式问题。放后出版的的一些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及六朝诗的选本中,对声律说的评价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形式主义”的论断。“沈约是发明四声、制定八病的主要人物之一。他的影响就     

论阮籍五言诗的成就

阮籍以其卓绝的创作成就为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大力创作五言诗,推动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发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丰富了五言诗的情感世界;大量运用比兴象征,开拓了五言诗的表现手法。     

深衷浅貌 短语长情——论汉代文人五言诗展现的诗人内心世界

汉未五言诗是抒情诗的杰作。在这些“深衷浅貌,短语长情”的诗篇中,不仅有以感伤“离别”为基调的“朋友情”“夫妻情”“故乡情”,而且有为求仕而奔波的苦痛,为人生意义的思索以及对传统道德的逆音,所有这些构成了汉末五言诗人的内心情感世界。遗憾的是,历代对汉末五言诗的研究既不系统,也欠全面。本文着眼全貌,对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创作作了较全面细致的探讨。     

论声律的情感意蕴

以往论述声律说的成就，多集中在它对发展汉语学形式的贡献。至于声律所蕴含的情感意蕴，则常被忽视。但事实上，受当时音乐观念的启迪和影响，六朝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从创作及欣赏等多个角度对声律与情感的关系进行阐发。而对比其时新兴的永明体和既往古体诗的创作实践，从中也可体会声律的情感意蕴。     

论声律结构的原则

声律又称音律,是指诗文中通过声音材料的调配而构成的格律,是人们为了获取最佳的语言表达效果而有规则地选择和配合声音材料的结果.根据语言的语音结构的特点而调配出来的声律并不是用来束缚诗人的框子和枷锁,而是帮助诗人用来挖掘和发挥声音材料在表情达意上的潜力的有效手段.如果能得心应手地应用声律,那末在语言表达上就能“口吻调利”、“清浊通流”,无诘屈聱牙之病,有声入心通之妙,表达的效果会大不相同.研究声律对于了解我国的古代文学也有极大的价值,同时,声律也是促进我国文体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或关键.因此,我想在这里以南北朝时期的材料为根据,对古代声律结构的原则作一概述性的讨论,以求引起人们研讨古代声律理论的兴趣     

论钟嵘评刘宋五言诗

从钟嵘对谢灵运的评语以及刘宋入品作家来看,钟嵘对刘宋文学的繁盛持肯定态度;<诗品>对宋诗"自然"之评,成为后人定位钟嵘诗歌品评的重要标准之一;而他对刘宋诗歌思想内容之认可着眼于"雅怨",对刘宋山水题材的开拓缺少关注.     

《文心雕龙》的声律论

《文心雕龙·声律》全面探讨了六朝时期兴起的音韵学理论以及音韵研究在文学和文章创作上的应用,克服了当时人们对音韵的一些神秘模糊认识。在音韵学理论上,刘勰探讨了汉语声律的本质,明确了辨析语音的科学方法;将音韵研究应用在文学创作中,提出了声、韵、调合谐运用的原则,论述了声律理论在不同文体中的应用。《声律》篇展示了刘勰对汉语音韵学的独到的精辟见解,折射出当时语音研究的现状和成就。     

论潮汕歌谣的声律美

潮汕歌谣,历史漫氏,流传久远,曾被称为“岭南的翘楚”。从语音修辞的角度看,潮汕歌谣押韵自由,方言韵入歌,用韵独特,节奏明快,叠音巧用,形成了歌谣的声律美,让人感受到潮汕歌谣独特的声律魅力。     

《文心雕龙》的五言诗论

在《文心雕龙》的论诗之言中,五言诗论重要且独特,然而前人未对它做过专题的研究。文章分析了《文心雕龙》的五言诗论之后提炼了刘勰的五言诗现,并将其与同时代的五言诗观相比较,指出了它的独特性。刘勰的“折中”观念在其五言诗论中也有所体现：他承认五言的流变,但不因此贬低;不反对人力雕琢。强调要建立在自然而然的基础上;情与采兼重。     

古代声律论的文化意蕴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理论批评中,声律论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古人在论声律时,从来就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纯形式的范畴来认识的,而往往赋予了这种形式特定的意味。这些意味包括声律与人情感的关系,声律与时代、民族精神的关系,声律与诗教功能的关系等等。     

汉末凉州文人五言诗成就论

汉末凉州文人在自然条件极为艰苦、社会环境极为恶劣的境况下,在五言诗体裁与题材的开拓方面,凉州不仅涌现出众多作家与作品,而且其作品代表了时代的最强音,是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之作。因此,汉末凉州文人地位与成就不容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