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翻译标准

翻译标准是译学的核心问题,这是尽人皆知的。可是,就是这个重要问题却久争不决,成为译界的“老大难”。好在这一方面,理论对实践的约束力不太大,就象讲台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论争对餐桌活动影响不大一样。但不管怎么说,理论多少能影响实践。若能在理论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肯定会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笔者不过是翻译界的一个小兵,在这么一个棘手的问题上本不该饶舌,但想到“抛砖引玉”的古训,胆子也就大起来了。下面     

翻译理论之“源”“本”“用”--再谈翻译理论与实践

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之所以争论不断却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其首要症结在于,由于该争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翻译理论之用”的思维泥沼和误区,而忽略了其他两个与“译学建设”相关的核心问题：翻译研究之“源”及翻译研究之“本”。此外,还存在两个原因：1．虽然学界、译界对“翻译实践”的理解均已超越语言转换,但学界没有对已过时的定义进行更新;2．互联网条件下翻译理论与实践呈现出了新的特征。我们有必要对这个老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以引导我们的讨论走出僵局、并朝着更具成效的方向进行。     

论翻译“忠实”标准的内涵

翻译的标准问题是翻译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译界一般都认为“忠实”应为翻译的标准之一，但在对“忠实”标准内容的理解上，却不完全一致。笔认为，作为翻译标准的“忠实”，应当指的是忠实于原作所表达的思想，忠实于原作所表达的化特色，忠实于原作的体裁、结构形式和语言形式，但不是逐字逐词的死译。     

论英语翻译的理论与技巧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是翻译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但在译界，人们对理论、对实践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本文旨在探讨翻译理论和技巧的相互关系，并通过一些典型的翻译技巧的解说，加深译界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认识与重视，从而提高翻译的整体水平，繁荣我国的翻译事业。     

论翻译的多种标准——从中外翻译发展史谈起

翻译标准问题是翻译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若不先行解决,“翻译学”就无法建立。纵观中外历史,翻译的实践已有两千多年。但并未能使前人总结出一条核定译作优劣的准则,倘若我们沿着中外翻译发展的轨迹追踪,也许不难找出答案。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后汉三国时代的译经大师们一般都采用直译方法:而后秦时代的译坛盟主鸠摩罗     

翻译过程中的多语转译现象

翻译研究只是定位在对双语转换的研究上,这是译界所存在的对翻译实质认识上的“误区”。几百年来,世界优势语不断变化,但小语种人们通过优势语作为媒介语了解其他语言文化或传播本国文化的现象一直存在,这就形成了翻译过程中的多语转译现象;这个过程也促进了世界各大小语种优秀文化的互动交流。翻译过程中多语转译现象过去一直存在而且必将不断出现,多语转译研究应成为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郭沫若与杨武能翻译观比较研究

同为中德译界著名翻译家的郭沫若和杨武能在德国文学翻译上都对我国的翻译界有着重大影响,并且都做出了许多贡献。本文将比较郭沫若和杨武能两人在翻译方面的成就、影响和理论,以期能更好地理解这两位学者的翻译观。     

以诗译诗诗人译诗 --王佐良诗歌翻译述评

本文概述了王佐良的诗歌翻译理论,指出其诗歌翻译理论集中体现为“以诗译诗,诗人译诗”,在翻译实践中王佐良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对今天的翻译界具有借鉴意义。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本文在古今中外关于“可译”与“不可译”理论的基础上,客观地指出翻译实践中存在“不可译”的问题,但“可译”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在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上是有区别的。因此,我们提出了可译性限度是变量,句法、语义和语用是三个自变量的函数关系式,以此来明确后三者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翻译的等值效果,即可译性的限度。要做好翻译就必须集中精力研究这三个层面上的最值情况。     

论翻译的可译性及其限度

可译性及其限度问题是翻译研究中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应该看到,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是可能的,但同时由于语言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原文有时又是不完全可译的,甚至是不可译的。本文就这一问题略做探讨,以便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从译者主体性看奈达“功能对等”理论之不足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译界对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的态度已经由开始的全盘接受发展到现在的颇多批评，甚至有全盘否定的现象。译界以前对此理论的评论视角多集中在翻译的性质、标准和检验等层面上。本拟从译主体性入手，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译界出现的“翻译主体性研究”为背景，以译主体性理论为理论依据，并借用译主体性的概念与内涵来揭示此理论的一个不足之处——此理论未足够重视译的主体性，同时揭示此不足的三个表现及其存在的三个原因。     

不可译·可译·可译好——例谈“不可译”问题

从事翻译的人都知道，无论译何等努力，要做到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要实现原语到目的语的转换免不了要遇上两种语言之间的诸多障碍。但若因这些障碍就把一些难以表达的东西认定为不可译，这是不可取的。其实，译界视为“不可译”的诸多例句不仅“可译”，其中一部分还可“译好”。     

翻译理论的模糊性——简论严复的“信、达、雅”和奈达的等值翻译理论

语言学,简而言之就是对语言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翻译作为语际间转换的活动,其基本事实就是用译入语来传达源语言所隐含的意义,作为指导翻译活动的翻译理论从本质上是模糊的。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一直以来就对中国翻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奈达的等值翻译理论在中国译界也是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二者都对翻译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但是二者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对翻译标准的精确描述,而是通过模糊表达指出了翻译的模糊美。     

浅说译诗的几个问题

诗歌是否可译以及怎样翻译诗歌 ,这是译界长期争论而未达共识的问题。文章坚持“诗歌是可译的”主张。在诗歌翻译中 ,我们应奉行“诗人译诗 ,以诗译诗” ;“形可变而神不可失”等原则     

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之多元分析

“信、达、雅”是由严复首先提出并应用于实践的翻译理论,虽褒贬不一,却雄霸中国翻译界达100年之久。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翻译标准作细致的整理,以求抓住这一概念发展的历史脉络,并结合现代翻译理论对其进行多元的分析,力图在现代语境下对该理论做更深入的阐释。     

小议女性主义与翻译简

本文从女性主义出发,探讨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的渊源、对翻译的影响及其作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贡献在于使译论界进一步发现结构主义关照下的传统译论所存在的盲点和误区,它为反思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语言的本质以及翻译的伦理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我们主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使用要注意“度”,如过分使用就会歪曲翻译活动的本质.     

等效翻译理论研究述评

当前译界或学术界存在一种误解,即谈到西方的翻译理论就直接等同于奈达的“等值”翻译理论。尽管人们对等效翻译论进行了多视角和全面的探析,但其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研究课题。文章对等效翻译论的渊源、内容、目标以及标准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合理的释读,力图在把握等效翻译论的实质基础上,对等效翻译理论的贡献与缺陷进行合理的反思。     

也谈庞德的"误读"

“忠实”翻译观一直被奉为译界的金科玉律,但文学翻译是一种涉及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主体等多种因素的跨文化转换活动,误读和误译不可避免。庞德的译作《华夏集》自问世以来就一直备受争议,译界学者对其中的误读误译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接受美学关于作品与读者关系问题的理论探讨为文学翻译研究开创了崭新的视角,更为探讨司空见惯的误读误译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

“新直译主义”(Neoliteralism),是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罗斯(M.G.Rose)于1993年提出来的一种对欧美翻译理论与实践发展趋势的评估和判断。“新直译主义”是在“直译”“意译”的矛盾发展和争论中形成的一种翻译理论,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触及了翻译的哲学和诗学本质。“新直译主义”启发了韦努蒂的“异化论”的翻译理论。然而,由“异化论”引发的“异化”“归化”的翻译理论之争使中国译界的“直译”“意译”之争集体失语。韦努蒂的“异化论”掩盖了“新直译主义”的光芒,加上传统“直译论”的影响,以至于造成“新直译主义”在国内译界的模糊认识,国内译界几乎没有学者系统研究“新直译主义”。在西方翻译理论界,“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也被忽略,它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试图分析“新直译主义”特点以及与“异化论”的区别,并进一步探究“新直译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诗学价值,从而摆脱异化、归化的樊笼,使“新直译主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文学翻译真正具有“文学性”。     

论"译学无国界"

译学无国界,其原因有四:一是翻译不止是语言符号间的过渡,许多非语言因素在多个层次对翻译实践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二是译者把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这必然涉及到不同语言间的互译,只有世界译学能涵盖一个国家所进行的所有的翻译实践活动;三是不同国家在长期相互隔绝的翻译实践中产生了彼此相同或相似的翻译理论,即使相异的译论也有极强的互补性;四是翻译学可以从现代语言学理论借鉴“系统”、“共性”等概念,不断扩大自己的内涵和外延,朝着多层次、多方位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