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娜拉出走”与中国现代女性解放表述

“娜拉出走”是20世纪女性解放的共名,在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思想移位和文化修正。子君、林道静、李双双作为不同时期的女性解放的模式,呈现出追求爱情、追求革命、追求社会价值的多元话语,见证了中国现代女性解放的轨迹。回眸,有助于女性解放的文化思考,有益于文学批评的现代重建。     

"娜拉走后"现代命题的当代演绎

“娜拉走后怎么办”是中国现代以来关于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经典命题。新时期的大批小说家对这个命题重新进行了思考与回答。他们或者在真爱失落后对男权中心话语进行颠覆,对男性神话进行解构;或者在自我发现中自我扩张、欲望凸现;或者进行着“炮礼时代”的婚恋游戏。一批作家最终能消除狭隘的性别对立意识,实现精神的涅槃和升华。他们演绎了一部女性心灵成长与蜕变的历史,以探索正确、科学的女性观为当今和谐社会作着努力。     

论耶利内克笔下娜拉的气质书写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女性文学及其性别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作为女性主义者,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在剧作《娜拉离开丈夫以后,又名社会支柱》中刻画女主人公娜拉的生动形象,从社会性别建构的角度出发,重点表现其身上兼具的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的文学特征,充分显示出女性气质书写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实践价值。     

“娜拉”与“女奴”——张爱玲女性书写的现代分析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张爱玲是一位具有独特女性意识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不是男性,而是女性.如白流苏、葛薇龙、曹七巧、曼桢、许小寒等.这些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寄寓了张爱玲作为女性本身的生命思考.从这些女性形象中,可以看出,张爱玲书写都市女性被奴役的命运并不是简单地传递女性的悲剧,而是借女性世界的声泪事实来向男权社会控诉与挑战,颠覆与解构传统的男权文化.从中,我们可以探寻张爱玲对女性世界的体认与感悟,解读她特殊的女性视角.     

论先秦文学的叛逆精神

先秦文学的叛逆精神对叛逆文学传统的形成以至于中国文学的走向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古神话中那些具有叛逆意识的作品,是文学叛逆精神的源头;《诗经·魏风·硕鼠》是叛逆文学传统的开端;庄子对社会统治秩序和统治阶级价值观念的否定,将文学的叛逆精神推向了时代的高峰。     

韩剧中的“娜拉”们

韩剧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娜拉＂们,她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徘徊。这类女性又分为三类,一类是隐藏女性特质,扮演成男性,以优势性别进入社会竞争的花木兰型;一类是女性意识过强,完全颠覆传统道德标准的野蛮女友型;还有一类被女权主义者称为＂妖妇＂,她们是以偏激的方式对男权社会进行反抗的＂坏女人＂。     

试论徐霞客的叛逆精神

徐霞客的叛逆精神主要表现在，对明末政纲国策的否定，对腐败政治的痛斥和批判，对封建礼教的漠视和抨击，但未否定明朝的封建专制制度。他的叛逆精神形成的原因有，“清”与“勇”的人格主调；人格主调与政治腐败的冲突；东林党的影响；资本主义萌芽的催化。     

作为方法的“娜拉”

张春田的《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后的女性解放话语》是一部解析“娜拉神话”的论著。借助于作为方法的“娜拉”,该书反思了启蒙话语的理想化、浪漫化,重新考察和评价20世纪初中国的现代文化想象。     

镜像错置：“娜拉”在五四语境中的产生及接受

人们常常认为性别研究指涉的仅仅只是关于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其实不然，性别问题实际上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相纠结，因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或者说是一个由符号组成的象征系统，其意义就包含在一系列的符号结构及其互相关联中。性别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符号，它实际上内在地、本源性地决定了社会文化系统的运作与意义。性别研究实际上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     

身体的“娜拉现象”

文章浅析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以及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背景下身体的＂娜拉现象＂：一方面,身体由屈从和附属于精神、理性、灵的过去,逐渐苏醒并走向台前,作为一种新的感性资源被重新发掘与认可;一方面,文学创作中对身体资源肉欲与暴力的书写,消费文化中对身体崇拜的无休止炒作,使身体与意义分离,成为空洞的符号,陷入另一种权力与话语编织的规训之中。身体走出了过去的阴霾,身体却陷入了新的迷惘,身体的＂娜拉现象＂由此而产生。     

五四文学中觉醒后的"娜拉"意象

中国妇女历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千百年来一直在痛苦的深渊中呻吟、挣扎。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造成了中国女性个人价值的严重缺失。随着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人的发现”成了五四时期的关键词汇。历史和时代的需要,易卜生和他的作品进入了国人的视野之中。他笔下的娜拉成了千千万万妇女的楷模,“我是一个人”的呼声在苦难的中国女性心中久久回荡。五四作家们也纷纷仿效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创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娜拉”意象,再现了五四女性自我觉醒的艰难过程和自我价值重构的苦痛。     

论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出走的娜拉

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娜拉离家出走而提出了探索妇女的解放出路的社会问题。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文艺会讲时曾提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指出在尚未取得经济独立的娜拉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回来”,二是“堕落”,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出走之后的娜拉会以怎样的面貌出现,主要取决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看,娜拉不仅不会出现鲁迅所预言的两种情况,而且路会越走越宽,因为娜拉的出走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安娜、蘩漪、娜拉悲剧命运的分析比较

安娜、蘩漪、娜拉在家庭这块阵地上为争取自身的独立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安娜、蘩漪追求的是爱情，娜拉追求的是人格独立，然而，她们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同一悲剧结局。这说明女性的解放不仅要依赖社会历史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女性自身的独立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垂死的肉身》:后现代主义社会中的反抗

运用利奥塔及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对罗斯的最新作品《垂死的肉身》进行分析,尝试揭示出该作品中蕴含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特点: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沦落以及沮丧与焦虑的盛行。作品人物均试图利用肉体放纵来消解精神危机,但他们并未丧失精神的固守,只是以他们的独特方式来表达他们的逃避、愤懑与批判。     

从“大师精神”看大学精神

章从大师精神引导出大学精神——大学应该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的殿堂,而不是打制工具的作坊;大学教育的本质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做一个完善的人、全面的人、高尚的人,其次才是教人如何做事;“人”是大学教育关注的重心和中心。     

试论范晔谋反的原因

范晔是南朝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因参与谋反而被杀。范晔的主观思想和客观行为共同促使了他的谋反。他主观上持身不谨、恃才傲物,客观上受所处的时代的影响,这些成为他谋反的必然。     

"文革"时期的农民"造反"组织及其活动管窥——以福建为个案的分析

"文革"时期,在毛主席、党中央号召下,受红卫兵大串连的冲击,广大农村成立了许多农民"造反"组织.这些农民"造反"组织内部大多机构庞大、建置严密,多次组织队伍进入各县市参加"造反"活动.其结果导致大量劳动力长期脱离生产岗位,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此外,各"造反派"组织纷纷伸手向当地政府强行索取经费,给当地财政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压力,使广大农民和集体资产大量受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及农村经济的衰退.     

何谓“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不是对历史过程的经验描述，而是反映现实的真实社会状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史，“历史精神”体现为一种历史发生学的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不是对唯心主义的简单否定，而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解析了人类自由的获得路径问题。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马克思发现了真正探及社会生活本质同时也是文化的本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从而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哲学道路矗立于现代哲学之林，这就是作为整体哲学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贾宝玉的"男人解放"形象探析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颠覆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对男性的束缚与奴役。贾宝玉背叛了“男人应该事业有成”的性别角色意识,颠覆了“男人远离女性”的性别的角色要求,挑战了“男人阳刚”的角色定位,违背了“男人老成持重”的性别塑造,反叛了男性友谊的“君子之交”,凝聚了男人解放思想所信奉的诸多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