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自由——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许多思想家或学者都从道德方面论述自由,康德甚至直接提出了道德自由的学说,深刻地影响了《新民丛报》学人。道德是反抗社会的奴役和束缚,从而走上自由的最后一块阵地。没有了道德,自由也就不复存在,所谓的自由只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虽然道德是中国几千年来圣贤君子所特别强调的,但是中国的道德并未随社会的发展产生出自由秩序。当《新民丛报》学人看到中国的道德和西方的道德有共通之处时,便将西方的道德自由理念引入中国,并拿起道德的武器来争取自由。     

自由,还是背叛——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新民丛报》学人深受穆勒、波伦哈克、李般等人的影响,认为国民性要与政体相适应。西方激进的革命自由主义的理念甚多,但是《新民丛报》学人对其视而不见,只是有选择性地吸收适合自己的自由理念。当《新民丛报》学人认为中国国民性较低的时候,便改变了策略,由批判国家和政府的专制转而批判国民的素质,自由也就被无限期地放到未来的中国梦中。     

改良派关于国民性与自由的争论——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自由实现程度的高低与国民性有密切的联系,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起初,《新民丛报》学人广泛而深入地批判君主专制,提倡立宪,主张解放个人的奴性,自由正好成了他们最有力的批判武器。然而,当他们看到中国人行使自由不能中规中矩时,反而用国民性取消了自由。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想证明自由适合于中国,最后却得出自由不适合于中国的结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新民丛报》学人都用国民性去否定自由。     

论自由与政府之权限——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与有限政府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比如,英国人民先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再通过与国王之间的多次较量和斗争,最终建立了有限政府,而有限政府的建立使英国能通过不断的改革,从而不断地提高和扩大人民的自由权。《新民丛报》学人认识到了自由与有限政府之间的重要关系,积极地介绍西方国家特别英国思想家关于自由与政府权限的重要思想,以启蒙国人,力求在中国建立一个有限责任政府。     

改革中国必先树立自由独立之精神——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新民丛报》学人认为自由之国首重人品。梁启超不仅把德国哲学家康德的道德自由引入中国,而且还第一次喊出了"道德革命"的口号。马君武则受英国自由主义者穆勒的影响,认为中国人改革没有进步的原因在于没有改革中国人的道德,因此指出改革中国必须首先改革中国之道德,尤其要鼓励人人有自由独立之精神。     

论自由与造国——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社会契约论》认为政府和国民都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都具有各自的人格,不能相互所有.《新民丛报》学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只有国家的形体而没有国家的精神,所以他们主张重新造一个国家,否则中国人必至于无道德,中国人必为贫贱必为奴隶.     

试论人格与自由的统一——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自由是从尊重人开始的。《新民丛报》学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时,已经认识到了人格与自由之间的重要关系．因而积极地把一些关于人格与自由相统一的思想传入到中国。简而言之,自由对个人而言,就是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对他人而言,就是把他人当作人来看待;人必须有独立的人格,不服从于任何个人、任何团体、任何权威,如果讲服从的话,只有服从于真理。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的人权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自由之困境与悖论——以《新民丛报》与《民报》的争论为考察对象

《新民丛报》学人与《民报》学人对自由的理解和运用水平关系到中国能实现何种程度的自由。两派的理论来源相同,都用西方自由反对中国式专制,但是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误解自由之真义,特别是在个人自由与团体自由、国家自由,以及在天赋自由与法律自由上纠缠不清。     

论自由与法律之关系——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新民丛报》学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时,把法律看作自由之保障,对中国社会＂有治人无治法＂进行了批判,认为中国变法无成效是因为不知西人政制之美的本原在于立法部,主张立法权应属多数国民,进而,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法治国家。     

论中国文化中的自由精神———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虽然近代自由思想产生于西方文化,但是它要想在中国文化中成长,必须与中国文化进行交汇融合。当《新民丛报》学人传播西方自由思想时,形成了对中国文化中有无自由精神的复杂认识。一些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自由精神,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自由精神,还有一些人有时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自由精神,有时又认为中国文化中没有自由精神。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本身对自由精神的认识标准不一样。一些《新民丛报》学人为了使自由在中国扎根,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自由精神,特别是儒家学说中有与近代自由主义相通的自由精神。     

时代不同则自由亦不同——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民族主义时代与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在民族主义时代,《新民丛报》学人更倾向于争取个人自由,但是当西方列强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代时,《新民丛报》学人过多地看到了西方列强对落后国家的渗透和侵略,从而在心理产生了排斥列强的焦急情绪,因而也就把对个人自由的重视转向争取国家自由的重视,甚至提出了要国家主义不要民族主义的口号。     

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与监督政府——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在近代社会,西方国家逐渐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人权。中国社会长期实行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管制体制,儒家思想占有统治地位,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新民丛报》学人积极地将西方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传入中国,并用中国文化进行解释,认为思想自由乃进世界文明之具,言论、出版自由要以监督政府为天职。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辛亥革命时期改良派对实现自由的思考——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新民丛报》是辛亥革命时期改良派的机关报。如何实现自由是《新民丛报》学人宣传西方自由思想时考虑的关键问题。他们通过观察世界各国的不同境遇,以及中国的特殊情势,认识到了个人自治的重要性,以及赋税对争取自由的决定性意义,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国民的自由精神。     

论公民自由与中等社会——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自由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行使,如果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智识、品德,特别是自己的自主性受到损伤,那么他就无法实施自由。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公民就是自由人,奴隶没有自由。到了近代,只有解放了的奴隶成为公民时,才享有自由。《新民丛报》学人认识到了公民自由的重要意义,因而积极提倡公民自由,以反对中国人的奴性,更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了中等社会在实现自由方面的价值。     

改良派关于孟德斯鸠自由学说的理解与思考——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吸收英国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把个人自由、政治自由、法律自由引入国家治理体系,提出了举世闻名的三权分立学说,创立了以法为本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新民丛报》学人不仅详细介绍了孟德斯鸠的自由学说,特别是他的三权分立学说,而且深入地考虑它在中国实施的情况。然而,当革命派也将三权分立学说引入中国时,他们反而认为三权分立学说不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新民丛报》的自由思想的西方来源

近代自由主义从西方文化中产生,当它通过法国大革命向全世界进行传播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在中国,《新民丛报》学人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形成了对自由的不同认识。这种认识的来源主要有三个,即古希腊的自由精神、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和欧陆式的自由主义。这些来源为《新民丛报》学人传播西方自由思想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自由、感情与报纸宣传——以《新民丛报》与《民报》的争论为考察对象

《新民丛报》学人在宣传自由思想时,往往用带有感情色彩的文字来征服读者,取得很大成功。但是,人的感情一旦被调动起来,就容易失去理性。当《民报》学人用感情来调动中国人进行革命时,《新民丛报》学人看到了感情用事的危害,主张国民一定要理性思考,并试图与《民报》学人和解,但是没能成功。     

论国家自由、团体自由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梁启超等《新民丛报》学人关于国家自由、团体自由、个人自由的关系,是受到极力责难的地方,也就是在这方面争论他们是不是自由主义者最激烈的地方。《新民丛报》学人虽然介绍了西方许多重视个人自由的思想,并力图将其改造以适合于中国,但是他们却不能把个人自由放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当中国不能实现自由之时,许多人更加相信梁启超等人不能真正理解自由主义。虽然这些人说的话有一定道理,但这是他们赋予了梁启超等人太多的责难。     

关于《新民丛报》的自由思想的争论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一把锐利武器,并通过法国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中国,《新民丛报》学人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引介和宣传。他们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自由主义,而是通过日本文化作为中介,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了消化、吸收,以至于在某些问题上根本改变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诸多争论。     

改良派对法国大革命与自由的认识与思考——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的旗帜,沉重地打击了法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不仅将自由传播到欧洲各国引起了欧洲革命,而且也传播到东方各国。但是,法国大革命中发生的惨剧令世人感到恐怖和不安。在中国,改良派认为法国大革命以自由为号召有其原因,虽然取得了很多自由成果,但是仍归于拿破仑专制,而中国不存在用法国式的大革命争取自由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