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初銅尺的考訂與詩 乾嘉考訂家的物緣與詩情

孔尚任發現西漢建初銅尺後,將之帶返闕里,撰文三篇以志念。乾嘉時期,建初銅尺成爲周漢古制考訂者趨之若鶩的珍品,翁方綱、阮元、黄文暘等人都撰寫過考訂詩和文章。梳理這些故事,探尋詩歌寫作的前因,明瞭作者在文本中對人與物相遇的觸動,將能在批評考訂詩的聲音以外,理解這些詩歌寄寓的物緣和情感。     

詩作選刊

正~~     

“三字尾”與傳統格律詩的節奏 試論楚歌與七言詩的傳承

<正>我在拙著《中國詩體流變》中談到楚歌與楚辭時,曾説:"根據多數文學史家的研究,都認爲楚辭是采用了當時南方的楚歌體,又加以改造變化而成的一種新詩體。"這個論斷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繼而談到楚辭的代表作《離騷》與《九歌》的關係時,還没能確認定哪一類作品在前。當時我對《九歌》和《離騷》的創作時間,還是遵從王逸的説法,認爲《九歌》是屈原晚年被放到沅、湘之間的作品。王逸的原話説:《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     

詩性的致意與拯救 德里達與德吉論“命名”

在遭遇"詩的風險與機會"之時刻,在面對"不可能的命名"這一使命之時,德里達和德吉之間的關係,讓柏拉圖虚構的"由來已久的詩哲之争"偃旗息鼓。德里達的解構哲學和德吉的哲學解構面對着一種絶對的責任,一種不可能的責任,即爲他者之名、對他者之名、以他者之名詩意地見證他者之獨一無二的呼唤。無論在哪種意義上,Salute都是一種責任行爲,喻指面對他人、朝向他人以及爲着他人擔負起一種絶對的責任。所以,命名就是致意亦是拯救,還是責任以及回應。命名的詩學或者行動的詩學同時運行在命名、簽名和行動三個層面上,而指向了存在、他者和上帝。     

元聲元氣與清潔的詩史 從詩學讀懂王船山

王夫之是從整體意識形態的高度來審視詩歌和詩史的,因此,對於歷代詩歌,多所批判。他召唤英雄主體,召唤元氣淋灕的詩歌寫作,以便再造華夏文明,他的美學可以稱爲"英雄美學"。     

從文徵明看“送别詩”與“送别圖”的界限

一 文徵明《雨餘春樹》的問題 石守謙先生在討論文徵明(1470-1559)的畫作《雨餘春樹》時說:"雖在畫題上未見與送别有關,實際上却是出自那個轉變時的一幅送别圖."①石守謙承認此畫從主題上與送别未必有關,表面上"只是一幅充滿古意、清雅的山水圖."并且,《雨餘春樹》"不僅僅是對某一狀况下、某一蘇州地區風景外形的描繪而已",這種山水"與畫家對吴地山水的感覺有關","還有深厚的文化傳統".     

天道之兩維早期儒家《詩》學與《易》學的變奏

無論我們對於子貢"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說法做出如何的詮釋,<論語>所見孔子思想中天道角色的模糊確實是顯而易見的.①除了子貢這裹的說法之外,我們看不到另外孔子和門弟子們討論或者提到天道的例子.如果考慮到子產"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②之說所顯示出來的春秋後期政治和文化精英對於天道的疏遠,那麼孔子的這種模糊或許可以被理解成是很自覺的選擇.     

人活天地中作爲藝與政的養生之道

中國有着悠久的養生傳統,包含極爲豐富的經驗操作與理論探索,彌布於歷史文化長河之中,蔚爲大宗,綿延不绝.當前養生文化掀起新的熱潮,既不乏傳統養生資源的多方採掘和殊向詮釋,又廣泛结合現代醫藥保健、心靈診療、科學鍛煉的知識與技術,以身體照料和生命認知爲關注焦點,充分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的關注域,主要是養生現象蘊涵着的意味和牽引着的路向.對於生命康壽、生活美滿的特别在乎,其中體現出來的文化意向,應該得到貼合實情的闡明;這樣的生命傾向與文化意向所受到的質疑,亦會給予有益的回應;進而要審視當前情勢下養生意願與身體消費的合流,加以辨析并有所撥正.     

陳垣《通鑑胡注表微》創作歷程考論

《通鑑胡注表微》是陳垣先生寫作的最後一部專著,也是其得意之作。這部著作不僅集成了陳氏在宋元史學及文獻學等領域的深厚學養,也凝結了其對歷史和現實的思考。長久以來,此書被視爲抗戰史學的典範,而多被民族主義話語所渲染。此種認識不能完整表出陳氏微意。本文考察《表微》的文本,結合時代背景及相關材料,對其創作歷程作出細致梳理,并由此揭示陳氏借寫作傳達的對現狀的判斷及其願望。     

《老子》哲學原創意旨的追尋 一些章節的注譯與述評

正已出的《老子》注譯極多,任繼愈先生《老子繹讀》(2006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和陳鼓應敎授《老子注譯及評介》(修改增補本)(商務印書館2009年出版)兩書爲《老子》注譯提供了基礎。但新作還是續有出版。因《老子》之體裁是詩。"詩無達詁"。這爲新的注譯提供了空間。"詩"特重意境:一個"字"表達一個意境,而非僅僅意義;多言外之意;語法特別靈活。以往的注則多用直譯法,以致有時意境全失,解讀也就     

霍韜晦先生創辦法住事業的意義

正一歷史定位首先,我要對霍韜晦先生在香港創辦的法住事業,在現代中國儒學發展史上,如何定位的問題,表達一點個人的看法。1996年7月,我在臺北中硏院文哲所召開的儒學與現代世界國際硏討會上,所提《孔子成德之學及其前景》一文,其中有下面一段話:這一學派依照所謂後牟宗三時期的發展趨勢來看,似乎已很難再回到傳統儒家的原來軌迹上去了。就個别學者而言,他當然可以順着知性探求之路一直走下去,但就儒家整體的發展而言,借用朱熹的比喻,終必陷入一輪轉,     

方以智的逃禪及其前兩期行實

研究方以智繞不開對他的逃禪行爲及其禪學思想的研究。對於方以智逃禪時間,本文的新主張是始於他1647年的"自爲僧",而并非他公開披緇的1650年冬。最初的逃禪,他雖没有對外宣言和公告,却在詩歌中流露了所思所想和複雜心情。對於方以智逃禪行實,他禪學思想的演變和發展,可分成前期一(隱遁期)、前期二、中期和後期,本文圍繞前兩期,考察方以智的逃禪始末,進而對他後半生的學術立場和信仰歸屬給出判定。     

儀徵卞氏與義寧陳氏的文字因緣陳寅恪先生《寄卞孝萱》詩二首解讀

陳寅恪先生《詩集》有兩首題為《寄卞孝萱》的詩,這兩首詩陳寅恪先生遺詩殘稿中没有,唐筼編詩目不載,卞孝萱先生生前也已失去了陳先生手稿.此二絶句録自吴宓先生抄存稿,藉此世人才知道有這兩首詩.時人程巢父曾撰《卞孝萱娱母 陳寅恪寄詩》文,試圖揭示此詩背景.2008年胡文輝出版《陳寅恪詩集箋釋》也對此詩有所注解,惜二人於卞、陳二家交往知之甚少,又限於體裁未能深入研究.然胡《箋》已搜羅《娱親雅言》之散見於各家别集者十一則,可謂用心良苦.2010年出版的卞僧慧新著《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對於此二首詩却是無所提及,甚為遺憾.今撰此文,介紹卞、陳二家的兩代人的文字因緣.揭示這兩首詩寫作的原委,同時表達對先師卞孝萱先生的無限哀思.臨文不諱,文中陳寅恪先生、卞孝萱先生或直稱名.     

從性别與文化談女性詞作美感特質之演進

多年來,我雖曾寫過不少篇有關詞與詞學方面的論文,但却大都是以男性之作品為主,而未曾寫過任何一篇有關女性詞人的論述.一年前應香港城市大學之邀前往講學,曾做過一次題為<從雙重性別與雙重語境談早期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的講演.     

女性語言與女性書寫——早期詞作中的歌伎之詞

西方女性主義,從20世紀40年代末期女性自我意識之覺醒,繼之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之興起,開始了對於"文學中的女性"與"女性的文學"之種種反思和研討.到以後女性主義性别之論述,則結合了舆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各學派的對話,而且與時俱進地滲入了後結構主義舆後現代主義的種種新說.     

廢園與蕪城:祁彪佳與他的寓園及其它

明末士大夫之營園 寫明末文人故事,幾乎不能不寫其時的名園,因為許多故事本以大小園林為數演之所,也賴有這一種特殊的背景而展開.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就寫到了陸氏南園、杞園、三老園、不系園等.     

從論《詩》引《詩》看《淮南子》思想的儒道分野

關於《詩》的性質,《淮南子》繼承道家思想認爲其是先王遺迹而已,與真正的至道相去甚遠。關於《詩》的功用,《淮南子》一面認爲《詩》是儒生謀取名利的憑借,另一面認爲《詩》可以作爲聖人實施教化的依據,這是其思想駁雜兼有儒道的表現。《淮南子》的引《詩》説理,既可證儒亦可證道,體現出思想的融合。《淮南子》的用《詩》,是在儒道思想競争和共存的背景下的用《詩》,在漢代《詩經》學史上具有獨特價值。     

程堅甫:中國當代農民中的古典詩人——一個被沉埋的詩人和一個被沉埋的詩道

"逢人说项斯" 此文的寫作,有一個故事套故事的緣起. 旅居舊金山的散文家劉荒田兄,傳來一篇他記寫廣東故鄉臺山一位已故老詩人程堅甫的詩詞創作和人生故事的文字.     

陳寅恪以史明詩的虚實分際

陳寅恪"詩史互證"法之説值得省思,他的主要任務是"以詩證史","以史明詩"作爲文學研究法只是歷史研究存而不論的"附屬創獲",需要系統闡發。以《元白詩箋證稿》爲中心加以考察發現,從思維方式上看,以史明詩暗含了文史"虚""實"的學科分野和"實"的詩史辨正;從方法特徵上看,此法注重考證,指向於先"實"而後虚,主"實"而略"虚";從釋詩效果來看,指呈了詩和歷史文化水乳交融的有機關係,使讀者在切實可信的基礎上獲得了一種"通解",從而擴大了詩的審美意境。陳寅恪"以史明詩"的釋詩法所具有的理論缺陷,正是通過和錢鐘書辭章談藝的釋詩法形成鮮明的對照而彰顯出來的,這類於思想史上"朱陸之異"和詩歌風格學上"唐宋之别"各自内部的理論映照,正體現了自身獨特的學術價值。從這點上講,"錢陳之争"應當闡釋爲一個學術思想史概念,它是傳統釋詩知人論世法和語源注疏法的新發展,具有現代學術品格,建立起了詩學史上兩大釋詩模型;二者之間有對立而能補充、求分野而可融合,此起彼伏而交互發展。這對今天的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啓示。     

詩人程堅甫和他的詩藝

程堅甫出生於十九世紀末的晚清,原名君練,號不磷室主、半叟.他青少年時受的是晚清和民初的教育,三四十年代在陳濟棠開辦的廣州燕塘軍校擔任過圖書管理員,也任過廣東省鹽業公會秘書,韶關警察局文書,中山地方法院秘書,廣東高等法院汕頭分院秘書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