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排除合理怀疑规定评述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刑事证明标准做出了调整,将“排除合理怀疑”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对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取得的巨大进步。排除合理怀疑的做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就存在,只是本次刑诉法修改才将其纳入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我国证明标准下的“排除合理怀疑”应该有不同于英美的中国式解读,对于其在我国适用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在我国法律框架下提出解决方案。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根据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符合"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之一。而"排除合理怀疑"是源自英美法系中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那么我国的新刑诉法中"排除合理怀疑"与英美刑诉法中"排除合理怀疑"是否含义相同呢?对我国新刑诉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又该如何理解呢?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合理怀疑”新探

怀疑是突破创新的先导,对于人类认识和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合理怀疑是有事实根据的,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意义上的怀疑。提出合理怀疑要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已有的认识成果为前提,同时还需要辩证否定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勇气。     

自由心证与民事认证制度改革

民事认证就是法庭审查判断民事证据材料能否成为证据的过程。本从分析民事认证的概念入手．简析了民事认证制度的历史发展,并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的认证制度总结为“证据能力判断上的法定证据制度,证明力判断上的有限心证制度”。     

论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中采用的证明标准。它从确立之日起,就是否对其内涵进行界定存在着较大争议。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纳入到证明标准当中。顺应了实践需要,体现了立法进步。但该标准存在着将“排除合理怀疑”与“结论唯一”、“排除一切怀疑”相混淆,“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不够清晰,证明标准粗放等问题。因此,应从“合理的人”、“合理的证据”、“合理的判断”、“合理的结论”等方面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重新解读。在此基础上,要切实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设置出体现阶段性和层次性的证明标准,以及针对不同主体、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论自由心证原则

自由心证原则是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自由心证的内容、合理性以及所存在的缺陷,以期此原则在我国审判认证中得到合理运用。     

原心论罪与自由心证

原心论罪是我国古代司法者作为审判案件的一项制度.它强调司法者以自己的认识,根据犯罪者的犯罪动机来定罪,这就给予了司法者很大的主观能动性.近代西方所产生的自由心证制度,它要求法官对于各种证据的证明力享有依据自己的内心确信进行自由判断的权力,同样也使法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关于原心论罪与自由心证的比较研究对于指导我国现在的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理性”的交织——证据裁判原则与自由心证间关系思考

自由心证是证据裁判原则要求的依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具体方法。证据裁判原则对自由心证作用范围、过程及结果产生外部约束,其理性要求和裁判外化也能够促使裁判者进行主观思维活动的理性自我约束。心证事实成为裁判依据之事实的前提在于自由心证的运作及结果符合证据裁判理性要求,而自由心证以其"自由"和"不自由"最终能够实现其理性要求。     

构建我国现代自由心证保障体系的路径探讨

证据制度在诉讼法学中的基础地位是由诉讼自身的特点决定的,诉讼过程是运用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现代自由心证制度是在批判地继承传统自由心证制度的前提下为世界各国所认同,在诉讼中它的价值表征是多方面的,因此应积极构建我国的现代自由心证制度.     

论约束性自由心证制度的构建

自由心证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绝对自由心证＂到＂相对自由心证＂的转变。其主要表现,就是建立了一系列法官自由心证的约束机制,如经验法则、论理法则,法定证明力规则,法定的证明标准,法官的资质和身份保障等。此外,还出现了对法官自由心证内容的外部审查和救济机制,如判决理由公开制度和上诉制度。构建约束性自由心证制度,对于规制法官心证活动的随意性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我国自由心证制度之必要性分析

自由心证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证据制度的核心，是事实认定的原则性规定，它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扬弃，是与发达商品经济社会相适应的。建立我国的自由心证制度，符合我国宪法法律对审判独立的原则性规定，有利于提升裁判的品质，促进法官的独立，提高法官的素质，树立司法权威。     

论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

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是法院维护和保障法治的神圣使命。在广度上，所有行政自由裁量行为都应纳入到司法审查中去；在深度上，人民法院只对滥用职权或显失公正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予以撤销或改变，对一般不合理、不适当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则只能留给行政机关处置，法院不能予以改变或撤销，以保持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司法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必要张力，维持适度的平衡。     

论证据共通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

证据共通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有利于证据资源的有效利用与案件事实的最大发现。证据共通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包括对立当事人间的证据共通与共同诉讼人间的证据共通两种形态。为保障程序的正当性,防止发生突袭性裁判,在法官决定适用证据共通原则之前,应当有一套有效保障当事人权利的程序。     

证据共通原则比较研究

证据共通原则是指诉讼中某一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能够通用于其他当事人,从而使诸当事人对该证据所要证明的事实达成相一致的认定。证据共通原则发生于同一个诉讼中具有相同事实基础的证据的效果认定上,它具有独特的适用范围而不同于其他诉讼中的共通性理论。证据共通原则建立在自由心证主义之上,但在具体适用中,尤其是普通共同诉讼中,仍要注意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维护,从而实现证据共通原则中实体价值与程序价值的协调。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对保证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要的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都已确立,但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学界与理论界存在较多争议。加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与探讨,对于建立我国的刑事诉讼规则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英美国家,是现代证据制度中的重要规则,是法官用以判断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的重要依据。由于立法模式、诉讼模式以及法文化的差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异。分析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渊源和两大法系排除规则的内容及其差异,可促进借鉴西方经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现状及完善

＂两高三部＂于2010年5月30日共同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的出台标志着目前我国已经以立法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由于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使得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不能有效彰显其规制作用和发挥应有活力。本文立足司法实践,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跆拳道裁判与自由裁量权判决方法的探讨

跆拳道裁判执法与法律上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具有类同性,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从法理学角度对跆拳道裁判自由裁量权在自由心证层面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分析跆拳道裁判在判决过程中的实践问题,最后提出规范裁判员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