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李健吾谈《围城》

1980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重印出版后,畅销一时,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文艺报》拟请李健吾先生撰文。健吾先生是钱锺书的老友,钱家的常客,更是和郑振铎经手发表《围城》的人。     

钱钟书《围城》与中国现代小说

我想介绍一下钱钟书的文学创作。因为钱钟书在今天构成了一个话题。对学问家的钱钟书，大家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但作为文学家的钱钟书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争议的。我们不妨看看一些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譬如杨义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将钱钟书小说放在上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范围里来论述的，也就是说，在这一范围里钱钟书的创作才显得有意义。另外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对钱钟书的论述也是放在上世纪40年代框架中来论述，指出他作为讽刺作家的文学意义。     

双重的魅力——钱钟书《围城》解读

“文化昆仑”钱钟书的《围城》虽被称为“学者小说”,但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褒贬不一的评价。而《围城》的魅力能以两条脉络得以充分地阐释：一是钱钟书展现的生活本身。书中以留学归国的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主要线索,塑造出了20世纪前半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畸形知识分子群像,揭露了造成这群人沉沦的社会环境;二是钱钟书展现的自身。书中以富有生气的比喻反映深刻的社会内容,以诙谐幽默的讽刺描绘社会和人生,挖掘人物灵魂,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底。     

文化视角,学人情怀——《出版文化史论》读后

《出版文化史论》(以下简称《史论》)是章宏伟新近结集出版的出版史论文集,分上下两编,上编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下编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版活动。 本书虽然是单篇论文的结集,却有统一的构思和体例,并不使人感到零散杂乱。例如:上编关于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两宋出版业的四篇考述,都包括社会概况、图书政策、图书形态或形制、编校活动、出版物、图书贸易等方面的内容(隋唐五代和两宋增加“刻书事业”),已涵盖构成出版活动的编辑、复制、发行三要素,颇符合现代比较公认的出版定义。上编还有《论毛晋》、《中国古代编辑发展历程》和《雕版印刷术起源问题》三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明、清出版业和古代出版技术的发展概况。读者从上编收入的七篇论文中,可以了解中国古代出版业的发展全貌,上编也可以说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古代出版史。     

出版30年,再品《挪威的森林》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第五部作品《挪威的森林》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主角渡边与两个女孩——直子和绿子之间的情感故事.截至2017年底,《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的销售量已突破2000万册,是日本销售总量最大的书籍.在中国,距离这本书第一部中译本的面世也已28年.优秀译者的介入,使得这部作品的文学生命在进入中文世界后不但没有被损耗,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被强化.虽然这本书并不是以中国读者为受众对象,但中译本的出版仍然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了其价值.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

19世纪中叶,欧洲工人运动兴起,开展的如火如荼,马克思、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场工人运动。1847年11月,国际工人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英国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会议并发言,阐述了他们的革命理论。会议经过充分辩论,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思想并委托他们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定名为《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2月底在英国伦敦以德文正式出版。至1893年,《共产党宣言》在欧洲已经用德、俄、英、波兰、意大利文等多种文字出版。从…     

丁聪与《围城》及其他

丁聪先生逝世有一周年了,今年也是钱钟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值此特殊时刻,略梳两位不同领域的大家的笔墨文缘,似别有意义。     

《雍正王朝》、《恰同学少年》对历史的解读创新

长沙电视台主创的两部电视剧<雍正王朝>与<恰同学少年>播出以来,反响强烈,它们的成功得益于两剧对历史的解读创新.一是以真实性、陌生化的手法还原历史,开辟了历史剧题材的新视野;二是在历史剧中加进时代元素,开创了影视剧的新类型;三是强调认同,但不迷于流俗.     

《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序两篇

出版实践呼唤出版研究刘杲这是一本对中国出版研究的历史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本书对20世纪中国的出版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述,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探讨了中国出版研究的历程和经验。本书以祖国大陆地区的出版研究为主,兼及港、澳、台地区;以图书出版研究为主,兼及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出版研究。它对了解中国出版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出版实践渴望得到出版理     

以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高度审视中国出版史

首先我对<中国出版通史>的出版表示祝贺,对参与这项出版工程的所有领导和专家表示敬意.我刚拿到座谈会通知时,觉得这是件好事情,我要去参加研讨,参加学习.紧接着我就收到了九卷本的<通史>,我一看吃了一惊,原来想象的出版通史是一卷本或两卷本,没想到是按时代分类的九卷本.可以说接到邀请时我是心动,看到书后我是震动.     

王建辉的出版研究及其新著《新出版观的探索》

王建辉的出版研究大致可作三方面的划分：一为书评研究，二为编辑出版理论研究，三为近代出版史研究。三方面相互关联、递进。他的新《新出版观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触及我国编辑出版理论界近十几年的学术兴奋点，既不失现实指导价值，还具有某种出版学术史方面的参考意义。     

追踪学术轨迹 磨砺史学鸿篇——读《中国出版通史》

《中国出版通史》是一部意义重大的出版史专著,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详细地勾画了长达三千年出版历程,梳理了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脉络,推进了学科建设,并体现出尊重史学规范、把握时代风貌等特点。     

五十亿册『红宝书』红遍中国——《毛主席语录》的出版发行经过

60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图书,是中国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据报载,仅在“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的《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     

《出版史料》新刊小记

在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支持和出版界前辈们的推动下,《出版史料》新刊终于与读者们见面了。刊物的“东家”,也就是通常说的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分别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和其所属的开明出版社。新闻出版总署界定《出版史料》办刊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     

《老出版人肖像》后记

这里的50余位老出版人,如今已经老树凋零,真正成了百年人物。他们,属于19世纪,属于20世纪。 在世纪门槛的这边,作一次对20世纪人的缅怀,其实是很愉快的。愉悦的状态,既来自于书房里的席地坐卧,它让我沉浸在无拘无束的翻书之乐中,而主要的还是我有了在心灵里与前人对话的机缘,多好啊,省却现实生活里那许多人际的烦恼。     

《时代》眼中的中国30年

这个计划是历史上广泛、大胆、独一无二的。让10亿人口急剧转向,让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13脱离与世隔绝的状态,怎么可能有先例呢？与外部世界隔离了太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8年开始了它的“大跃进”,或者用北京的措辞——“新长征”。     

《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小引

西方有箴言说:“最聪慧的人,必受益于他的前辈。”此言简略地说明了研究历史的重要。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才能正确地走向未来。历史可以知兴替,供借鉴。但历史漫长,人生苦短。冯桂芬说“太史公论治曰:‘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校邠庐抗议·议采西学》)。就今天而言,近代史对我们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