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厅式”讨薪

政府启动联动机制帮农民工维权,是在传统的法律渠道之外,尝试提供一种行政上救济,真正效果如何,也考验政府多部门的协作及行政执行力11月12日,位于西安市建工路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大厦,来自江西的姜佳奎埋头填着一份表单。姜佳奎是来"告状"的,2011年他在西安某建筑装修公司做木工,3万多元的工钱至今未拿到。几天前,他从电视上看到,西安市12日正式启动由人社、建设、工商     

15年蜗居烂尾楼讨薪与“底层固化”

烂尾楼，蜗居地。就像“城市实际上是农民工建的一样”，商品房也是经农民工的手盖起来的。民工是建设图纸的实现者，但他们毕竟只是按工取酬的打工者，只赚取一点低廉的工钱：如果这点工钱还不能及时兑现的话，那么，他们就要讨薪了，年关讨薪早已成了常态，讨薪讨上一两年、三五年也不鲜见。可是，谁能想到，有一大批人讨薪要驻扎下来，讨上15年的？     

应指明民工“堵路讨薪”的性质

10月5日，新京报报道了一条民工为讨薪排人墙堵路的新闻：来自四川的10多名民工为了讨薪，组成人墙堵住车公座大街由西往东的官园市场前路口，造成此路段交通堵塞20分钟，汽车排起200多米长龙。警察到现场处理后交通才得以恢复，民工于当天晚上顺利地拿到了工钱。     

对农民工“跳楼”讨薪报道的反思

关于农民工“跳楼”讨工资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跳楼”未必有助于事情的解决,并不是讨工资的好办法。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不力、打官司成本高昂等原因,一部分农民工出于无奈。为了引起社会关注和领导重视,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最终选择了这条路。工钱是农民工的生命,我们理解农民工讨不到工资的难处,但也要正确看待这件事情。目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已经逐渐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媒体做出的努力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在报道农民工“跳楼”讨工资方面。媒体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反思。     

包工头的“红”与“黑”——农民工讨薪遭报复 为70元失去1个肾

2010年1月11日下午4点．高志强被从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重症监护室病房推出,做过CT后,转入泌尿科病房。就在48小时前．农民工高志强因为讨要70元工钱．被包工头叫来的人追着捅了一刀．右侧肾脏主要血管破裂。看着身上插满了导管．高志强说：“被捅的地方很疼．估计流了不少血。”张丽并没有告诉丈夫．为了保住他的命．他的右侧肾脏已经被切除了,“这是他当时唯一的活路”。     

农民工讨薪问题,为何媒体报道少?

2016年1月13日,37岁的四川籍民工李家富因讨要工钱而客死西安(2016年1月18日《华商报》A3版《农民工讨薪时追着包工头出工地 十多分钟后路边身亡》),为这个刚刚到来的新年增添了一抹悲凉. 反观近年媒体对农民工讨薪问题的报道,直接报道具体讨薪事件的新闻很少,而多以“死亡”、 “跳楼” (包括跳桥)、“堵路”、“拉条幅示威”等为主要新闻点出现,在这类报道中,媒体关注的焦点不在于追问具体讨薪事件本身,更在于讨薪所造成的能刺激受众眼球的比较极端的表面后果.     

控诉“黑心”老板

１９９９年 ５月 ６日下午,在武汉市黄鹏路金玉缘酒家打工的熊晓飞（左二站立者）没有想到,自己向酒家老板讨要工钱时,不但工钱没有要回,反遭老板的一顿毒打。其闻讯赶来的母亲（左一）向众人痛斥酒家老板的行为。（该店老板后来被有关部门罚款３０００元。）（原载１９９９年５月７日《湖北日报》第５版）控诉“黑心”老板@周立新     

农民工：怎样跳出讨薪怪圈？

岁末年终,又是农民工该拿钱回家的时候。类似农民工遭遇欠薪的报道,又出现于各类媒体。“辛苦一年,让农民工拿钱回家过个好年!”寒冬中,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愿望吸引着上至党和政府、下至普通百姓的目光。关注的目光,让许许多多的农民兄弟感到了浸入心田的温暖。然而,温暖并没能让所有的农民工把钱带回家。“欠薪”、“维权”等仍是这个冬日里颇有热度的关键词。据建设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各地政府的努力下,截至2006年10月,2003年年底前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为337亿元,目前已偿付了336.82亿元,农民工工资历史陈欠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但是至2006年底,来自各方面的信息显示:目前,全国拖欠民工工资已高达1000亿,建筑企业拖欠工资的比例高达72.2%,仅有6%的民工能按月领取工资。     

父亲讨薪心脏病猝死？好儿女辍学声讨“霸王老总”

2006年1月7日，安徽民工李培岩到阜阳市国际大酒店讨要工资，国际大酒店副总经理杨军指挥保安部经理等一伙人将他活活打死。法医鉴定的结论是：心脏负荷突然增加而致猝死。阜阳市公安局颖州分局以不构成刑事案件为由不予立案。李培岩的妻子儿女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全家先后召开两次家庭会议，最后形成悲壮的决议：以最快的速度筹措资金，一定要将凶杀犯送上审判台，告慰父亲在天之灵。最终，嚣张的犯罪嫌疑人还是没能逃过法律的严惩。     

又到民工讨薪时

不能说政府对此事漠不关心,几年来,国家对此事的关心程度可称得上殚精竭虑,国家对此事已有一整套的专门对策,并非没有解决的办法。可再好的解决办法,遇到消极怠工的执行者,就像一道乘式算术题中遇到了乘数为零。     

他策划了农民工“跳楼讨薪”

他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李。但自从当地媒体用头版篇幅报道他“导演跳楼秀”之后,圈子里的朋友都开玩笑地叫他“李导演”。     

安吉讨薪事件启示

企业资金危局的延后效应考验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智慧,但最终解决企业欠薪等类似问题,还需在法治框架内解决,而不是简单化地诉诸街头压力     

“心乱”与“薪尽”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编辑部对选题有什么想法或线索(那会儿,还不大用“创意”这个词),约哪个作者去采写,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没有谁提出什么先决条件,只要选题有价值,大家都会一下子沉浸到创作的兴奋与冲动中去。稿酬标准、评奖与否、开不开座谈会,从没有人提及,大家关注的是作品发表或出版后产生的影响。这种心状可以追溯到80年代早期。     

找准“结合点”——系列报道《讨薪记》采写体会?

2003年12月我采写的一组系列报道《讨薪记》获得了2003年度人民日报精品奖。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在“值班手记”中称赞这组稿件“抓住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问题开掘得深,为批评报道提供了一个范例。”这组报道所以能引起较好的反响,我认为:一,与找准了“结合点”有关,即找准了社会焦点,找准了政策依据,找准了典型事件。二,较好地把握了批评艺术。找准“结合点”才能开掘得深这些年,每到年底,有关民工讨薪问题,就成为社会的焦点。据全国总工会提供的资料,截至2003年10月底,全国进城务工的民工被拖欠的工资在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建筑施工…     

小额诉讼从讨薪开始

中国现行的劳动争议解决程序明显过于复杂和繁琐,几乎比普通的民事诉讼更为复杂。其结果,导致司法正义对这个最需要法律保护的弱势群体遥不可及有人专门测算过,如果依照现行的中国民事法律程序,一个农民工试图追讨被拖欠的1000元人民币薪酬,即便是相当保守的估计,大致需要18个月的周期,每个案件的综合维权成本——包括个人开销、误工费以及调解、仲裁、诉讼、法律援助等政府成本,大约10000元左右。     

农民工讨薪何时不再上新闻?

2010年2月3日,河南郑州市圃田乡乡政府大院内发生民工讨薪被包工头杀死案件。这个事情是因包工头克扣民工工资引发的,那两个民工去找包工头要钱,包工头说自己没钱,三人就发生了口角。口角中,包工头不知从哪里拿的刀,将他俩杀害。目前,包工头已被刑拘。     

“农民工讨薪”新闻中的敏感议题及脱敏研究

"农民工讨薪"现象迎合了现代媒介的重要性、冲突性、故事性等价值取向,但矛盾的是"农民工讨薪"并未大面积地激活媒介兴奋感。其中,话题"敏感"是制造这一矛盾的主要原因。"农民工讨薪"的"敏感"包含政治隐喻、道德隐痛和社会隐患,对这三种成分的顾虑导致媒体主动屈从外部压力、服从社会建构。如何正确应对这一话题的"敏感",提升舆论监督效果,需要从监督对象的"导火索"隐患、接收群体的媒介心理、各种利益关系三个方面着手寻找出路。     

以情感铺垫 做理性报道——《平顶山晚报》“农民工讨薪”系列报道的实践与思考

从2006年11月28日到今年2月16日（即今年的除夕）,《平顶山晚报》推出了一组“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连续报道,这组报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走近农民工”系列和第二阶段的“讨薪进行时”系列。报道历时两个多月,共发稿30余篇。两个阶段的报道相互联系各有侧重,前者是后者的情感铺垫,后者是前者的目标指向,层层推进,步步为营,可以说是一组较为成功的报道。     

“啊”与“哇”

“啊”与“哇”（西非、北非）一个富翁雇了一个工人，叫他干一个月活，并答应付给二百个里亚尔（按：也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的钱币。）可是到了月底，富翁却说：“你必须先到城里拿两样东西来，否则就别想拿到工钱。”其实，他要的那两样东西，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他...     

黑龙江刘某等涉嫌侵犯“逐鹿中原”网络游戏著作权案

正2014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根据权利人投诉,联合版权部门对刘某等涉嫌侵犯"逐鹿中原"网络游戏著作权案展开调查。经查,刘某、李某、桑某通过VPN代理服务等方式运营侵权网络游戏,通过不断变更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资金流转,玩家数量达数十万人,规模接近该正版游戏,涉案金额近300万元。2014年7月和8月,专案组分别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李某和桑某。目前,刘某、李某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