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博戏

唐代的社会风气极为开放，自由浪漫的风气形成了文士不受拘束的心性，对快乐与放纵的追求，又促使他们将博戏视为不可或缺的游乐方式。好赌的文人在唐代是屡见不鲜的，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盛唐著名诗人崔灏，也是喜欢樗蒲饮酒的放浪形骸之辈。至于中唐以后，文人的生活更是与宴游博戏青楼妓馆紧紧连在一起。《唐摭言》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张祜客居淮南幕中，有一次参加文人聚会，宴会上杜牧向歌妓索取骰子以赌酒，并随口吟道：“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张祜应声答日：“便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略指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唐以后士子的精神追求，他们不再一味地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肯定个体的价值，而是走向生活，走向享受，走向了另一个极致，博戏也因此而备受青睐．     

论黄庭坚禅书的关学思想

禅宗,兴于唐而盛于宋,主要提出“不立文字,即心即佛”的修行主张,注重“心即真如”的本体论,启发了宋代文人对书法创作革新的欲望,注重书法的意境之美,开创了宋代书法的“尚意”书风。     

朱熹的身体观及静坐实践

身体是儒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就礼而言,需要身体的外在展现,才能通达仁道、即身显仁,最后才能即身显礼;就身心而言,身体是筑基之本,没有无心性的身体,也没有无身体的心性。同时儒家又将身体视为罪恶的渊薮,常怀惕惕之心：一方面身体是精神需要克服的障碍;另一方面,当个人的人格提升至某一层次以后,身体反而成了精神的具体化,身与心泯然不分。相较而言,朱子对身体引发的欲念虽然心怀警惕,但不至于将“身心”二元对立,总是心怀乐观,认为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斗后,个体可以发明道心,达明理之境。静坐就是一种通过控制身体从而达到内心转变的心理技巧。朱子大力提倡静坐,认为静坐可以制却欲念、收敛身心、思绎道理。在此,通过“敬”的工夫,在“身—心—理”的同构中,级级演进,层层发明,身心之间的藩篱似乎可以轻易打破。     

茶马古道与下关沱茶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2004年度魅力城市评选活动中,大理从全国600多个地级以下的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十个“最佳中国魅力城市”之一。大理的魅力在于:地处滇西要冲,“茶马古道”和“蜀身毒道”于此交汇,在商贸通道上构成了交叉型和双边型的商业文化,使大理成为中原、东南亚、南亚、西亚文化的交融之地,正是茶马古道和蜀身毒道的文明,使大理成为了“站在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     

亳州城中话会馆

亳州,古称谯城,地处中原,一向有中州门户、徐兖咽喉之称,且盛产中草药,为我国古代四大药都之一。涡水绕流其城东北,上接大河,下通江淮,水运极为便利。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兼水陆之便,物产丰盛,亳州城内长期商贾云集,会馆林立,明清时期即有“小南京”之美誉。《关帝祠前创建戏楼题名记》云:“古谯邑之城北,俯涡水,秦、晋、燕、齐、楚、豫、吴、越商贾辐辏,舟车云集,盖□之北河之南一大都会。”由此可见古时亳州商业的繁荣。“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亳州商业繁荣,为利所驱的各省商人自然想在亳州的涡河水中淘金捞银。于是,亳州…     

故宫古墨香

故宫博物院珍藏文房四宝及相关文物8万余件,数量与质量均属上乘,其中不少是墨,大多出自明清两代。故宫藏墨,按来源和属性可分宫廷作坊的“御墨”、各地官吏向皇帝敬献的“贡墨”、“徽州墨家制墨”、“文人自制墨”、“集锦墨”和“彩色墨”等类。     

古典诗词中“舟”的文人情怀

<正>舟是古人出行常见的交通工具,它作为诗歌中的常见意象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诗经》中就有诸多舟意象出现,如“泛彼柏舟,亦泛其流”“二子乘舟,其逝”“泛泛杨舟,载沉载浮”“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在几千年的诗歌创作中,舟之“景”与文人之“情”建构了感人至深的意象群,具有深刻的文人思想、文人情怀。     

古代"中和"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中和”的观念产生是很早的,《国语·郑语》中记载,西周时太史太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并指出“以他平他谓之和”,即把不同元素相互配合求得矛盾均衡统一称之为“和”,只有“和”事物才能发展。他强调多样统一的和谐美,根据“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他提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认为同一种音、色、味的数量增加,不会有悦耳的音乐、华丽的文采、可口的味道出现,只有多样的声音、文采、味道各自的和谐统一,才能产生美。以“和”为美是史伯美学思想的核心,继而运用和申发这一见解的是晏子,《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论稔：“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翻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于,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以水济水”、“琴瑟专一”,是同类事物的简单重复,不能让人产生美感,只有五味相济、五声相和,将多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困素综合调和,才能给人感官的愉快。晏子认为为政亦如“济五味、和五声”,必须兼听不同的见解,以使政通人和,臻于美政。由此可见,史伯、晏子都把“和”与“同”视为两个对立的观念,而且尚“和”弃“同”。孔子、老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老子论天地万物的起源,即认为是两种对立因素“阴阳二气”相中和的产物。《老子》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气”即阴阳会合之气,中和之气。阴阳是两种对立的     

书斋案头的精致——说文房

说到文房用品,最先想到的无非是笔墨纸砚四大类,常被称为“文房四宝”,是旧时文人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近代书写方式的革命,使得除了从事书画创作与研究的专业人士之外,大多数现代文人的书房中已经没有了“文房四宝”,更不要说与之相关的一些杂项。于是许多旧时的书房文具不仅淡出了人们的生活,甚至已为今天的人们所不识。     

日本人的竹枝词

竹枝词是研究地域文化及民风时尚的重要史料。近年来，随着地域文化热的升温，状摹风俗、叙写人情的竹枝词日益为学界所重视，《清代海外竹枝词》、《上海洋场竹枝词》和《中华竹枝词》等一批竹枝词资料陆续出版。不过，这些都是中国人的作品。而域外作者所写的竹枝词，尚鲜为人知。 在江户时代（１６０３年一１８６７年），位居东土的日本人醉心于中国文化，“颦效西施，夸称土风”，写有大批的竹枝词。这些竹枝词，大多是摹仿明清的文人趣味，记叙日本各地“山水风土之明媚佳丽，叙才子佳人之温雅丽婉”，其中也不乏治明清文史及中外交流…     

毫州城中话会馆

亳州，古称谯城，地处中原，一向有中州门户、徐兖咽喉之称，且盛产中草药，为我国古代四大药都之一。涡水绕流其城东北，上接大河，下通江准，水运极为便利。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兼水陆之便，物产丰盛，亳州城内长期商贾云集，会馆林立，明清时期即有“小南京”之美誉。《关帝祠前创建戏楼题名记》云：“古谯邑之城北，俯涡水，秦、晋、燕、齐、楚、豫、吴、越商贾辐辏，舟车云集，盖口之北河之南一大都会。”由此可见古时亳州商业的繁荣。     

鸟与饮食习俗

饮食是人类的本能,离开饮食,那就是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从人类诞生起,饮食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原始社会传说人们茹毛饮血。《礼记·礼运》：“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人们与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生吃草木的果实、根茎以及飞禽走兽、蚌蛤虫鱼等。     

婆娑飞舞凤 宛转起蟠龙

正唐代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专门谈及了同处唐代的大书家张旭的草书书写状态,其敬服之心溢于言表,他是这样说的,"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南通范氏诗文世家》序

余自總角之年,漸識家學。每讀堂中曾祖伯子先生聯:“攬轡登車,一世澄清須滿志;讀書閉 戶,萬家憂樂盡關心”,中心勃鬱,知君子之行藏,不惟獨善其身,亦且兼濟天下。先嚴子愚先生 則諄諄以告先祖仲淹先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寧鳴而死,下默而生”、“下為     

論中國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結”

自古“屈宋”并稱,但人們總覺得宋玉有忝列名號之嫌。筆者認為,“屈宋”并稱絕非偶然,宋玉的意義主要不在其“楚辭體”的《九辯》,而在于其最早大量創作“賦體”文學(宋王與荀子同時而略早),特別是源于其《高唐》《神女》二賦的“巫山神女情結”(筆者仿造語),可謂揭示了中國文人及至全人類心靈共有的隱密和騷動,開創了中國文學中以人神性戀為基礎的情慼叙述原型和性戀結構模式,成為中國文人一代代反復吟唱的文學母題,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了非正統的卻是排山倒海式的滾滾洪流——“巫山神女情結現象”。由此可以窺見宋玉的深遠意義和影響。     

“喜上眉梢”瓷笔筒鉴赏

<正>笔筒是一种常见的置笔用具,"文房四宝"之一。一般呈圆筒状,材质有竹、木、瓷、漆、玉、象牙、紫砂等。笔筒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较高的文化品位,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传世器物,大多是用瓷或者竹木制作的。对笔筒的明确记载始于明代,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文震亨《长物志》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     

老子美学思想的生命之维

老子美学思想是及其丰富的。其中,重身、贵身思想是其美学的旨归。老子对玄之又玄的"道"的界定,意在消解宗教神性对人的束缚,旨在人的自由与和谐;老子对人的生存和生命的关注是其美学的重要特征,老子把"人"提升到和"道"、"天"、"地"平齐的地位。因此,从生命之维去考察老子美学思想是极其恰当和有效的,老子美学实质上就是生命美学。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也是以关乎现实生活的"实用理性"开始的,老子美学思想尤其突出地表达了反对人的"异化",追求个体人的"自由"和群体的"和谐",即以不违逆个体生命"情性"为美。     

观点集萃

人类美学的三大范式袁鼎生在《社会科学家》上撰文指出，美学范式是反映一个时代的美学最为普遍的共性、最普遍的特性、最为集约的精神的范畴，也是反映一个时代的美学跟另一个时代的美学整体区别的范畴。研究审美范式的历史转换，可发现人类美学的普遍规律，并能为美学主要规律、基本规律的形成寻求机制。人类美学发展，经历了依生之美、竞生之美、整生之美三大范式，它们分别同人类发展的古代社会、近现代社会、当代社会相对应。审美范式的历史转换，带动了它们统摄的审美理想、审美的主要范畴的同步转换。具体来说，随着审美范式由依生之美向竞生之美、整生之美的转换，审美理想也由和谐向自由、美生转换，审美的主要范畴也由壮美、秀美经由崇高、悲剧、喜剧向生态美、环境美转换。人类这种美学多层次统一的受审美范式规范的立体转型，确证了审美范式巨大的张力与聚力，确证了审美范式是每个时代的美学网络的网纲。把握了时代的审美范式，也就整体地把握了时代的美学系统；弄清了审美范式的发展变化规律，也就把握了美学发展变化的总体规律。“华夏”可以指称中国各民族詹鄞鑫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撰文指出，甲骨文中地位崇高而且并列的“华”和“夏”，应该就是文献中的“华”和“夏”。“华”和...     

从《传习录》看王阳明的“心物之辨”

正王阳明(1472—1529)依靠"心外无理"论述了"心之本体"的基本命题,并且在《传习录》中明确了心物关系。"心"在本体上的存在意义被揭示,其与物的辩证关系也就逐渐显现出来。理解王阳明的"心物之辨",是理解其将存在本体与现象世界联系起来的基本出发点。王阳明哲学对于心体的重建,使得"心即理"成为"心学"的基本命题。同时他论述了"心外无理",在对心和理的阐发之中,往往涉及到心物关系。在心之本体的强调下,事与物都成为"本心"     

歙县渔梁街与徽商巴慰祖

歙县渔梁街是明清徽商水路经营的重要码头。渔梁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徽商文化是其主要特色。当年徽商从渔梁出发,创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商业奇迹。作为“儒商”,不少徽商能诗尚文,留下一些吟咏渔梁的诗篇。我近年阅读徽商诗集所见,虽难求全,却可见一斑。清乾隆年间著名篆刻家巴慰祖的故居,是渔梁街现存规模最大的古民居。