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光明之城》

本文揭示《光明之城》一书里的“免税”，“城与船”和“自由思想商人”等三个重要历史问题皆非史实；又揭示书中的“色目人”，“犹太教”和“也里可温”等提法皆违背历史常识；结合《光明之城》的主题思想，论证该书是伪书。     

教材所述秦始皇“焚书”质疑

人教版《历史》必修三（2007年版,第8页）说：“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焚书坑儒’。秦始皇下令烧毁所有《诗》《书》等诸子百家书。”笔者对此产生了疑问．秦始皇“焚书”的范围不仅仅是诸子百家书．教材没有详列也无可厚非。但是单就焚烧诸子百家书而言．是否真的烧毁了“所有”呢？     

亲子共读乐陶陶

“妈妈,该你读了。你快点儿告诉我米罗是不是和那只会说话的小蜜蜂一块儿飞走了。”儿子跑进房间,跳到床上,手里晃动着他最喜欢的童话书《幻想世界》,一双眼睛充满了好奇与急切。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每晚8点半。在30分钟的“读书时间”里,我们一家三口,相互依偎在一起,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诵书中优美的段落,激动不已地争相讨论其中的精彩情节,陶醉在五彩缤纷的书的世界里,尽情享受着其乐融融的温暖亲情。5年来,我们一同读过《中国历史故事》《中华经典诵读》《十万个为什么》《熟读名言300句》《西游记》《安徒生童话全集》《汤姆叔叔的小屋…     

《管晏列传》与司马迁的隐衷

《管晏列传》与司马迁的隐衷张丛林司马迁在遭受腐刑的屈辱中写就了《史记》这部长达五十余万言的历史巨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史记》一书，凝聚着作者毕生的心血，是作者“含幽忍垢”的发愤之作。《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     

一个长期被误解的历史概念

一个长期被误解的历史概念长期以来,中学历史教学误把“共和行政”理解为召公、周公共同执政。这种错误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其实“共和”是指共伯,他的名字是“和”所以称作“共和”。故而“共和行政”应是一人执政。古本《竹书纪年》、《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表...     

刘向校书叙录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刘向校书叙录,有四个争议问题：一是关于刘向校书的步骤;二是与刘向同时校书的是“杜参”还是“富参”;三是《列子叙录》的真伪;四是《列子叙录》所称“书录”问题。通过对历史献的考证辨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刘向校书过程分为七个步骤较为科学合理;二是“杜参”与“富参”应为一人;三是《列子叙录》虽有后人伪窜的成分,但并非全是伪作;四是《列子叙录》中所称“书录”,应是后人的伪窜附会。     

量子时代

正当同学们兜里揣着漫画书,书包里塞着《帽帮》、《鞋帮》、《裤带帮》杂志时,马宁宁却在看一本土得掉渣的书。如果把这本书放在博物馆,没人怀疑它是文物。周莉将书的封面翻过来瞧,上面写着几个繁体大字“:量子理论”。“想用这种书吸引女孩子注意?”周莉撇嘴。     

亦悲亦壮亦哭亦泣的慷慨之音——读王粲《登楼赋》

读完王粲的《登楼赋》,只觉得作者荷着一种自诗骚以来无数文人墨客所深深感知着的人生的、历史的、政治的“沉重感”,只觉得作者心灵深处蕴藏着一股不可抑制的气势,真可谓“思若涌泉”、“局面阔大”。 据《后汉书》载,西京扰乱,王粲避难荆州,依附刘表,然而“表以粲貌寝面体弱     

是“氾胜之书”还是“汜胜之书”？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三提到“氾胜之书”，但同版教师教学用书却写为“汜胜之书”，到底哪一个正确呢？《汉书·艺文志》载，“氾胜之十八篇，成帝时为议郎”，这应为后世通称的“氾胜之书”。     

《金瓶梅》写人叙事浅论

《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号称四大奇书。四大奇书中晚出的《金瓶梅》因其在题材内容、人物塑造,艺术表现等方面的新颖独创和语言方面的高度成就而独树一帜。鲁迅先生赞誉此书“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从历史的眼光看,《金瓶梅》一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当然也存在着众所周知的缺陷),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写人叙事细腻致密,生动传神,成就甚高。前人因其叙事能做到“情景逼真”“情事如画”,写人能做到“口吻极肖”“传神”“活现”,而赞其写人叙事皆能“妙得其情”,说作者“真炉锤造物之手”(上述几则引文皆见于《新刻绣像金瓶梅》一书之评点)。下面就     

《戚林八音》的语音系统——同赵日和先生商榷

1980年第3期《中国语文》发表了赵日和先生的《闽音斟疑》,批评李如龙等人把《戚参军八音字义便览》(下简称戚书)和《太史林碧山珠玉同声》(下简称林书)“不加区别地当成差不多同一时代的一本书”。赵先生认为:“戚林相隔一百多年,是代表着两个不同时代语音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两本书。戚书“所记录的可能是十六世纪中叶的福州话”,林书“反映了清初的语音实际。”总之,赵先生认为戚林二书反映的语音系统是不相同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赵先生把戚林二书的韵部划分加以对比: “戚书:之 孤 须 嘉 歌 初 西 林书:箕 姑 车 佳 高 梳 街 开 催 郊 沟 山 缸 东 灯 奇     

《四库全书总目》关于“史识”之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部规模最大的官修目录,具有很高的学术批评价值。本文主要从史家要具备独到的历史见解、历史撰述应当保持“公心”、“善恶必书”等方面论证了《总目》关于史家“史识”的批评成就。     

《光明之城》的真伪问题刍议

章首先对《光明之城》的真伪问题提出鉴别标准,认为在英译未能提供原件作科学鉴定的情况下,仅以书中有某些符合历史的事例证其“不是伪书”是不可靠的,只有通过反向求证,考察书中是有不符合史实的事例才是更有效的鉴别方法。章随后对书听若干问题逐一考证,认为它们在着明显的错误和偏差。把它看作“伪书”是比较慎重的。     

恩格斯为什么作重要修改

1878年,《反杜林论》第一次出版。恩格斯在书中这样表述了唯物史观的结论:“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到了1882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中,恩格斯把这个结论修改为:“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反杜林论》第24     

“大秦国”之名释疑

正史诸书如《后汉书》、《晋书》、《宋书》、《梁书》、《魏书》、两《唐书》以至《明史》等都有关于“大秦国”或“大秦”的记载，可见历史上的这个大秦国同我国有着长期的密切交往。自上个世纪以来关于大秦国问题的探讨已经是为中西交通所史所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个大秦国位在地中海东部，这是正确的。然而还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一“大秦国”为罗马帝国专名说质疑“大秦国”之名始见于《后汉书》，如云“大秦国，一名”，《晋书》记载相同，《魏书》云“大秦国，一号《三国志》之《注》引《魏略》云“大秦国，一…     

中国图书小识

我国图书的历史久远、丰富,从殷商时代的甲骨书算起,到现在长达三千四、五百年,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图书”一词的含义刘国钧教授在《中国书的故事》中解释说:“用文字、图画或其他符号,在一定材料上记录知识、表达思想并制成卷册的著作物”。我们也可以说,图书是知识的载体,是有意识地传播知识的工具。在我国古籍中早有“书”的名称。如殷周之际的《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春秋时的《左传·昭公六年》说:“叔向使诏子产书”。战国时的《周礼·地官大司徒》篇说:“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西汉时的《史记·礼书》司马贞索隐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兴坏之理——《史记》思想意义的重新解读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在历史叙述中既坚持秉笔直书的客观精神,如实记叙了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朝代兴亡的历史事迹,又体现着鲜明的主体意识,使《史记》成为汉武帝时期思想界儒学天命化、王道神学化特征的重要实证。司马迁跟随孔安国、董仲舒学过《尚书》《春秋》,曾被丞相公孙弘征为五经博士弟子。在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氛围下,儒家仁政思想及其天人感应的思维方式在其精神世界中占主导地位。承载着父亲(司马谈)的嘱托,背负着宫刑的屈辱,司马迁以孔子的《春秋》为榜样撰写《史记》,力图在古今之变的描写中寓含褒贬,总结“成败兴坏之理”,揭示仁政是符合天意、得到神佑的“王道”,使“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达到了完美结合;同时他开拓了纪传与书表互补共生的写作体例,奠定了《史记》“成一家之言”的地位,为后来官史修史所效法。     

浅说《红楼梦》与《庄子》

《庄子》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文学性最强的书。后人，尤其是文学家，往往因其“有托物寓意，为洸洋怪诞之词”而更爱读之。《红楼梦》在这方面也显然是受惠于《庄子》。《红楼梦》于“荒唐言”中包含着“辛酸泪”，于“梦幻中”倾吐真情。于“大旨谈情”中蕴藏着“伤时骂世”之旨。     

乐羊子妻

(一)题解: 本文是从《后汉书》卷八十四的《列女传》里节选的。 《后汉书》和《史记》、《汉书》、《三国志》并列为“四史”,是我国正史中的名著。《后汉书》记载东汉时期的史实,是南北朝时代史学家范晔(ye)撰述的。范晔(公元398年——445年),南朝宋代顺阳山阴人。《宋书》说他少年好学,博通经史,善为文章。他根据前人撰述的十几种有关后汉历史的著作,删繁补略,写成《后汉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后因事被害,他原拟写的十志未成,由西晋梁代刘昭选补。《后汉书》在思想倾向上比《汉书》进步,书中倾注着较多的批判精神;编次周密,文笔简洁有力。但它的人物描写却没《汉书》细致生动,故事性也没《汉书》强。     

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以考证司马迁《史记》"申侯与弑幽王"之说为例

清代史家崔述在考辨伪书荒史的过程中,确立了“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的用证原则和“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辨伪原则,形成了系统的历史考证方法论。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澄清了许多古史传说的疑团,具有重大的考史价值；但也存在着疑古过头的弊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他对司马迁《史记》“申侯与弑幽王”记事的考证,明显暴露出其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