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疯癫”形象的启蒙诉求

“五四”时代的核心精神是“启蒙”。新时期文学的“启蒙”诉求则是对五四启蒙文学的一种继承和补充。本文从三个方面表现这种“启蒙”诉求：对“文革”极端政治的灾难性叙述;城市经济文明带来的人的道德失范;民族文化之“根”的认同与超越。     

需要攀升的中国女性文学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前 5 0年 ,女性文学具有“双声”和“复调”的审美特征 ,即在表现现代女性独特生命的过程中 ,体现着时代色彩和具有启蒙意义。后 5 0年女性文学从揭示男女政治平权后的性别歧视的理性审视到抒写和披露女性幽密心灵的吟唱发展为以物欲化的场景 ,表现女性灵魂无着的焦灼与后现代社会人的反叛情绪。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是崎曲的。本文从女作家的身份认定、女性生命的哲学反思、女性视角三个层面对女性文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意欲使女性文学具有更丰富的人文内涵     

20世纪文学叙事形态与文化环境关系论纲

如果我们把＂五四＂时代称为思想启蒙时代,把30年代到80年代末称为革命时代,而90年代以后称为后革命时代,那么在20世纪的文学版图上,＂五四＂文学是在西方启蒙文化的视阈中实践着教育国民与改造国民性的文学目标,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各类政治文化对文学起着规范与制约的作用,这一时代尽管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社会治理意识而言却是在革命理念覆盖之下,文学也就顺应着这一政治文化形态发生着各种形态的叙事变化。而90年代以后,则是商业文化对于文学发挥着主导作用,文学叙事形态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异,随着商业文化的旋律扭动着自己的腰肢。总体而言,20世纪文学叙事形态与文化的关系密切而重要。从启蒙时代到革命时代的转变带有某种急迫或不得已的特征,文学叙事形态也在这种急迫与无奈中发生转型。而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则是主流政治顶层控制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与文学发展到一个特定的时刻所发生的政治文化对于商业文化的主动让渡,而此时的商业文化也正好适应了政治文化的变化需求,因而这种让渡又带有某种共谋色彩。     

文学是心灵的寄思——由《文学如何立心》谈谢有顺先生的文学批评

尽管中西方文论之间存在着“再现说”和“表现说”的差异，但二者对文学仍然存在着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文学要展示人的内心世界，文学是来自心灵的寄托和思索。与以往的手工时代不同，在机器复制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在物质层面存在普遍雷同，人们穿着同样的服装，乘坐同样的车辆，享用同样的饭菜，观看同样的肥皂剧，言说同样的流行语。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和18世纪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了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战争·人性·和平——论战争文学主题的文化蕴含与启蒙意义

战争是自有人类以来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战争文学是中外文学史上特殊的一页,在战争主题的言说上．“人性”、“和平”、“启蒙”,乃是战争文学的重要母题,以此为内核而构成的和平文化及其思想指向,亦是战争文学的价值蕴含与灵魂所在。故,战争文本承栽着“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而战争文学对于“人性”有着立体的透视与深度刻写,战争主题则内含着“和平”的诉求与“启蒙”的意义,文章以此为学术支撑,在世界战争文学的背案上,对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展开理性透视与学理分析,在全面论述战争文学价值的基础之上,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辨证关系,阐释了战争文学内蕴的启蒙意义。     

新媒体对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启蒙的影响探讨

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是个体从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进而成为一个合格公民的必要过程与内容。少年儿童处于政治社会化启蒙时期,也是为进一步的政治社会化奠定基础的时期。新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对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启蒙产生着双重影响。一方面,新媒体丰富了少年儿童政治认知的渠道,促进了少年儿童政治情感的形成,扩大了少年儿童政治参与的途径;另一方面,新媒体可能会加剧少年儿童政治认知的复杂性,增加少年儿童同伴群体正确认同的难度,弱化少年儿童政治教育的成效。因此,在新媒体环境下促进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启蒙,有必要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三个层面采取措施。宏观层面上要加强党和国家对新媒体的领导与管理,中观层面上要促使教育系统积极创建教育类的新媒体阵地,微观层面上要在教育活动中加强对新媒体的运用与监督。     

试论周作人的文艺思想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构架中包含“人的文学”与“个性的文学”。其中“人的文学”可以看作“五四”文学启蒙的文艺纲领,它指出,文学是以发扬人性为目的的,应从自然人性论出发构建人学体系,认为文学是包含着阶级性但却超越了阶级性的人类活动。而“个性的文学”是“人的文学”的深化,认为个性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功利性是无形的。     

论“儒道佛”思想在苏轼人生中的作用

苏轼是宋代的一位文学全才,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苏轼在政治生涯中却扮演着失败的角色,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被迫外任,“乌台诗案”的发生,标识着苏轼政治仕途的重大挫折,但这却成全了苏轼在文学上的“功业”。政治与文学的互动,使得诗人不仅收获了斐然的文学成绩,同时也在文学中释然自己苦闷的心情,从而为后人展现了面对不幸命运的生存智慧。     

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动力结构层面的张力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动力来源于接受主体自身的四类需要。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四类需要并不是处在一个层次上。四类需要诸层面之间不是单一的、平面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关系。探究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动力结构层面的张力关系,对于落实“三贴近”原则,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边缘化”现象及张爱玲小说的价值观

当我们对中国新文学史作一番匆匆的巡礼时,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触目且不争的事实——那些在文学史上最具才华、最有贡献、最负盛名的作家,均属游离于传统主流文化和当时主流政治之外的“边缘人物”。他们正是以其边缘的处境、边缘的立场、边缘的视角和边缘的价值。完成了进入主流文学和主流文化的历史使命。本文以张爱玲为例,试图阐明“边缘化”与文学成就乃至文化成就的因果关系及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新时期之初的电影改编与伤痕文学

新时期之初,文学和电影开始复苏。伤痕文学的兴起,直接引领了电影理论的大讨论和电影实践。改编自伤痕文学的电影,在文学价值、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各方面受到伤痕文学的影响。作为一种接受方式的电影改编,从弘扬人道主义和淡化反思精神两方面对文学做了当下的"重读"。     

启蒙：“革命”哲学品格的实践——丁玲1940—1942年思想与创作研究

本文从启蒙与“革命”哲学的关系视角探讨了丁玲1940-1942年间的思想与创作,分别从启蒙认同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革命”哲学的内涵与品格及其丁玲的文学实践等方面,阐释了丁玲的文学启蒙乃是一种“革命”哲学品格的实践。     

试析《毛诗正义》对“四始”“六义”的再阐释

《毛诗正义》对汉魏晋南北朝的《诗》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详细的阐释,其对＂四始＂和＂六义＂的再阐释值得关注。虽然其阐释体现出或多或少的文学观念,但最根本的还是通过它来引申阐发唐儒的政教《诗》学观,以求凸显政治教化的儒家思想以服务于唐王朝的统治。     

董仲舒政治思想的时代性论析

汉初在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已基本实现了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安定。可至武帝时期,黄老的清静无为已无法解决新的社会矛盾.董仲舒的政治思想为解决社会矛盾、满足统治者意愿带来了不同于先秦时期新的思想主张。"大一统"加强了中央集权和思想的统一;"天人合一"进一步巩固王权,神化并限制了君权;"三纲五常"提出了以德治、教化为主的行为准则。当然,董仲舒的思想也受到时代的限制,其思想所带有的针对性与现实性色彩也随着时间条件的改变而消逝。     

借鉴孟子“孝”之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孟子德育思想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崇高精神境界的提高,有着极其重要的发蒙作用,对于孟子“孝”之思想更具有普世价值.深入挖掘孟子“孝”之思想,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对于新时期思想政治建设、精神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围绕孟子“何谓大事”,“何谓大孝”,“如何行孝”及孟子“孝”思想之当代启示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梁启超与晚清文学的现实化、政治化道路

晚清文学启蒙导致了文学的现实化、政治化,而文学的现实化与政治化是实现启蒙目标的必要途径,在梁启超的理论倡导与影响下,晚清文学扩大了题材范围、加强了政治倾向性、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在内容上呈现出明显的现实化、政治化特色,这也可视为梁氏文学启蒙思想的一大历史贡献。     

198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起源与形态——兼议汪曾祺小说的文学史定位

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在当时文化语境中的初衷,是反对＂文艺载道＂等要求和标准。先锋派所体现出来的核心艺术精神应该是反抗和否定,而文学史对于＂先锋＂文学的界定则比较混乱。汪曾祺被＂先锋＂作家们尊为＂源头＂,但二者之间的归宿又迥然不同。广义的＂先锋文学＂被认为是有地域性和时间性的,当代文学史上的＂先锋文学＂是针对当时的中国经验而言的,而汪曾祺的小说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它们在产生的当时就产生了文学史的意义。而随着时光推移,它们依然独特,并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汪曾祺和受他启发的＂先锋＂作家们有着真正的区别,这些区别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先锋文学＂。     

“人的文学”文学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进化论文学史观、启蒙主义文学史观、阶级论文学史观、现代性文学史观、通俗文学史观、女性文学史观等多种文学史观。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人的文学"是其发展中或隐或显的整体线索,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因此,以"人的文学"文学史观来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既符合文学史的史实,又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现代性特征。     

关于“民国机制”命名和定义研讨的反思——兼与李怡等学者商榷

李怡于2009年提出关于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范式“民国机制”在民国文学研究里取得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由于形成时间短暂,它还需要经历诸多现实的考验。在命名方面,“民国机制”实际指的是民国文学机制,它所作用的对象依旧是中国现代文学,实质未能跳出“现代”意义的内涵。同时,研讨还包括“民国机制”划分边界的依据和时空影响。李怡把酝酿“民国机制”的时间定在1912年清王朝覆灭后,依旧未能跳出以“国体和政体”作为文学史划分依据的桎梏。虽然中华民国曾作为一个政权符号存在,但“民国机制”并未能在当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李怡并没有对文学史观和价值评判标准作出一个完整的解析,所以学界对民国机制“能包容错综复杂的文学现象”这个命题仍需质疑并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