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中的合作翻译模式探究

回顾中国翻译史,合作翻译一直占据着翻译历史中的重要位置。在不同时期,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译者个人修养的差异,合作翻译的策略也表现出多样化,独具其时代特色。展望充满希望的新时代的翻译盛事,合作翻译由于其独特的优势,仍然应在翻译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旨在剖析中国翻译史中的合作翻译模式以及不同时期的合作翻译模式的特点,以进一步加深对翻译事业的认知。     

谈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本文以时间为线索,按照古代、晚清、民国、建国以后四个时期,对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加以分析。     

从中国翻译史看翻译的功利目的

中国翻译活动经历了几次高潮 ,从早期的佛经翻译 ,经过西方的科技翻译 ,到近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及文学翻译 ,每一次翻译高潮都呈现出很强的功利倾向 ,译学的发展表明这一现象具有正负双重作用。     

从中国翻译史看中国译论的发展

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通过对中国翻译史的回顾,尤其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的回顾,研究翻译理论的发展,促进翻译水平的提高。     

重探林纾—魏易合作翻译模式

林纾—魏易合作翻译的＂林译小说＂作品中,学界历来认为林纾处于主体性地位,而魏易作为此模式的中介口述者,作用往往被忽略。借助学界研究的热点——界面研究,重新探讨林译小说中合作双方的作用和地位,认为在林纾和魏易合作翻译模式下,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林纾和魏易在林译小说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两者中的任何一方缺场,都不会有林译小说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奇迹。     

从中国翻译活动的变迁看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

本文从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理论假说出发，讨论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重要因素——赞助人对翻译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操控。并结合中国翻译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变迁，分析赞助人在中国翻译体系从持续到瓦解再到重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翻译美学刍议

"翻译美学"以"翻译"为"体","美学"为"用",将审美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其目的是建成翻译学的一门分支。该文拟对中国翻译美学的起始界定,学科定位和理论应用三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提出了翻译美学运用的层级问题,将翻译提高到审美的高度,以美学方法和标准对翻译进行系统阐释,拓宽了翻译学研究的新视野。     

浅论中国翻译史

翻译事业在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据一些史书上载有外来语等情况判断。有人认为我国远在周秦时期就有翻译活动了。但是，真正的翻译，则是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及随之而开展的译经活动开始的。这个以佛教经典汉译为开端而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翻译史。历时将近两千年，可大体上分为五个时期：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简述

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历史悠久,硕果累累。自佛经翻译时期始至五四运动前后,译论的发展经历了三次高潮,其中不乏精彩论述,如玄奘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等时至今日仍具生命力,为广大译者所推崇。本文主要以时间为序,简要地对这一时期内较有价值的翻译理论加以梳理。     

从翻译高潮看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发展

本文试图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翻译高潮,及其在这三次高潮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来总结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展。通过对这些理论的了解,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翻译史的了解,同时也对译者今后从事翻译实践活动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简论传统史学的历史功用观及其人文主义精神

中国传统文学重视叙述人,强调道德评价,认为历史最大的功用在于维护“道”。根基于传统哲学和人性论,传统史学的本质是人文主义精神。首要的就是必须继承和坚持传统史学的人文主义灵魂。     

论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唯物史观胚芽

中国人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从唯物史观开始的,以往的研究忽视了这一事实与中国传统哲学提供的历史土壤的关联。以“通古今之变”为宗旨的中国传统历史观“善言古者,有节于今”、“食足知礼,民惟邦本”、“势非圣意,理势合一”等观点,在肯定历史进步和变革,重视经济因素和民众力量,探求历史趋势的客观性和这种趋势与历史规律的统一性等方面,与唯物史观有诸多相似之处,这无疑为接受和认同唯物史观提供了思想土壤。进化论的一些观点延续和展开了传统历史观中与唯物史观相近似的因素,并贯注了新的时代内容,使传统历史经变革和融合发展为唯物史观。     

中国翻译史上的归化和异化

西方翻译理论有同化和归化之分。中国翻译经历了三次高潮,从古代的佛经翻译到当今的各个领域的翻译,各时期的理论侧重点都不同,这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当今的中国翻译应体现中国的特色,归化和异化相结合。     

殊途同归:杨昌济与徐特立教师生涯转型的路径及意义

杨昌济与徐特立早年为乡村塾师,居于底层,忙于生计,在清末教育变革中共同经历了教师生涯的转型,但各沿不同的路径展开:杨昌济在新政兴学时考取官费留学,负笈日本、英国,从传统举子转变为新潮知识分子;徐特立通过自学和师范学堂短期进修,从旧式士子转变为新型教师和办学者.民国初年,二人命运交集,同为师范之师,致力于培育青年一代,堪称青年导师.杨昌济与徐特立通过身份转变,成功实现了人生逆袭,从底层塾师成长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反映出教育变革既对教师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又为教师成长提供了新的机会,只有顺应时代,主动应对,才能实现人生转变与事业成就的双丰收.     

中国哲学史研究百年反思

中国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对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有久远的历史,但这种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才有的事。20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其轨迹与社会史的进程密切相应。总结和反省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各个阶段的思想内容、特点及理论得失,对于展望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研究在新世纪的走向有重要的意义。     

学术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史在体制化与学术化的双重进程中,已成长为中国历史学领域中一门新兴且显要的学科。从学术史的角度观之,它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通史研究到专题史研究的嬗变,研究旨趣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到实证分析的转移。这直接体现为近年来在冷战中国史、人民公社史、“大跃进”、学术争鸣等问题研究中呈现出的新气象。目前的研究,在学科特性的认知、史料获取的路径、史观与方法的构建、“碎片化”的研究状态、二元研究格局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未来的研究将在回应上述问题的同时,通过加强科际整合与学科共同体内外的对话而整体协作式推进。     

和而不同 殊途同归--全球化视野中的民族文化

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种潮流或趋势，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最大实际。以此为背景和参照系来观照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全球化不仅提供当代社会的现实框架，而且也提供民族文化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方法论原则。     

中国妇女史:从研究走向学科化

回顾20中国妇女史发展的历程，面对新世纪女女学蓬勃发展的全球景观，如何在本土化与学科化的双重努力中实现自己的目标？本文认为，20世纪初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兴起是在现代化的社会和学术语境下展开的，80年代中期开始了妇女学背景下的史学关注；90年代初期引入了社会性别（gender)重要的分析范畴，同时，妇女学的全球视野更要求研究者从普遍认为有效的理念框架，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中主动选择并运用于本土研究，面对这一趋势和史学遗产，妇女史学者在继承，借鉴，创新以建立本土妇女史学科中，应尽快突破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多重困惑和挑战，开展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以进入主流史学并纳入教育主流。     

略论当代中国通史研究与撰述之趋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通史研究与编纂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一是放弃这种体系,或重构中国通史新体系,或编纂中国通史新著。但究其目标,都是旨在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