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论桐城派

胡适对桐城派没有整体研究,多为片语短章的批评,1923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可以代表他对桐城派最系统最全面之评价。他认为,桐城派文章虽然中了"文以载道"的毒,但最大长处是使文章做得通顺,所以在当时是古文学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即便是桐城派末期,也并非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革新,为后来的文学革命做预备,可以说桐城派文章是古文学到新文学的过渡。     

姚椿的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继承与创新研究

姚椿的古文理论基本不超出桐城文法范畴,"明道""考古有得"与"雅洁"是对桐城派古文理论主张的继承。姚椿在维护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古文观点,他在桐城派前辈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提出文章的"纪事"功用。"纪事"是指文章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民生等内容。姚椿对姚鼐的"辞章"更进一步发挥,提出"言词深美"。姚椿古文理论对桐城派的发展影响深远,对传播桐城文法、扩大桐城派的影响有积极作用。姚椿论文既以桐城文法为旨,又能适时突破桐城文法范畴,体现了古文理论的新特点,值得关注与研究。     

老舍对桐城派的继承与创新

老舍的文学创作与桐城派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桐城派所倡导的“义理、考据、辞章”文章要素在老舍的创作中都有所体现。老舍在继承并发扬了桐城派优秀传统的同时,还有意识地避免桐城派浮躁凌厉、机械僵化等毛病。在文学语言方面,老舍谙熟于桐城派的“质朴自然”、“格律声色”形式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语言的生活化、口语化以及“清浅简练”、“音乐美”等主张。继承中有创造,这是老舍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     

胡适论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化进程中，胡适的作用不容低估。本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论述了胡适一生在文化学术领域里的成就、胡适思想的渊源及复杂性、胡适在政治领域里的表现及实质。     

林纾与桐城派

林纾与桐城派交往很多。民初特别是五四时期,桐城古文每遭异议,林纾极力为之辩护,但他并不完全赞成桐城派这一说法。桐城派主要是一个古文理论批评流派,林纾不完全赞成桐城派这一说法与此有关。方苞的义法说及其批评实践最能代表桐城派的理论批评成就。林纾接受了桐城派的众多说法,特别是将其义法说贯彻到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并有新的发展,甚至认为外国小说中也有义法。林纾的文学理论批评是对桐城派的重要贡献。     

桐城派作家贺涛散文浅议

贺涛为吴汝纶、张裕钊弟子,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为文重辞章,长于议论,富有气势,多用人物语言来组织文字,使文章内容充实而有起伏跌宕之妙。     

民国桐城派研究平议

民国时期,桐城派主要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呈现于研究的舞台。这一时期,文学革命派、仪征派、桐城派自身、纷争之外的学人等研究群体均对桐城派作出了多元探讨。对桐城派与八股文、阳湖派、宋学、汉学、新文学之关系等方面均进行了全面解读。虽然民国学人已跳脱儒家思想的范囿而展现了独立与理性的研究品格,但是在新旧思想的共同激荡下,他们对桐城派的评判往往体现出复杂的面向。     

骈文与桐城派

桐城古文与骈文是清代文坛两支相抗衡的力量 ,二者之间的地位论争贯穿始终。桐城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骈文有不同的态度 ;骈文中兴对桐城文论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陈独秀与桐城派的因缘际会

陈独秀与桐城派关系紧密。早年受桐城文化濡养,并与桐城门人相交游;晚年致力于文字学研究,重回桐城文化怀抱。陈独秀出自"桐城",其学识成就颇得桐城之助。     

桐城派散文中小说因素琐议

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它能成为纵贯清代文坛的蔚蔚大派,独特处之一在于在散文创作中自觉融入小说理论,运用小说笔法,记叙描写简洁细致,人物形象丰富生动,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意味。桐城散文上承古代散文的创作脉络,下启现当代散文的写作方法。     

陈独秀与桐城派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桐城派是清朝文坛的正统。在近代风云变幻的年代,陈独秀对桐城派由继承转而批判。面对批判,桐城派末流做出不同程度的反击。这反映出随着西学的传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人物,在救国道路的抉择中,义无反顾地走向了反传统的道路,这种选择可能具有一定的偏激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赤热的爱国心。桐城派在新文化运动的声讨中走向末流,但他们面对批判不屈不挠,顽强坚守,值得探讨与深思。     

徐树铮与桐城派

徐树铮是民国北洋时期著名军事、政治人物,师法桐城,与马其昶、姚永概、林纾等桐城派文人交往密切,亦师亦友,重新校点了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使其更完善,反对“骈,散”的门户之见,主张吸纳各派所长,对桐城文化的传承和推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桐城派与近代社会改良思潮

桐城派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影响广泛、深远的散文流派,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有着辉煌业绩的学派。桐城派传承者不仅关注桐城文法与桐城古文,传承桐城派的救世理念,而且侧重从"经济"层面探讨经国济邦。一方面,近代桐城派传承的代表性人物吴汝纶、黎庶昌等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有密切关联;另一方面,近代桐城派的主要活动与中国近代文化思潮更迭中的中西文化论争流变相始终,桐城派人物活跃在中国近代各改良思潮中,并对近代社会变革思潮的建构有重要影响。这些都是解读桐城派文统变迁的关键。     

桐城派经世思想述论

经世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之一,凝聚成我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最为宝贵的精神品格。桐城派文人皆具有极其强烈的经世思想,以桐城三祖、姚门弟子以及曾国藩及其弟子们为例,他们虽处于有清一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经世思想之社会思潮表现出怎样的显隐起伏,他们都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力图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随着列强入侵国势衰微,桐城派经世思想又与爱国精神相融合,抒发变革图强的时代最强音。桐城派之经世思想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明清桐城文化对桐城学派形成的影响研究

桐城学派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与桐城的学术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桐城文化具有家学与师学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兼容并包、富于创新的治学精神,经学致用、注重实学的治学思想,诗文发达、文风浓厚的文学氛围。因此桐城文化对于桐城学派的人物品格、古文思想、学术研究和理学思想等各方面均有重要影响。     

论桐城诗派的两条诗学路径

桐城诗派由姚范、刘大櫆开宗立派,在姚鼐、朱孝纯手中发扬光大,形成奇险与雄奇两条风格互补的诗学路径。奇险支派是桐城诗派的主流,重视学习黄庭坚、韩愈与杜甫,姚范诗作往往以学问为诗,爱用生词僻字,好用事用典,常以虚字入诗,对姚鼐一脉产生一定影响。雄奇支派逐渐被熔铸唐宋的诗学传统所淹,在桐城诗派史上不显,刘大櫆以才气为诗,通过句式变化与夸饰手法创造雄奇诗风;朱孝纯游历较广,其雄奇诗风多得山川之助。     

桐城派形成原因之我见

关于桐城派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从客观的政治背景和现实环境谈起,兼及桐城先辈的历史贡献为积淀,促其产生的历史事件为契机,以一贯之的理论体系为精神支柱,核心作家的天才创造为动因,外围作家的主动汇聚为条件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以说明桐城派的诞生绝非单纯的某个原因所致,而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各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动态发展过程。     

桐城派诗人许所望和他的诗歌

许所望是生活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布衣诗人,为人慷慨激昂,侠肝义胆,曾参与嘉庆年间的两次助军行动,功成之后,拒受封赏,回家闭门种菜,后人赞之为“江北名士”。他与当时政界、学界、文坛名流之间的交游十分广泛,诗歌成就很高,尤以七律见长,格律精工,豪迈奇谲,被称为“江北第一家”。所著《蔬园诗集》十四卷,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