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回天乏术的万用良药——由其抗药性而引发的科技风险思考

抗生素被人们广泛地用于人类医学和畜牧业生产中,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但人为地滥用抗生素使细菌产生抗药性,甚至出现了危害人类生命的超级细菌。由抗生素的案例可知,对科学技术工具理性的误解与滥用将使人类面临巨大风险。要规避科技风险,就要确立和倡导科技、医学和药品伦理的价值规范;明确科学家的伦理责任,注重其伦理观念的培养。     

技术风险视域下技术主体的伦理责任

技术风险是由技术衍生出来的产物,而技术又是由技术主体发明、建构起来的,所以,从逻辑上讲,技术主体是技术风险的"制造者"。既然如此,技术主体就应该对技术风险承担相应伦理责任。在技术风险视域下,技术主体只有在技术活动中肩负起技术安全责任、风险评估责任、技术预见责任和生态责任等基本的伦理责任,才能更好、更加有效地规避、控制和减弱技术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低技术风险造成的社会危害。     

科学发展观的伦理革命

发展虽然可以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或社会的现象来进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终目标是存在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人类生活的机会.所以,发展归根结底是一个伦理问题.从伦理的视角来审视经济发展就是要把发展与作为目的的人的美好生活统一起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从认识和把握发展的伦理内涵的层面上,对加快发展的本质要求进行了新的揭示.     

行政组织中责任问题的伦理性

责任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范畴 ,而行政责任是行政伦理学的核心。在行政组织中 ,由于责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责任冲突问题不可避免。本文提出以行政伦理规避责任冲突的风险原理 ,并进一步探讨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行政伦理建设 ,尤其是责任伦理建设的一些可能的具体途径     

从“双重变奏”到“良性互动”：教育领域技术伦理冲突的本质与调适

当下,教育领域的技术伦理问题日益增多。虽然已有不少研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路径,但往往过多问责技术而忽视了伦理向度的考量。从伦理与技术的本质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破解教育领域技术伦理问题的根本途径。技术与伦理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双重变奏,正是具有进取性的技术和具有规约性的伦理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冲突,才推动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在教育领域,技术与伦理间的冲突本质上是社会和教育发展进程中技术打断既有伦理规则并发生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从更深层面看,正是教育伦理通过规约技术主体的伦理意识、伦理意向、伦理行为,而对技术产生作用;同样技术会在技术主体的行为目的、过程、结果三个方面对教育伦理产生顺应或冲突的作用。未来教育领域的技术与伦理调适路径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双管齐下：理论上,可先从技术与伦理哪一方阻碍社会及教育的向好发展来判定“被调适方”,然后确定问题阶段并明确相应的调适路径,如规避技术风险和弱化技术异化,对滞后和不适于教育发展的伦理进行破除、完善或更新;实践上,倡议成立教育技术伦理委员会,充分发挥技术专家、伦理学者和教育技术专家的专长,共同助力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新媒介伦理建构的基本维度:责任伦理

现代社会的新媒介化生存与新媒介化风险的现实需要确立以“责任”范畴为核心理念的新媒介责任伦理.在新媒介化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新媒介责任理论的出现不仅使传统伦理学迈向了一个新的领域,同时也赋予了传媒伦理学新的道德维度.新媒介责任伦理学的建构应以技术伦理、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为内在维度,形成现代传播伦理的新模式.     

高职学生技术伦理教育的基本维度研究

技术伦理是技术人员在工作、生活中确认并遵循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以技术伦理的技术价值观、技术道德规范和技术主体的道德责任三个基本维度为研究对象,论述其在高职院校学生技术伦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旨在为高职院校开展技术伦理教育提供理论指向。     

论后现代生态设计及其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虽然现代工业文明高效地带给人类极为丰富和便利的物质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逐渐枯竭和环境严重污染的问题。现代工业文明所孕育的现代主义文化越来越显现出其不足之处,后现代主义文化开始对它进行反拨与纠偏。其中,后现代生态设计将会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设计师从原材料的选择到产品的结构设计都应体现生态保护的思想,并且要明确新产品生命周期并树立新的产品价值观。后现代生态设计是利用生态系统自我有机更新能力的一种再生循环设计,顺应生态规律是它的核心思想,在设计中强调运用生态学方法。后现代生态设计体现出来的设计师对社会和自然的责任、设计者的价值观和崇高的职业道德,完全符合了这个时代的设计伦理。     

现代工程的基本特点及其哲学思考

工程活动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技术、管理、社会、伦理、生态等多个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活动,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生活,建构着新的生活世界。随着人类实践的深入,现代工程活动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例如工程规模的庞大化、系统化、集成化,工程目标的多元化,工程活动的高科技化,工程存在的虚拟化,工程建设的生态环境影响力增大。对此,我们必须从哲学层面予以深入思考和理性把握,以便为工程实践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与价值观导航。     

试论教育系统中生活指导教师素质的培养

生活指导教师是一个特殊群体,在我国的教育系统中一般存在于寄宿制学校当中。生活指导教师本身属于教师类别,但负责的工作内容除了教学工作之外,还包括对学生的宏观教育,主要涉及的内容是学习任务之外的生活细节指导和道德教育培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活指导教师承担了一部分家长的责任和工作。因此,作为一个生活指导教师,除了要在学习方面做好工作之外,还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责任非常重要。本文结合我国生活指导教师群体工作现状,对相关的教育素质培养进行探讨。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风险及其规避

近年来,有关"人工智能+教育"的研究如火如荼,在教育学界掀起了一股"人工智能热"。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具体可分为教学类、学习类和管理类,运用风险理论对人工智能的教育应用进行分析,文章发现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存在智能教育治理风险、技术风险、伦理风险以及教师职业替代风险等潜在风险。为有效规避这些教育风险,文章提出在未来教育变革中应正确认识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关系,探索人工智能教育精准治理新范式,推进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伦理建构,以及培养人才适应、驾驭人工智能的关键素养。     

智能时代未来学校建设及其伦理风险规避

人工智能促使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技术驱动成为智能时代未来学校建设的基本特征。技术在助力未来学校建设的同时,存在着责任模糊、主体异化、道德缺失以及育人弱化等伦理风险。为规避智能技术对未来学校建设潜藏的伦理风险,具体实施的策略包括：完善各主体应有职责,明晰教育责任;重新定位师生关系,构建人机协同体;建立数据资源透明机制,发展学生健全人格;塑造温情氛围,重拾育人初心等。     

教育技术伦理研究:理论视角与内容边界

近年来,人们对技术与伦理关系的深入认识,以及对教育技术实践中道德问题的持续关注,促使教育技术伦理成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该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少具体伦理思想的指导,研究内容比较宽泛,阻碍了教育伦理、技术伦理等学科对教育技术的人文关照,因而不利于教育技术伦理研究的深入开展。基于多维伦理视角来考察教育技术,不仅有助于促进人们了解教育技术伦理的重要性,同时对教育技术伦理研究内容的选择与确定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我国教育技术密切相关的教育伦理、中国传统技术伦理、马克思技术伦理、现代责任伦理等思想资源,为教育技术伦理提供了研究视角与思路,也启示人们从教育技术伦理内涵、教育技术行业伦理规范、教育技术实践伦理问题等方面来界定该研究的主要内容。     

另一种伦理观：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与建构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将女性主义与环境保护主义联系起来,探究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主宰女性与人类主宰自然之间的关联.它提出,价值二元论与等级制是压迫机制相互纠结的基础,要真正解决性别歧视与环境危机问题就必须改变父权制文化的伦理价值观.生态女性主义用关怀伦理理论来建构一种新的环境伦理理念: 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性、人对自然的尊重不仅应来自义务,人对自然应有情感回应,关注具体经验基础上的人对自然的关怀、保育和爱。     

从传统伦理到境遇伦理：人类基因干预技术伦理的思维转向

以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为代表的传统伦理学难以应对人类基因干预技术的技术风险和伦理风险。与之相比,境遇伦理学具有全局性道德思维、强调伦理共同体的价值诉求、突出道德选择的权衡性以及承担自由决断的道德责任等理论特征,能够有效应对人类基因干预技术带来的风险挑战。境遇伦理学既注重伦理规范的普遍性原则,又强调原则适用的具体情境,从而实现了伦理规则与技术境遇的融通,为人类基因干预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切实的伦理引导。     

“微文化”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微文化以"微观、快捷、私密"的运作理念,影响着当代青年政治价值观、功利价值观和伦理价值观养成。就微文化的积极效用来说,其微观性推动了青年政治价值观的快速养成、快捷性拓展了青年功利价值观的广阔视野、私密性有助于青年伦理价值观的积极取向。就微文化的消极作用来说,微文化传播主体大众化不利于青年政治价值观的理性选择,微文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不利于青年利益价值观的整合,微文化交流互动性不利于青年消费价值观的合理变迁。规避微文化的负面效用,必须加强微文化的引导、注重微文化的监督、丰富民众微文化生活。     

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的伦理风险隐忧及其规避

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度融合全面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革新的重要趋势。但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也隐匿着一定的伦理风险,呈现出隐私侵犯与责任失守、智能仰赖与茧房围困以及情感疏离与交流异化等多方面伦理风险样态。究其成因,与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偏移弱化人文关怀、教育者和教育对象技术素养的欠缺以及伦理规制与政策法规的迟滞等关联密切。据此,要强化责任自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大数据责任伦理规制;回归教育主体,坚守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聚焦情感向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智慧化教育场域中的情感温度等风险规避路径。     

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生态伦理学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态伦理问题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长期以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受社会历史、经济发展、制度设计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国有企业一直以追求高利润作为自身发展的主要目标,而较少关注其自身的生态伦理责任建设,引发了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国有企业良好形象的塑造、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乃至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生态伦理责任建设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创新发展和协调发展为有效原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从生态伦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国有企业生态伦理责任缺失的原因、规避由于国有企业生态伦理缺失带来的风险以及重塑国有企业生态伦理责任的建设路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于弱势群体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理性思考

经典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高等教育投资是有回报的,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确定因素,个体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是有风险的。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切入点,从高等教育成本、就业、收益等三个方面来探讨弱势群体高等教育投资存在的诸多风险,可以防范和规避教育投资风险。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及规避路径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智能科学应用技术发展的必然,为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广阔发展前景。但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还隐匿着伦理风险,呈现出主体地位消解与情感疏离、算法推荐与学生个性发展异化、个人隐私泄露与权责不清等多方面的伦理风险样态。其生成原因在于其与相关主体的技术素养欠缺、人工智能算法技术自身的局限、伦理制度和政策法规的滞后等有着密切关联。为防范和规避这些风险,需要“以人为本”构建新型师生伦理空间、“以术为用”增强智能思政的技术治理、“以法为界”构建智能思政大数据责任伦理规制,推进做好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伦理风险的防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