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媒体发展的新方式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平面媒体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报纸，曾是世界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新闻传播媒体。但到了20世纪末，电视的兴起以及后来电脑网络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过去新闻传播的方式方法。媒体的丰富和传播途径的多样化给平面媒体的生存带来极大的挑战。曾经有人认为，在现今的社会，报纸正逐步或者已经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顽强的小草——记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

顽强的小草记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小伟【上海】在全国众多的出版社社长中，学林出版社的雷群明社长让人看起来绝不是一个有棱有用的人，但又绝对算得上是很有些名气的人。出版圈子里的人多多少少都和他有些熟，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极得人缘，平时总是乐呵呵的一团和气，就连...     

1946年上海学生反内战宣传史料选

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一触即发。此时，国共谈判仍在进行，谈判地点由重庆移至南京。为争取和平，在上海地下党的推动下，6月18日上海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准备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上海各大、中学校也纷纷成立反内战团体。6月19日，“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成立，发表宣言，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永久停止内战，并在全市学生中开展反内战签名运动，组织学生到上海北火车站欢送请愿团代表晋京，进行反内战宣传活动等。本辑史料选录了上海学生“和平联”及部分学生反内战团体的宣传材料，供研究者参考。档号D1-1876，由杨雅伦整理。     

我们是怎样整理旧书配合科学研究的

(一)在一九五二年华东政法学院成立以后,由于院系调整的关系,我们先后接收了东吴、上海、沪江、震旦、复旦、约大、浙大、安大等八个院校有关法学的书刊资料,及一部份前法学界人士的私人赠书。这些书刊不仅在数量上佔全国法学书刊较大的比重,就其内容来说也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但在建馆之初,我们把主要工作放在新书的探购上,对接收的这二十多万册图书,没有进行全面的整理,而只是整理其中新书一部份。后来情况发展了,在教学与法学研究上,不仅需要新书,而且还需要旧书,尤其我们的法学书刊,在上海地区是比较集中的,中央和上海各有关部门多方面要求借     

在巴金家做客

1956年，高等教育部终于批准我母亲可以带上我和小弟出国讲学。这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到上海小住，看朋友，也置办点行装。母亲又能见到被我们小辈叫做陈阿姨的萧珊（学名陈蕴珍）了。母亲说她认识陈阿姨，还是通过巴金在信上介绍的。那时我还不了解，这位开朗的陈阿姨在中学时就参加过学生运动，并被校方开除过。后来她上了西南联大，和我母亲成了同学，也成了好友。     

关于证券广播的思考

二十年来,上海证券广播节目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上广的经济广播、东广的金融广播,到后来合并变为上海第一财经广播,成为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的一部分。第一财经广播现在的收听率和市场的占有率在上海都排在第三位,广告额2010年接近3000万,2011年预估广告营收超过4000万,应该会实现超过30％的增长。     

平面媒体的视觉艺术初探

纸质媒介的书、报、刊一般被人们称之为平面媒体。报纸作为平面视觉媒体,是通过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字、图片、色彩以及版式等符号,向受众传递信息的一种载体。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报刊曾是世界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新闻传播媒体。但到了20世纪末,电视的普及和后来电脑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兴起,     

并非空白——鲍君甫的后半生

正(一)鲍君甫又名杨登瀛,是旧日上海滩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他曾在上海担任国民党中统的头目,又曾经在上海租界工部局任重要职务,与租界里不少洋人关系密切,而且他与上海松口日本势力范围内的一些日本人也有联系,是个很吃得开的人物。鲍君甫在上海期间曾经秘密地帮助过中共地下党,与周恩来、顾顺章(此人后来沦为中共特大叛徒,出卖了很多中共党员,造成极大的     

毛岸英兄弟在上海的5年

从1931年2月至1936年6月,毛岸英兄弟在上海生活了将近5年时间,那么,毛岸英兄弟是怎样到上海的？在上海有过怎样的经历？后来又是怎样赴苏联的？     

松本重治与“同盟”上海支局——侵华战争前后一个日本记者在上海的经历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同盟通讯社,是日本政府的喉舌。它曾在中国各大城市遍设分社。该社在上海的分支机构前身是“新闻联合社”的上海支局。1936年,“联合社”借助日本政府的力量,强行吞并了另一家具有较强实力的通讯社——“电通社”,组成了日本国家通讯社——同盟通讯社,“联合上海支局”也随之改称“同盟上海支局”。原联合上海支局长也随之成为同盟上海支局首任支局长,此人就是后来成为同盟社编辑局长的松本重治。 松本重治(1899—1989)192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后赴美留学,回国后,曾在一所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