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玄、傅咸父子之于总集发展的贡献

傅玄、傅咸父子不仅是魏晋之际重要的学者,而且在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傅玄父子的文体尊经思想,是挚虞文论崇尚经典的直接来源。傅玄《连珠序》第一次讨论了文体源流,这与他的史学家身分有关。傅玄编纂"七"体总集《七林》,《七谟序》选择了"七"体名作进行品评,体现了"采擿孔翠"的职能,启迪了挚虞《文章流别集》的编纂。傅咸《纸赋》是现存第一篇赞美纸张的作品,呈现了当时书写载体的革命成果,揭示了总集流行的物质原因。     

柳宗元、刘禹锡古赋体略论——兼论唐赋之源流与分野

唐赋承自六朝,古赋与律赋分流,以古赋之体为尊。唐赋之复古不及唐诗,中唐继盛唐复古未完之业,文体上有向更古老的文体取法的表现。柳宗元、刘禹锡的力复古赋之体,正属这一文学脉流。柳宗元深于骚体,其辞赋以屈原、贾谊为宗,多为愤悱之辞,幽怨之思;其语体也力效楚辞,兼取汉赋之体。唐人遭遇之境与屈贾最近者为柳、刘。柳宗元更是有意识地效法屈原的人格,同情其人生遭遇。刘禹锡的古赋之体,主要取法贾谊以下,及魏晋南朝阮籍、江淹诸家。柳、刘两家赋体创作,反映了中晚唐辞赋乃至于其他文学进一步摆脱初盛唐辞赋润饰鸿业的作风,向个体抒情转化的发展趋势。     

论宋玉大小言赋在赋体发展史上的意义

本文将宋玉的《大言赋》和《小言赋》作为记载楚王与楚宫廷文人进行文字游戏的一则历史史料来进行分析。认为 ,无论是赋篇所记载的此一文体的运作方式还是其中显示的游戏文字态度 ,两赋都和先秦隐语有着密切而明显的承传关系。这两篇赋作透露出先秦隐语向以状物为主的汉代散体赋嬗递变化的痕迹 ,因此在赋体发展史上具有活化石般的重要的参照性价值。。     

论上古礼制与文体的生成及《尚书》的性质

上古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原始宗教礼制发展到国家政治制度正式确立的变革时代,与此相应,国家治理思想观念的转变即导致了由言说行为方式生成的文体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宗教性文体到政令性文体的演进过程.其间的过渡时期,便是在殷末周初之际,载录这一时代巨变的古文献是<尚书>,因而,<尚书>"六体"也鲜明地体现出了原始宗教性和政令性合而为一的文体特征.<尚书>是一部政教合一的上古文献.     

张惠言的词学主张

张惠言是乾嘉时期"常州学派"的中坚,他是一位经学家,却同时在词学、散文、骈赋、书法、篆刻等多方面有卓越的成就。他主张词创作要尊词体,崇正声,重比兴,有寄托。读词、说词要做到"义有幽隐,并为指发",直接击中了浙西词派后期创作的流弊。     

口述民族志：人类学的另一种探索

口述史是有别于以往实证历史的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文体。民族志是人类学的特殊产品。这两种完全不同领域的研究,有越来越多的交集。用口述史的方法作民族志研究和书写是对人类学的另一种探索。本文试图将这种新型的民族志界定为：口述民族志,并依凭研究方式方法和意义等多方面的创新,对口述民族志作一个初步思考和探索。     

《文心雕龙》“释名以章义”中的训诂学方法

《文心雕龙》文体论中"释名以章义"主要采用了"音训释名"的方式,这与作者刘勰的个人经历与所处时代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在分类分析《文心雕龙》文体论各篇所采用的音训方式基础上,说明刘勰在音训运用上的得失,以及对后代文体训释的影响。     

论《昭明文选》潘岳赋中的“冷”意象与“悲”意象——以《怀旧赋》《秋兴赋》《寡妇赋》为例

潘岳,中国古代"第一美男子",才多姿美,但他存于《昭明文选》中的赋却充满冷悲的意象。冷意象词在其《怀旧赋》《秋兴赋》《寡妇赋》三篇赋中比比皆是。本文以这三篇赋为例,并联系潘岳几升几落的曲折人生经历,从其赋中的"冷"意象与"悲"意象两方面展开论证,从而进一步探究潘岳悲凉的内心和对官场仕途的无奈。     

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

对苏轼"以诗为词"的倾向,学界论之已详.然而以往的论著基本上都是以苏词或苏轼词论为考察对象,却忽略了苏诗这个最重要的参照对象.本文认为,只有把苏词与苏诗进行全面的比较,才可能对苏轼的"以诗为词"得出较为清楚的认识和较为公允的评价.以此为逻辑的起点,本文从写作年限、题材走向、风格倾向等方面把苏词与苏诗进行对照,从而得出了苏词的写作年限远远短于苏诗,苏词的题材范围也比苏诗狭隘,而苏词的风格则比苏诗更倾向于柔美和婉等观点.本文的结论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中确实有"以诗为词"的倾向,但是他并没有把词当作与诗毫无区别的文体,相反,苏轼对词体自身的特征有相当清晰的认识,所以他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把诗体的题材走向与风格倾向导入词体,苏轼的"以诗为词"并未泯灭词体与诗体的界限,却扩大了词体的题材范围并增强了词体的抒情性质,从而对词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     

寻求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化——兼谈唐传奇的诞生和“行卷”说

说文体由笔记体向传奇体演化的基本途径,概括起来有两种方式:一是“辑录加工式”,一是“续补仿作式”。但是,对于近现代小说研究史上流行着的“行卷”说,却不能不重新审视。如果说唐代进士“行卷”之风对于诗和散文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把小说也放到行卷里边去,得出传奇小说因为行卷而极盛一时则是说不通的。     

浅谈苏轼之“以诗为词”

作为"豪放派"开山之宗,苏轼一改前人柔婉绮丽的创作风格,以诗体、诗材、诗境入词,为宋词注入了新鲜血液。而这种"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段,不仅是苏轼创新自觉的体现,更反映了其在困境中仍随遇而安、性命自得的旷达人格和高远境界。     

主持人语

正文体本质上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中国古代文论对于文体的兴趣,并非建立在琐碎的技术性的评价的基础上,相反,它总是从大处着眼,力求宏观地揭示出每一文体的属性。曹丕《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     

骚体的早期演变及《文选》选录标准

关于楚骚文学的归类问题历来有争议,或归于诗,或归于赋,或独成一体。自两汉至南北朝的几百年之中,《文选》首次明确将"赋""骚""辞"区分成三个独立文体,较早地确立了骚体文学的独立性。本文梳理了两汉至南朝对骚体认识的演变过程,重点探讨《文选》主要以哀志伤怀、文质兼备、具备讽化教育等标准来选录骚体作品,并由此来观照南朝文坛对骚体文学的认识。     

基于数智化赋能视角下文化馆新型文化空间的研究

该文基于数智化赋能视角,探讨了文化馆在新型文化空间中的发展与创新。首先,分析了数智化赋能视角的理论基础,并介绍了文化馆在数智化赋能视角下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包括数字化赋能、社交化共享、多元化创新、数字传播和创新组织管理等。其次,构建了新型文化空间的理论框架,包括数字化、互动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并提出了基于数智化赋能视角的新型文化空间构建方式。最后,通过实践案例解读了文化馆在新型文化空间中的应用,包括数字化展示空间、参与式互动空间和社交共享空间,为文化馆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该文的研究成果为数字化文化馆的建设提供了参考和指导,对推进数字文化馆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柳宗元散文文体论的创新动因刍议

柳宗元作为一名古代具有鲜明创新特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一生都在致力于文体的创新与实践,尤其是他各具特色的散文创作。本文着重对柳宗元文学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析,并认为时代文化语境、文体文风发展与变革、柳宗元自身创新意识三者的综合作用是促使其文体理论创新的原因所在。     

论文章总集的史学渊源——以《文章流别集》为中心

魏晋总集与编纂者的史官身分密切相关。东汉以来经史分离的趋势加强,史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史官的文章才能进一步彰显,文章地位提高,文章写作繁荣,文体日益丰富。史官负责图书的典藏与整理和国史的修撰,因此编撰图书目录和撰写人物传记是其主要职责。《汉书·艺文志》学术源流的梳理和《七略》"诗赋略"细致的文体分类,是总集文体源流的取法对象和文体分类的先导。魏晋时期别传的盛行,不仅促进了别集的发展,为总集编纂提供了资源,而且深化了总集辨体的观念。     

爱的智慧

在寂静的深夜,伴着柔和的灯光。一次又一次地翻阅着吴淡如的作品,心不由自主地应和着她所说的话以及她对爱情所持的观点。她的作品中没有言情小说的罗曼蒂克,没有武侠小说的豪情侠骨,没有诗的婉约,没有赋的华丽,却道出了许多爱的真谛。她平静的诉说似乎用心告诉我们,爱在非常年幼的孩子身上一般表现得比成人更为强烈,因为成人往往用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事物。正由于有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冲动,由此产生了校园中的恋情。这种被成人称为“早恋”的爱情是被严令禁止的,尤其在中学时期。到了大学,     

论律赋的文体特征

律赋讲求声律,与"古赋"相对。它源于六朝骈赋,形成于唐代,并因"科举试赋"的制度而盛行于唐、宋、清三朝。律赋在韵律、平仄、句法、结构等方面,都有其特殊要求,因而带有明显的程式化特征,但各时代的律赋在程式上也不尽相同。律赋因科举而兴,科举以律赋为用,律赋对后来八股文的形式和作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刍议

鲁迅先生在所撰《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否成立?学术界对此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从小说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增强、小说文体的成熟、小说高超的叙事技巧等三个层面进行论述,分析"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可以成立的理由。同时,本文认为,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不能等同于"小说起源于唐代",古典小说创作并非自唐代开始,唐代小说作家是在汉魏六朝小说创作的基础上继承并创新,从而带来小说文体的成熟。     

论中晚唐文学功能观的转变对晚唐五代词体成熟的推进

本文从中晚唐元白、韩孟两个诗派的创作和文学理论中,发掘其对晚唐五代词创作的繁荣和词体成熟产生的推进作用。元白诗派的诗歌分类意识、娱乐功能观和韩孟诗派"不平则鸣"、"笔补造化"的创作观,作为词体文体特征的形成背景,是本文论析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