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研究述评与反思

东方学在西方、中国的发展各有其渊源、成就和局限。西方的东方学研究起步早、历时久、态度严谨、方法科学、成果丰富,为当下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但对其局限特别是'东方主义'话语应进行批判性反思。中国的东方学具备深厚的研究基础,但在'东方'东方学'等本体概念的理解方面还有不小的分歧,应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实现...     

想象与建构的“东方学”研究——论萨义德的《东方学》

萨义德的《东方学》与其说是一部将东方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术史考察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带有强烈文学研究性质的对于东方学著作的分析论著。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与文学文本具有一致性特点,即主观想象与有意建构两个特征,并且他在解读东方学著作时也普遍地运用了文学研究的方法。《东方学》是用文学分析的方法来分析非文学的著作。与此同时,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使用的文学性研究手段与结论又具有后现代性,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历史观念、艺术形式相互交织渗透其中,并且不断地申明自身。     

远东东方学视域下的在华俄侨东方学——А.А.西萨穆特迪诺夫著《远东东方学历史概论》中的在华俄侨东方学研究介评

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著名学者А.А.西萨穆特迪诺夫教授撰写的《远东东方学历史概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远东东方学正式得到俄罗斯学术界公认。其重要学术贡献之一是将在华俄侨东方学纳入远东东方学学术研究视野之内。这是А.А.西萨穆特迪诺夫教授的一项学术创举,充分肯定了在华俄侨东方学家在远东东方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但该著作在阐述在华俄侨东方学的理论体系上仍存在一定缺憾。     

简评《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

《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2004“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编]，吴新英、陈岗龙[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65．00。     

从东方学看《洋车夫》

近年来,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研究翻译作品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分支之一的东方学,更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美国译者伊凡金的代表作品《洋车夫》来探讨东方学在翻译中的表现。     

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

“敦煌学”一词,一般都认为是陈寅恪于1930年首先提出的,后来发现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使用“敦煌学”的材料。从敦煌学的发展、影响、实际效果和“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过程来看,说陈寅恪是“敦煌学”的首创者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正视的是,在陈寅恪之前,石滨纯太郎已经使用了“敦煌学”一词。因而有必要探讨敦煌学出现的背景,即当时国际学术的潮流是东方学,而东方学又是在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或占领下逐渐形成的一门学科,具有殖民主义的成分。虽然东方学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提出的,但不能因为提出的背景而否认其科学价值。     

从东方学史看西方学界的丝绸之路研究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欧洲的一些探险家与东方学家开始深入中亚地区,发现了作为古代东西方商道的"丝绸之路",开启了"路"的历史叙述与研究模式,从历史文献的翻译与阐释进入了实地踏查的阶段,从而带来了东方学研究方式与方法的变化,并且揭示出丝绸之路作为"中国之路"与"东方之路"的性质,展现了此路"以物载文"的文化交流特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当代世界经济的描述与研究中利用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将其广义化,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的概念或撰写"丝绸之路新史",直接或间接地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相呼应,表明他们从历史研究走向现实关注。对西方学界丝绸之路研究模式及特点的关注与研究,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一带一路"倡议的广阔的国际背景与深刻的历史渊源。     

再看赛义德的《东方学》

爱德华.W.赛义德通过《东方学》一书详细介绍了东方学的内涵和实质,尖锐地指出东方学即是西方操纵控制东方的一门霸权主义学问。这一深刻而大胆的洞见揭开了后殖民文化的真正面目。同时,赛义德对东方学提出的某些观点也具有偏颇之处,他以不全面的文化观来看待西方文化,抹杀了西方进步作家的功绩,混淆了文化和政治的界限。这些问题无论是研究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需要思考。     

第三世界的形成与近代资产阶级东方学理论

第三世界是十六世纪以来从东欧发端,经过多次的海外扩张运动而形成的。近代意义上的东方学就是在“地理大发现”和西欧列强向东方各国扩张以后产生的。一是广泛研究了东方专制主义总是;二是发现了东方社会土地国有、租税合一、农村公社、政府关心公共工程的特点;三是提出所谓“东方社会停滞论”。囿于历史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西欧中心主义以及殖民扩张的偏见,这些结论并未揭示东方社会的历史规律。19世纪的东方学处在亟待改造的关口,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出现适得其时。     

日本诗经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特征

《诗经》传入日本最早在魏末晋初。雄略天皇有表致刘宋皇帝,其中关涉《诗经》者有两处,一处引用《采薇》,一处引用《诗谱》。该表全文之口吻毕肖《采薇》,从现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来看这是对《诗经》更为根本的引用。十八世纪前的日本诗经学,其发展可分为成立期、成长期、发展期和停滞期四个阶段。前三阶段合成一个大单元,其走势向高。第四阶段自成一单元,其走势低迷。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诗经学发展起来了,它显示出鲜明的日本民族特色。统而观之,日本诗经学的发展呈马鞍形。现代日本诗经学与西方学术思潮联系紧密。当代日本诗经学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日本诗经学的论文其题目较为西化和细化,二是出现了不少日本学者撰写诗经学专著。     

“历史”的四种形态与“史学”的学术伦理

受某些现代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一些否定历史研究客观性的说法在中国学术界颇为流行。这类议论者忽略了一个重大事实,即"历史"有实在的历史、记录的历史、陈述的历史、戏说的历史等四种相关而不相同的形态。在评说历史研究的对象、目的、功能、态度、方法和价值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实在的历史是历史的本原,广义的历史研究无所不在。因此,尊重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最基本的学术伦理。     

一种关于世界史观念的历史考察

世界史观念有怎样的来历?在对思想史材料作历时性梳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性概括和分析,结果发现,近代以来,世界史观念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到20世纪以前,这个时期的世界史观念是一元的、进步的和乐观主义的,思辨多于分析,并通常带有目的论指向,可称为"哥德巴赫式猜想"式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一是分析性的批判,二是思辨性的重建,实质是对普遍史观念所作的反思,可称为"哥白尼式革命"式的。20世纪下半叶以降为第三阶段,表现为全球史观,可称为"哥伦布式交流"式的。这三个发展阶段一方面表现了学术研究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理论张力的逐步减弱。     

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合理维度

20世纪,尤其是近50年来在史学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有种种不同认识,并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虽然我国史学发展历程中有过被政治化、简单化、庸俗化的痛苦经历,但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史学与政治有关系,而是没有正确处理好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曲解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把史学与政治关系简单化以及把史学等同于政治是错误的.同样,割裂史学同政治的关系,强调史学要“超越”现实也是不正确的.在史学工作中应该正确处理好史学与政治关系的三个维度,使史学在与现实政治运动的双向互动中保持合理的运动形态.     

关于“经济文化”概念的历史学思考

关于“经济文化”的概念,经济学界做出了许多解释。历史学视角的经济文化概念强调它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尤其注重在时间和空间框架内考察“经济”的隐性与显性文化内涵。历史学视野中的经济文化不仅要发掘“经济”的文化含义,还要考察其警动过程和规律,尤其要考察和研究它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是如何推动社会变迁的。经济文化研究需要采纳跨学科的方法,加强对经济文化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得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着重强调了：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调查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调查研究要端正态度，注意方法；领导干部亲自从事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和革命胜利的保证。     

论斯大林的“东方”观及对东方革命的扶持

斯大林在继承列宁的民族殖民地观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东方和东方革命.他把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纳入世界革命运动中,把民族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作为推进世界革命新战略的重心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重要支援力量.提出了“不要忘记东方”等口号,以此指导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国际共运实践,帮助和扶持了东方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了中国革命.     

我国大学学术管理的历史考察

学术性是大学的基本属性,从大学产生之初,学术管理就是大学内部管理的核心,但是由于社会和大学自身的发展,这种管理的核心地位越来越受到威胁。由于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模式长久以来是高度集中的集权制,因此更是造成了行政化管理手段的主导。本文从历史解释和文本解读的研究视角,对我国大学学术管理自身的发展进行历史的梳理,从中可以看出在大学管理中学术性的特征日益彰显。     

历史考察对提高学生素质的作用

古迹、文物及历史见证是历史学科重要的学习资源。历史考察是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历史教学的重要方法 ,其独具特色的实践性不仅可以使历史学习变得生动、有趣 ,更重要的是它在培养学生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搞好历史考察不仅要端正认识 ,还要加强各个具体活动环节的指导 ,使历史考察落在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