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人”与“西厢”辨考

《会真记》和《西厢记》中的“玉人”和“西厢”各有所指,并非同一概念,《西厢记》是从《会真记》脱胎而来的,要想弄清《西厢记》中的“玉人”和“西厢”,必须追溯它的源头《会真记》。本文立求追本溯源,尝试解码传播过程中“玉人”和“西厢”概念的演变。     

“枕中一梦”的嬗变——从《杨林》、《枕中记》到《邯郸记》

通过对《杨林》、《枕中记》和《邯郸记》的比较来考察“枕中一梦”故事情节、人物、主旨的嬗变情况以及作品间的承继因袭,从而挖掘体味作品流传嬗变后其价值和意义所在。     

论《邯郸记》和《南柯记》中的“梦”的作用

汤显祖《临川四梦》对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礼教、封建官僚体制作了深刻的批判,在戏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针对“四梦”中的《南柯记》和《邯郸记》的创作特点简略阐述其“梦境”描述在作品中的作用及其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爱”是不变的理由

苏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唐宋八大家散文选读·杂记》选择了以下几篇杂记：欧阳修的《丰乐亭记》、苏洵的《木假山记》、曾巩的《墨池记》、苏轼的《超然台记》、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这几篇杂记“从所记事物中概括抽象出关乎社会人生的大道理,言近旨远,多有寄托”（专题导言）,各类教参对每篇文章的微言大义都进行了深度挖掘,却很少从整个专题的角度进行阐释。笔者在通览这几篇传世之作后,感觉有一股浓浓的“爱”的热流在每篇文章内潜行暗涌。     

论艾芜《南行记》中的自我形象

文章认为,艾芜的《南行记》中的“我”可以从“小我”和“大我”两个方面来理解。“小我”更多地带有作者本人的经历和性格的影子,“大我”则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例谈古代“山水记”的教学

“记”是古代一种很重要的文体,在整个中学语文教材中古代的“记”占了很重的份量。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记”,从内容上来看：既有山水游记,又有亭台楼记,还有杂记;从时代上看,有魏晋的、唐宋的、明清的,含盖了“记”从肇始到走向成熟,直至繁荣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但是,从所有选入中学教材的“记”来看,笔者以为《游褒禅山记》在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教学山水游记“章法”的极好范本。如果能教好《游褒禅山记》的章法结构,那么对于整个初、高中“记”的教学来说则具有沟通既往,开启未来的意义。     

从“三记”创作观念的比较看邵璨《香囊记》对八股文的借鉴

从《琵琶记》、《五伦全备记》、《香囊记》创作观念的比较可以发现,高明选择“风化体”,以情动人;邱浚选择“生乎义理”,以笑乐人.邵璨选择八股文,阐发程朱义理,走出一条以理服人的创作之路,使《香囊记》成为一部八股化的程朱理学教科书,在形式上离戏曲之体的本质越来越远.     

看张爱玲的《对照记》

张爱玲的《对照记》对照的是形象（照片）与个人身世的真实，因此她用文字来解释心得。《对照记》本身有很强的“后设性”，对《对照记》的解读，则是“后设”的“后设”。从《对照记》中所列的相当可观的张爱玲祖父祖母一代人的照片中，可以解读出她的怀古幽思，她所怀念的就是她祖父母这一代的人物和生活方式，这自觉或不自觉地展露了她的历史怀旧意识。《对照记》中没有张爱玲与父亲或母亲的合影，也没有她父母亲的合影，这些照片的缺失使《对照记》创设了一股幼时的失落感或被遗弃的情境，呈现出“褪了色”的苍凉。张爱玲自己的照片在全书中有30多幅，她的姿态在“镜花水月”式的美学意境中制造了一种神秘感。张爱玲“传奇”不仅是她的文字，也是她的形象造成的。     

论汤显祖传奇对《霍小玉传》的改编

汤显祖以唐传奇《霍小玉传》为题材,创作了《紫箫记》与《紫钗记》两部戏曲。这两部剧作虽都是以《霍小玉传》为本事,但其中表达的思想却有很大不同：因科举受挫,汤显祖在《紫箫记》中流露出浓厚的佛道思想;为与社会不公作斗争,在《紫钗记》中则表达了对侠义精神的赞美。两部剧作的背后,一条共同的主线是汤显祖在“至情”道路上的探索。     

《史通》所见“三史”考证

刘知栽在《史通》中经常提到“三史”,周一良先生认为这“三史”是指“旧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非“新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他说：“徐坚《初学记》卷二一《文部·史传二》云：‘世以《史记》、班固《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矣。’知开元中犹承六代旧习,目此三者为三史。刘子玄之作《史通》,其心目中三史亦指此三书也。”（《敦煌写本杂钞考》）并以《史通》中《叙事》篇“《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与《书事》篇“王隐、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异乎三史之所书,五经之所载也。范晔博采众书,     

“厨助”升职记

最近全国正在热播电视剧和电影《杜拉拉升职记》,我家也正在上演着一场《“厨助”升职记》。 “厨助”,顾名思义,就是大厨的助理。在我家,这个“厨助”的位子一定不会是别人,肯定是我!     

秦醇《赵飞燕别传》考论--兼议《骊山记》《温泉记》

北宋中后期的秦醇是喜欢撷取历史题材的重要传奇文作家,作有《赵飞燕别传》、《骊山记》、《温泉记》三篇作品。作者在《别传》序中用故弄狡狯的假托手法声称此传是根据“古文”《赵后别传》“补正编次”而成的,实际上它是作者参考旧题汉河东都尉伶玄子于撰,大约出于东汉至晋宋间无名氏之手的杂传小说《赵飞燕外传》(又题《赵后别传》)重新创作而成的,素材主要取自《外传》,也从《西京杂记》、《汉书·外戚传》汲取了一些素材。同时还吸收了《丽情集》本《长恨歌传》和《搜神记》中的有关记事和描写。《骊山记》也采取了同样的创作方法,一方面从《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安禄山事迹》、《次柳氏旧闻》、《津阳门诗注》、《定命录》等唐人书中择取素材,但又不拘泥古书而自行加工,一方面自为幻设,发挥想象进行虚构。所不同的是叙事结构,《骊山记》的叙事结构效法唐人陈鸿祖《东城老父传》和郑嵎《津阳门诗》,假托张俞和骊山田翁的对话,通过田翁对其祖上“言往事”的回忆来叙写明皇贵妃遗事。从北宋传奇创作的整体观察,秦醇的创作带有比较鲜明的特色,与乐史那种学者型作品的记实性资料性风格迥异,是应当予以基本肯定的。     

关于《庚子国变弹词》的资料来源

本文考证了李伯元的一部重要作品——《庚子国变弹词》的资料来源问题。文章通过将《弹词》文本与报章汇辑本《西巡大事本末记》及其盗印本《西巡回銮始末记》的对勘共读,指出《西巡大事本末记》一书实为李氏写作《庚子国变弹词》的直接依据;从而使李伯元“取材于中西报纸者十之四五”的自我表白具体化,并可由此进一步了解《弹词》的写作情况。     

《名家五种校读记》提要

钱基博先生所著《名家五种校读记》,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三十一日出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自印本,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九,无锡民生印书馆印刷.《名家五种校读记》是钱先生对先秦名家五种著作《尹文子》、《邓析子》、《慎子》、《惠子》和《公孙龙子》所作的校读记,既校勘善本,又阐发了其中要义.除《惠子》分“征文记”、“传”两部分外,其余四种皆分“校读记”、“传”、“后叙(或序)”三部分;在“校读记”中,又于各篇分“校勘”和“提要”两种.     

《伊戈尔远征记》应译为《伊戈尔卫队记》

《伊戈尔远征记》应更名为《伊戈尔卫队记》。其原因有二：一是原书名无“远征”一词,误译为“远征”的俄原义为“卫队”;二是伊戈尔行动的目的是联姻,不是远征。书名翻译错了会对中国读理解作品产生误导作用。     

汤显祖《紫钗记》创作的“至情”审美

《紫钗记》在保留唐人传奇《霍小玉传》主要人物和情节的同时,再造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别开生面地演绎李益和霍小玉的爱情故事,提升了小说文本的艺术内涵。就其主人公塑造而言,霍小玉的身份因母亲加冕而成为光彩照人的大家闺秀,上演的是一见钟情、一往深情、无怨无恨的角色。男主人公李益也由小说中的负情薄幸郎,改写为多才至诚的君子,了却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紫钗记》别于唐人传奇故事原本,亦别于汤显祖自己早年本于传奇的剧作《紫箫记》,人物性格的全新大改造,改悲剧而为大团圆,盖汤氏“尚情”以至褒扬“至情”戏剧观之必然。惟其如是,方成其“临川四梦”格局。     

江藩学术思想探析

江藩是清代著名的汉学家,为惠栋的再传弟子。博涉经史,著述等身,尤以其《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影响最深,被誉为“全面系统研究清代学术的第一人”。对其学术思想的探析,可以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汉、宋二学的发展态势,同时,也是我们理清整个清代思想文化走向的重要环节之一。     

谈陶渊明创作《搜神后记》的三种可能性

本文提出陶渊明创作《搜神后记》的三种可能性：(1)《搜神后记》(《搜神录》)署名陶潜撰产生的年代几乎与萧统编撰的《陶渊明集》同时；(2)陶渊明有读到《搜神记》的机缘；(3)陶渊明心好异书奇文是为了“自娱”和“导达意气”。     

《修华岳庙记》疑为北魏文

《樊南文集补编》所收《修华岳庙记》,虽历来注家多怀疑非李商隐文,却无史料可证实。从《修华岳庙记》文中出现之人名、人物在生活时代上的重合以及“阐皇风于五叶”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修华岳庙记》文应为北魏文成帝太安年间作品。     

刘祁《北使记》的成书及刊行经过

《北使记》为刘祁的成名之作,记事涉及中亚、南亚、西亚、南欧和北非等地区的地理气候、风俗人物、物产状况等,并记录了西辽帝国的历史,为近代研究中西交通史及中亚史、蒙古史者所注目。然而,由于诸种原因,目前对于《北使记》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如认为《北使记》是《归潜志》的一部分,甚至将其与刘郁的《西使记》相混淆等,故对《北使记》的写作及流传情况进行梳理甚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